第2章 法租界巡捕房：一个人建起党支部

租界是中国近代史上列强侵略中国的特殊产物，是“国中之国”，其治外法权和独立的市政管理一方面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是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巡捕房虽然是租界当局最倚重的行政力量，但其实，因受到政治模式影响，巡捕房很容易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机会。此外，巡捕房也暗藏着不少革命的支持者、同情者，他们悄无声息地传递红色之光，庇护或释放革命人士。租界对中共诞生来说，并非毫无意义。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上海法租界的渔阳里建立的，中共中央机关也曾长期设在上海法租界。

法租界的巡捕房建立于1856年6月，是隶属于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的警察机构，巡捕房内设置总监一人，副总监若干人，中央巡捕房（今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所在地）下设6个巡捕房：麦兰巡捕房、霞飞路巡捕房、福熙路巡捕房、贝当路巡捕房、小东门巡捕房，还有一个巡捕房设在中央巡捕房内。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党就在法租界巡捕房建立起情报关系，之后又在文职人员中发展过党员。但由于党的地下组织屡遭破坏，到全民族抗战初期，法租界巡捕房已经没有党的组织活动。为了在法租界巡捕房华捕中恢复中共地下组织，党于1939年底派马文林“打了”进去。

马文林是山东人，1934年因为家境贫穷来到上海，进入英商电车公司当售票员。他平时乐于助人、仁义豪爽，在公司很受人尊敬。那时他每月工资8块钱，除了吃饭和必要的生活开支外，总是省吃俭用，不当班的时候常常去静安寺书摊上买书看报，看了《奋斗》杂志和一些革命小丛书，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产生了信仰共产主义和寻找共产党的想法。那时有一个名叫蔡仁元的人，也是去静安寺书摊上买书看报的常客。他们两人在多次交往中相互熟识，成了要好的朋友。

蔡仁元（化名韩念龙，后任外交部副部长）是贵州遵义仁怀人，1927年在遵义三中读书期间，深受校长黄齐生的影响，立志追求民主革命真理，报效祖国。1929年毕业后，因不满贵州军阀周西成不准黔籍学生外出求学的高压政策，怀揣200块大洋，晓行夜宿走路到重庆，然后坐船到南京，再坐火车来到上海，进入广西名流马君武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公学，主攻美国经济。这为他后来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基础。1932年初，上海发生日军故意挑衅中国军队的一·二八事变，地处吴淞的中国公学也遭受日军炮火的狂轰被炸毁，他与同学一道搬迁到法租界上课，完成学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蔡仁元经常参加学生救亡宣传活动，曾在田汉创作的《伊通河畔》中扮演配角。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几乎都知道有个“老蔡”，著名戏剧家夏衍还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老蔡”，足见他在当时已很有名声。

1935年蔡仁元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与陈之一、郭光洲、张继桢、周林一起领导发动了六万多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上海反日大罢工运动。这场罢工斗争贯彻了刘少奇《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的精神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终取得了胜利，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也高度评价了上海反日大罢工运动。

1938年秋，蔡仁元在上海崇明岛参加抗日游击队，开始他的军旅生涯。就是这一时期，他介绍马文林认识了刘长胜。刘与马谈了话后，决定发展他为共产党员。宣誓那天，马文林激动得一夜未曾合眼。誓词大体内容是：志愿入党、服从组织、严守秘密、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之后仍交由蔡仁元联系。后来又转给刘宁一、张祺联系。

1938年底，有一个查票员诬蔑马文林“揩油”，马在一怒之下打了查票员，结果被英商电车公司开除。当时党组织要马文林通过亲友关系打入巡捕房。1939年初，马文林花了20块钱，打入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仍由张祺联系，后转给邵健联系。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后，他按照上级要求，积极开展建党活动，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的方法，先后发展了贝当路巡捕房的王峨、马永和、鲁正成、陈品梅、陆士达，嵩山路巡捕房的姜敏，福熙路巡捕房的徐本初等人入党。1940年底，法租界巡捕房党支部建立，马文林任支部书记。1944年夏天，马文林因为身份暴露而离开上海到了解放区，后来由他发展的党员又在各自的巡捕房里发展了一些党员，总共约40名，由此也可看出他在法租界巡捕房所做的建党工作颇有成效。

