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论
我叙述的人类社会权力史第三卷关注截至1945年的20世纪前期。然而，我没法确定这段时期开始的具体日期，因为这涉及两个不同的时间年代表。第二卷关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结束于1914年，所以我在这一卷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继续叙述它们国内的故事，不过，在美国和日本的案例中我会追溯得更早一点。我在这一卷也关注全球性的帝国，这是我在第二卷所忽视的内容。这里就涉及第二个要早得多的时间年代表，至少远比1914年要早。我们也将明白，从1914年到1945年这段时期不能被视为一段孤立的独特阶段，就像一个在宁静海洋上的嘈杂孤岛。毋宁说，这一段时期的危机恰恰是现代西方文明长期以来所积累的诸多结构性趋势的最后爆发。
这两个阶段的主要故事就是全球化正在顺利向前推进。请注意，这里的全球化是一个复数概念：并不是只有一个全球化进程。正如我在整个四卷本都一直主张的，人类社会形成四种不同的权力来源：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与政治的，彼此之间有着相对程度的自主性（这是我的IEMP权力模型）。所以，全球化虽然是普遍以单数形式命名的，但事实上却涉及这四种权力及其关系在世界范围的多元延伸。
人类社会的主要权力组织都是由这些权力来源凝聚而成的，而在本卷讨论的这个时期，最基本的权力组织是资本主义、帝国与民族国家。现代阶段的全球化涉及三个主要的制度进程，即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民族国家的全球化、诸多帝国（最终被美帝国这一个单一帝国所取代）的全球化。所有这三个政治组织（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帝国）相互作用，并且不断出现转型与变化。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通过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方式继续发展；帝国崛起之后又随即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众多的民族国家，它们把大量参差不齐的公民权利授予民众。这段时期在发达国家出现的一幅巨大图画是，民众登上权力的舞台——聚居在城市与工厂，被征入大规模的军队，以民主意识形态和大众性政党的方式动员起来。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殖民地的民众刚刚觉醒，并且开始奋起反抗。
所以，尽管全球化是在不断向前推进，但在地理空间和制度意义上却呈现出多种形态（polymorphous），换言之，以不同的但却是竞争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最简单方面来说，相互作用的三个网络以及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其边界千差万别。势均力敌的帝国在全球扩张，并不是把这个世界联合起来，而是把它瓜分得支离破碎；民族国家的相互竞争瓦解了国际秩序，导致了惨绝人寰的世界性战争。欧洲文明崛起，但随后也因为其狂妄自大而衰落。由此，本卷的标题定为《全球诸帝国与革命（1890—1945）》——多元性和分裂性，这是本卷的核心主题。1945年之后，诸帝国崩溃了，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铸剑为犁，重新把世界联系在一起。因此，我把第四卷的标题冠名为多元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s），这里的全球化依然是复数形式出现的，但却倾向于把世界推向一个更大程度的整合。
资本主义、帝国与民族国家也产生竞争性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产生阶级与阶级冲突的意识形态，其中有些是革命性的，但正如T.H.马歇尔（T.H.Marshall）在20世纪40年代所具体讨论的那样，绝大多数的阶级意识形态在人们争取并获得民事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权利的过程中作出了妥协，尽管女性在获得权利方面远远滞后于男性，一些少数族裔群体也滞后于主流的社会群体。公民身份巩固了民族国家，资本主义越来越走向全球化与超越民族界限，而民族以及跨民族之间关系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帝国产生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民族国家产生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中有些是极端侵略性的。这些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峰，此后，意识形态之间的好斗性减弱了，绝大多数的争议都可以通过“软的”协商加以解决，而不必诉诸“硬的”战争。然而，对于谁可以确切地构成“民族”这个问题，却导致诸多国内战争，这成为战后世界各地冲突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个时期，所有这些冲突产生了非常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全球运动，这些运动既有世俗性的也有宗教性的。所以，全球化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体化进程，毋宁说，它是一系列不断闯入这个世界的不连贯、不稳定的推动力，这些力量催生某种整合力量，但随之也产生碎片化以及带来一系列甚至更为严重的全球性危机。
