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恐怖主义、核扩散以及地区不稳定通常被默认为居于美国面临的国际威胁名单的前列。直到不久以前，与其他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仍然是最大的危险，冷战期间的苏联威胁就是一个最近的生动例证。然而，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全球主要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它们之间的竞争也变得缓和。与此前一个世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大国战争的担忧已经不再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尽管一些观察家担心不断强大的中国最终会对美国安全构成挑战，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中国也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威胁，与经济竞争的担忧相比显得相形见绌。与欧洲发生冲突更被视为不可能，它是过去的危险，而不是当前或者未来的危险。

和平而又相对安宁的大国关系的前景对美国的政策制定具有重大意义。如果冲突不大可能发生，那么美国就应该降低维持其单极军事优势及全球覆盖的优先级别，将推动经济增长和繁荣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如果相信良好的政治关系能够得到维持，美国就可以从容地采取不那么具有挑衅性的外交政策——而如果知道美国不是一个威胁，主要大国就既不会采取侵略性的应对措施，又不会质疑美国的善意动机。如果并没有来自其他技术发达的国家的威胁，美国就应该减少在尖端军事力量上的投入，并且加大地区干预与反恐的力量投入。

评估未来的大国关系是否可能是和平的，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战略，这需要我们解决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有何影响？更具体而言，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军事要求结合在一起，是否会导致国家始终倾向于采取竞争性政策？或者相反，一个国家对其军事实力的担忧在某些情况下能使合作成为最佳选项吗？国家动机和目标对其行为有何影响？到底是国际体系及其造成的不安全，还是“贪婪”国家的非安全动机驱动着国际竞争？国家间政治关系对冲突的可能性有何影响？更具体而言，一国有关他国动机的信息如何影响竞争或冲突的可能性？对他国动机的不确定性是否要求国家采取竞争性政策？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但是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任何一种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没有提供一个框架，以便让我们对这些问题形成完整而又平衡的答案。相反，它们倾向于强调一个变量而舍弃其他变量。因此，它们的论证忽略了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并且未能捕捉到对国家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一些地位显赫的理论存在演绎上的缺陷，这进一步引起了有关国际政治性质的关键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