他会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向大家传播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教育。当时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制度有些不同，如英租界巡捕房可以穿制服回家，法租界就不可以把制服穿回家。每天上班前，大家都集中在更衣室换制服上班，下班时，大家也都在更衣室洗澡后换便衣回家。这一早一晚更衣空隙时间每天总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是大家吹牛、聊天的好机会。值勤一天的巡捕，到了下班洗澡更衣的时候，都会谈谈一天的所见所闻，有的讲政治新闻，有的讲社会新闻，更多的是谈些桃色新闻。马文林觉得这是一个向群众宣传的极好机会，于是，他把自己从进步书刊中看到的进步思想内容通过自己的理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大家讲抗日战争形势、长征的故事、西安事变等，广泛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

做宣传工作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方式，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密切联系群众。法租界巡捕房苏北人多，山东人少一些，这些人的家乡，大多是在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抗日革命根据地，马文林有时也讲些八路军、新四军的故事，有的巡捕对此很感兴趣，甚至连“两道头”（相当于警长）也来听。通过开展宣传活动，他团结了一些人。一些要求进步的青年，都喜欢接近马文林，并问他讲的这些故事都是从哪里听来的。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又不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马文林就把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借给他们看，并有意识地告诉他们这些书是从正儿八经的书摊上买来的。这样有些巡捕就自己出钱买书看，后来也逐渐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觉悟。他们看了书后也去讲故事，而且有的讲得很好。有的巡捕为了在值勤时也能看进步书籍，就把书拆开来放在大檐帽里，帽子一脱拿在手里就可以看书，看一页，翻一页，看见查岗人员来就把帽子往头上一戴，谁也看不出。当时每个巡捕有一只碗筷箱，可以上锁，马文林就把进步书籍藏在碗筷箱内。有一次，他事先得到了清查的消息，就把钥匙交给了另一个人，要另一个人把他箱子里的进步书籍拿掉，放了一部《三国演义》进去，这样就消除了对他的怀疑。通过这些活动巡捕们得到了启发教育，思想觉悟也提高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建党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马文林还特别善于利用法租界巡捕房人员的特点，采取各种形式，组织群众，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建党活动。法租界巡捕房苏北人多，他们大多家境贫苦，来上海谋生找出路，肯吃苦，比较朴实懦弱。针对这些特点，马文林拉同乡关系，结干亲、拜兄弟，把群众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然后，通过同乡关系摸清一些人的情况。对周围人员的来龙去脉、社会关系、政治思想、上班班次，都一一摸清楚。因为人员情况摸清了，他也就能针对各种情况有的放矢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对一些迷恋赌博的，他就从关心的角度出发讲清赌博的危害，对他们规劝；年轻人要找对象，他就帮助他们出主意，当参谋；喜欢看书的，他就到图书馆帮他们借书；单身汉不回家，他就搞读书会，组织他们参加集体读书、看电影等活动。逐步把这些人引到关心国家大事、不断提高觉悟的正路上，然后再从中物色发展对象，做好建党工作。

此外，马文林牢牢扎根于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实际生活困难，取得群众信任，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当巡捕的经济并不宽裕，但碰到谁有困难，特别是进步青年有困难，他都尽力帮助解决。当时有一个巡捕叫王峨，是苏北人，和宁波姑娘谈恋爱，女方父母坚决反对，这个姑娘就跑到王峨集体宿舍里来。马文林就发动大家凑些钱给他筹办婚事，买些日常生活用品，找几个同事在一起吃顿饭表示祝贺，搞得热热闹闹。还有一个叫马永和，这个人不识字，马文林就教他读书，学文化，教他如何查字典，在学习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取得了他的信任。在此基础上，经过培养与考察，发展他入了党。马文林在发展徐本初入党过程中，也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不仅做徐本初工作，而且还做好徐的家属工作。他每次到徐的家里去，都要带点东西给他小孩，逢年过节都要送点东西给他父母，对待他的父母像对自己家里的长辈一样尊敬。因为他平时不吸烟、不喝酒，久而久之，徐本初的父亲把他看作正直有为的青年，希望自己的儿子与马交朋友，向马学好。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徐本初被吸收入党，后来担任了卢家湾警察分局支部书记，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经过马文林将近两年的建党活动，1941年初，在法租界巡捕房华捕中，他建立起党的地下支部，壮大了革命力量，为以后法租界巡捕房的地下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