第二卷所讨论的时期是从1760年至1914年，关注我称之为“权力的最前沿地带（leading edge）”，即首先确立了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欧洲与北美。在第三卷，我继续把焦点放在权力的最前沿地带，在这段时期包括美国、西欧、苏联、中国与日本。其中，有些章节关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另一些章节更广泛地运用比较的方式，把历史叙事与理论构想和解释结合起来。我再次把帝国引入我的叙事中，因为帝国是主要的工具，西方（后来还加上日本与苏联）的权力正是通过这个工具向全球扩张其势力。我的经验分析是回溯到1914年之前，这样更好理解各大帝国，尤其更好讨论英、日、美三大帝国的发展过程。而美帝国至今依然，这是当今世界残存的唯一全球性的帝国。
撰写一部现代世界的权力史这一做法可能被视为荒唐可笑，或者野心勃勃。社会是非常复杂多样的，这段时期的信息量不仅庞大而难以把握，而且其庞杂而难以取舍，远非任何人的能力所能吸收的。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曾指出过：“撰写历史就像喝整个海洋的水，撒出满满一杯的尿。”历史社会学的技能让我有能力走捷径，可以辨别出社会的主要结构性趋势，这让我喝的液体更少但更浓。接下来的内容并不是直接的历史叙事，而是混合了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各种叙事，而且还有一些理论与比较的分析，这种分析构成宏观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我试图解释基本权力结构在该时期的发展、扩展与变形：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胜利，帝国的兴衰，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起落，战争与经济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能力。如果我们半睁半闭着眼睛，就完全可能构想出20世纪不断发展的演进叙事，而事实上经常有人提出自己的构想。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不是已经让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识字率不断提高，让世界许多地方的财富不断增长吗？而且，这些方面如今不是依然如此吗？阶级冲突不是与公民身份制度成功地相妥协吗？战争不是已经给世界大多数地方的和平让路了吗？最后，资本主义与民主不是成功送走了国家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且不断渗透到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吗？可能有人甚至被这些成功所吸引，力图对这段时期构想出一种法则（nomological）的解释逻辑，为现代渐进式的发展提供各种规律与法则。
然而，有三个方面的原因表明这种法则的构想是不可能的。首先，从1914年到1945年这段时期的现代世界非常不稳定，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他们两次卷入惨烈的世界大战，尽管在两次战争期间也有过短暂的亲密；他们既经历了改革，也经历了革命，而大萧条打乱了被视为经济连续增长的黄金时期。而且，这段时期出现三次大分裂。其次，此前所表现的趋势完全是西方中心的，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没有经历过这些增长与破坏的过程。最后，虽然“西方”和“非西方”的确显示了结构性趋势，但其他主要的影响和后果是偶然的、双刃的、容易倒退的。世界并没有走向一个单一的整体。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帝国、战争和意识形态都有着独特的发展逻辑，但每一种逻辑都彼此相互作用，而且还不时被其他逻辑剔除于正常轨道之外。长时期的结构性趋势与具体时期出现的问题以及人类的适应能力相互作用，从而不断创造出各种新的行为模式。人类并不完全是理性的动物，无法牢牢操控着他们迈向远大目标的宏伟工程。他们的创造性、情感、错误算计和意外往往打乱了那种工具性的推理和世俗化的广泛发展趋势。
这样，全球化的进程被一系列预想不到但却改变世界的危机所打断，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出现的极为紧急的事件都是不言而喻的，但又是无法通过既定的制度来解决的。这一卷所讨论的最重要危机是一战、大萧条、二战。第四卷将继续这个议题，讨论“相互确保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军备竞赛、2008年新自由主义的大倒退、气候变化。而这三个危机至今依然阴魂不散。
