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

她在哪儿？

积极/消极，

太阳/月亮，

文明/自然，

白天/夜晚，

父亲/母亲，

思维/感觉，

智力/情感，

Logos/Pathos（理性/感性）(1)。

形式，凸起，行走，前进，种子，进步。

质料，凹进，行走其上的大地，容器。

男性

女性

总是同个隐喻：它有着各种形象，出现在所有话语中。我们跟从它，它引领我们。当我们阅读或说话时，同一条线索，也可以说是双重线索引导着我们，在文学中，在哲学中，在评论中，在多少世纪的表现中，在思想中。

思维总借助“对立”来思考问题。

说话/写作

高/低

而且是有差等的二元对立。高级/低级。神话，传说，书本。哲学体系。到处都要建立秩序，对可思考之物，有一条对立的铁律（二元的，不可调和的；抑或是可以消解的，辩证的）。所有对立的组合都成双成对。这有什么意义吗？逻各斯中心主义使思想（一切概念、法典、价值）服从于两个对立项的系统，会不会跟男性/女性成双成对有关呢？

自然/历史，

自然/艺术，

自然/精神，

激情/行动。

文化理论、社会理论，还有整个象征体系——艺术、宗教、家庭、语言——全都设计为再现这同一种模式。在同一个运动中，每组对立构建起来，有了意义，再自我毁灭。全面战场。每一次，都有一场战争打响。结果总是伴随着死亡。

父亲/儿子　权力关系、特权关系、力量关系。

逻各斯/写作　关系：对立、冲突、接替、回归。

主人/奴隶　暴力。压迫。

然后我们发现，总是同一方“获胜”。于是有了差等。在这样的等级之下，对所有概念的组织权交予男人。在积极与消极之间有了雄性特权在对立中脱颖而出，并依赖这种对立。所以传统上人们处理性别差异问题时，会引入积极/消极这组对立。

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拷问哲学史——作为哲学话语给思想发号施令并进行思想再生产的哲学——我们会发现(2)，其中的绝对常量正是积极/消极这组对立，它决定着所有价值。

在哲学中，女性总处于消极一方。每当涉及女性问题，检验亲属关系结构，讨论家庭模式，事实上只要涉及存在论问题，只要人们自问“这是什么？”的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只要涉及“意味着”，情况就是这样。一旦人们问及欲望、权威，问题就回到父权上了。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这种操作完全没有留给女性任何位置！

基本上，“存在”的世界排除了母亲也能运作。只要有“母系的”，就不需要“母亲”：于是父亲当母亲——父亲就是母亲。女性要么是消极的，要么干脆不存在。剩下的部分不可思考，不被思考。她当然没有被思考，也没有进入对立组合，她跟“父亲”并不成对（“父亲”跟“儿子”成对）。

在马拉美那里，就有过这样的悲剧之梦(3)，亲爱的儿子之死亡，哀悼之最，在诗人那里激发出父亲对父性奥义的悲叹：父亲与儿子的完婚之梦——而不是与母亲。面对死亡时，男性的梦。死亡对男性的持久威胁不同于对女性的威胁。

“联姻

盛大的完婚　　男性的亲子之梦

——我剩下的　　作为神的父亲之梦

生命啊　　　　从他自身发出

我将用它　　　进入他的儿子——

来……　　　　　所以不用母亲

所以不用母亲？”

她不存在，她不可以存在；但又必须有她。他不再依靠她，因此关于女性，他只保留这永远空白的空间，这服从于欲望的质料，他想亲手刻画。

如果我们拷问文学史，情况也是这样。一切归于男性，归于他本人的煎熬，他原初（的）存在之欲望，归于父亲。哲学、文学（从这层意义上说，哲学决定了文学）和阳具中心主义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哲学建立在贬低女性的基础上。女性对男性秩序的从属成为该机制运作的条件。

在雅克·德里达解放性的推动下，逻各斯中心主义和阳具中心主义的紧密关联在今天已经明显受到追问了。女性遭受的命运与掩埋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为的是撼动自认为其基业理所当然并将永恒持续的男性大厦的稳定；思想的“女性一面”得到凸显，个中假设对于依旧把守着权力的堡垒而言必然是毁灭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会如何呢？一旦支撑其教会的石头四分五裂，各种伟大的哲学体系和世界秩序又会如何？

一旦有一天人们发现，逻各斯中心主义从来都以不可告人的方式建立在阳具中心主义之上，从来都为维护男性秩序提供等同于历史本身的理由，一切又会如何？

所有历史都将重叙，未来将无法计量，历史力量都将转手，必将转体，一种如今尚且不可思想之思想将改变整个社会的运作。而我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几百万只尚且不为人知的某种鼹鼠正在啃噬千年文明思想的牢固根基。

一旦她们起死回生，一旦她们从词语与法律中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