我们将要看到的是，这些结构性危机有多重原因和多个发展阶段，其预想不到但并不幸运的方式就像瀑布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倾泻而下。这些危机都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因为，虽然我们可以追溯并解释清楚每一个不同逻辑的因果链，但当所有因果链都汇集在一起时，我们就无法用其中任何一个因果链来进行解释，即使“当时”可以为其结果提供完好的证明。在这些危机的个案中，时机对于这个世界可能是很糟糕的。有时我们把某个事件称作一场主要危机，但这可能并不真正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虽然它已经把平时的问题累积成一个顶峰并最后爆发出来，因为这个事件只是把一系列小规模的危机以不同的缘由汇集在一起。社会结构的缺陷原本可能维持着某种潜在的、相对不重要的问题，但是当瀑布一直持续下去而危机加剧的时候，这个缺陷就会暴露出来。这种瀑布决不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这样一些危机通常是以其最不利的状态暴露出人类无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回避或解决这些危机，而只能充当“事后诸葛亮”（hindsight）。所有这些危机本应该可以避免，但随着瀑布的持续，我们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就应当变得越来越激进。危机提醒我们的是人类自身的不可靠性、开历史倒车的可能性以及发展轨迹转向的或然性。思考一下两次世界大战就足矣。这是惨绝人寰的错误，给绝大多数的好斗者带来沉重的灾难，当然，它们也改变了这个世界。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偶然的，但绝不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可能有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和影响深远的法西斯主义，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中国革命、冷战和美利坚的全球帝国，当然，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我可以继续运用这样一些违反事实的假设做法（counterfactuals）——有些趋势没有出现，但也许会在缺乏更偶然的重大事件的情况下出现。虽然前几个世纪也出现过战争和经济剧变带来的各种危机，但其本身都不太可能造成如此全球性的影响。或许是因为我们对以前的历史时期更多是“事后诸葛亮”，所以我们认为自己看到了那时候更为全面的模式以及更少偶然性。这可能并不是行动主体当时所参与的那种方式。
上述这些特点似乎让我们不可能用单一逻辑来寻求社会的科学法则，反而促使我们走向一种完全对立的解释模式，也就是人类事务中独特的表意符号（ideographic）的作用。不仅时间与空间都不同，而且诸如战争、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宏观历史进程都有其独特的影响。战争的确有着结构性的原因，这些原因常常是多重性的，它们会以偶然但又适时的方式一起出现。我们在解释这些同时出现的多种不同的因果链方面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接下来，我们遇到经常是由人类少部分精英群体进行决策的问题。1914年，这一小部分政治家作出决定参与战争，而其中的一个人在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们的表现从来都不是非常理智的，他们的决定往往带有很多情感成分。然而，这些决策却来源于更深层次的诸多因果链，表现为军国主义、帝国间冲突、不同意识形态与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所以，我撰写这个时期所遭遇的第一个独特挑战是对两方面进行评估。其一是当代权力关系在何种程度上是宏观结构发展逻辑的产物；其二，导致爆发世界性历史事件的适时的危机，与掌握了巨大权力的个体政治精英这两个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权力关系结构。
把这些趋势结合起来，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种“间歇性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社会变迁模式。其中，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其他方面在正常的年代都是以路径依赖的方式演变或者发展的，速度缓慢但却根据它们自身的逻辑和内在潜力而进行。然而，它们不断被间歇性的危机所打乱，迫使他们走出新的轨迹，这就是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2010）所总结的模式即“长期稳定—短期断裂”（long stability-short rupture）。经济学家把这种模式明确运用到经济长期发展的理论构思方面，但它也存在不足，因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其他方面的发展逻辑在相互交叉关联上是彼此存在差异的，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单一的决定因素。另外，这些发展逻辑也处于不同的地理空间，体现了不同的时间发展节奏，但又的确相互交错融合。与更早发展出来的绝大多数理论相比较，社会变迁理论化的任务更为复杂得多，但也更充满活力。
评估各种危机的影响涉及许多与事实相悖的推理——假定没有爆发战争，或者其他以前的条件没有出现，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不过，这种反事实的推理总是会隐含在因果分析中的。如果我们说A导致B，那么我们的意思是，先是A，后是B（这是一个事实表述），另外，我们的意思也可以是，B在A没有发生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存在某种替代性的原因也在发挥作用）。这种一种反事实的陈述，涉及某种更宽泛的隐含推理。我在下文将更为明确地说明这种反事实的推理逻辑。
第二个实质性的挑战是确定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社会结构与进程。对于这一点，我有效利用我的社会权力四种来源的IEMP模式，即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权力来源。我认为，如果不综合考虑社会权力的这四种来源，就不可能进行概括性的解释。
社会权力的来源
权力是有能力让他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无论他们做什么——我们进入与他人既合作又冲突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就产生了“社会”。这种尝试涉及三种权力模态，我在第一、第二卷中已经讨论并运用过。
（1）我们可以把分配性（distributive）权力区别于集体性（collective）权力，即对他人实施的权力区别于通过与他人合作而关联起来获得的权力。绝大多数事实上的权力关系，比如社会阶级之间或者国家与其公民之间，都涉及两方面。工人与雇主可能彼此冲突，但他们也需要合作以确保他们的日常生计。集体权力在20世纪有着特殊意义，人类在这个世纪大规模提高了能力，运用集体性的力量从自然界攫取更多资源。工农业的生产力大规模提高，可以满足世界人口已增长四倍的需要，从1900年的16亿上升到2010年接近70亿，而且，个体普遍长得更高了，体重增加了，寿命和识字率都增长了两倍。这种增长恰恰可以被视为人类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不无讽刺的是，从自然界过分掠夺资源的增长也产生了环境恶化的负面后果，这甚至威胁到地球上所有的人类生活。傲慢自大带来的可能结果：我们最大的胜利将成为我们最终的失败！
（2）权力可能是权威性的（authoritive）或者弥散性的（diffuse）。一方面，权威性的权力涉及个体或者集体行动者的命令以及臣服者有意识的服从。这在军事和政治权力组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尽管更弱的那种领导关系存在于所有权力组织中。另一方面，弥散性权力并不是直接命令的，而是以相对自发、无意识和去中心的方式扩散的。人们的行动受制于特定的方式，但并不是被直接命令。这在意识形态与经济的权力关系中更为典型，诸如社会主义或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传播。市场的限制因素通常认为是不近人情的，甚至是“自然”的，可能成为一种几乎看不见的权力过程。
（3）权力可能是广泛性的（extensive）或者深入性的（intensive）。广泛性权力把广袤领土上的大量人口组织起来。这是全球化最为明显的方面。深入性的权力对参与者进行高水平的动员。最大的权力就是把广泛性权力与深入性权力结合起来，说服或胁迫更多人从事更多的集体事务。
最有效的权力实践就是把集体性与分配性、广泛性与深入性、权威性与弥散性权力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单一的权力来源——比如经济的或者军事的权力——并不能单独决定社会的整体结构。它必须与其他权力来源结合起来。我在本书第四卷的结尾将提出一个基本的理论议题，考察一种权力来源是否可以最终视为优先于其他权力来源。我现在对这四种权力来源进行更为完整的解释。我再重复一下，这四种权力来源是组织性的策略，我们以此能够有效达到我们不同的目标，无论这些目标是什么。
（1）意识形态权力源于人类需要找到生活中的终极意义，需要与他人共享规范与价值，需要参与审美与仪式实践。我们似乎不能没有宗教或更为世俗的“主义”。我倾向于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术语，而不是更为多变的“文化”概念。这一卷将继续阐释宗教的意义系统，以及一些世俗的意识形态，如世袭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环保主义。意识形态运动的权力缘起于我们对世界无法获得确定性理解。我们就用各种信仰来填补缝隙和不确定性，这些信仰本身并不是可以科学验证的，但却可以表达出我们的希望与恐惧。没有人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也无法证明社会主义或者伊斯兰教未来的可行性。意识形态在危机中显得尤其必要，这是因为，旧的制度化意识形态与实践看起来不再有效，而其他替代性的选择却又无法提供确定的历史记录。这时候，我们对于意识形态论者的权力就最为敏感，因为他们在为我们提供各种貌似可行但不可检验的理论。
在前两卷，我区分了超越性与内在性的意识形态。超越性意识形态最为踌躇满志。它们“间歇性地”打破既定的制度，运用不同的权力网络来吸引信仰皈依者，并创造它们自己的权力网络，诸如新的宗教或者法西斯主义或者“绿色”环保运动，由此区分其他许多网络。内在性意识形态可以强化既定权力网络的情感与道德团结。有一些意识形态把上述两种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正如我们在第二章将可以看到的那样，种族主义旨在把“白种人”联合起来，超越阶级划分。韦伯（1946:280）用一个铁路的比喻描述了世界各大意识形态。他说，产生“世界想象”的观念就是历史的扳道工，把历史进程转移到另一个不同的轨道。这是超越性和内在性意识形态的真实写照。
在《社会权力的来源：对批评的一个回应》（2006:346）一文中，我还提出了第三种类型意识形态，即制度化的意识形态，仅仅是表明自主性意识形态权力在最低限度意义上的存在。这种意识形态往往是隐藏在制度之后，一般被想当然地接受，甚至只是潜伏在潜意识中。因此，这些意识形态是保守的，所支持的价值、标准与仪式有利于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它们最通常体现在非常稳定的社会中，比如从1950年至1980年期间的西方世界。而超越性与内在性意识形态是对社会不稳定和危机做出激烈反应的结果。世袭主义是制度化意识形态的一个典型范例，长期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即使遭遇很多批判和攻击也能够持久存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所界定的意识形态权力，因为他们认为社会变迁是由社会的“物质”层面来解释的，但这并不是我的观点。
强大的意识形态可以在理性、道德与情感之间提供一座桥梁。它们对其创造的理论作出合理的解释，但也要求信仰的跳跃和情感的归属。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得到传播，是因为它所解释的观念在道德、情感和科学方面吸引了我们，所以，必然存在某种合理性因素。正如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2005）所主张的，它所产生的重要后果是，与意识形态狂热相融合的群体远比缺乏意识形态的群体更有力量。确认一种意识形态存在的主要“标记”是它宣称对社会的总体解释，为未来提供更好的乌托邦蓝图，也对人类行动者及其实践给予“好”与“坏”的评价。这种结合既能够激发奉献又能够产生暴力。前两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权力往往为先锋队运动所运用，并且专门针对年轻人，拥有克里斯马型的领袖和坚定不移的、充满激情的激进分子。我必须承认自己对最强大的意识形态保留一定程度的偏见，而更偏爱以更为实用主义和妥协精神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科学应当被视为现代文明的一种主要意识形态吗？施罗德（Schroeder，2007；2011）认为不是的，但他也主张，与所有此前的文明不同的是，现在由技术驱动并且快速探索世界的科学支配着所有的意识形态。他正确地指出，科学本身并不是一种“信仰”，但却是一种知识，其结论可以通过研究的标准化技术加以复制与提炼。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也认为，科学是非常不同于此前所有的“自然哲学”形式，因为它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物质世界，而且是以社会和自然世界一系列转型的方式令人惊叹地做到这一点，无论好歹，都可以大量提高人类的集体权力。在这一卷中，我尤其强调“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各种转型。然而，科学也不同于真正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是追求无情感的，并且总是服从于冷冰冰的科学反驳，这与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不一样。科学家本身通常相信这一点，所以，除了那些充当内行的人之外，他们很少尝试命令我们服从。施罗德也认为科学的相对自主性让它占据了相当博大精深的精英式职业和研究制度，但没有能力去动员社会运动。然而，结果是，现代科学与技术构造出伟大的权力技术，尽管通常服务于其他目标。比如，在核能的著名发明中，科学就服务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权力精英。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真正接受施罗德的观点，即在市场资本主义与国家之外，科学是现代社会第三种主要的自主结构。实际上，在各种知识形态中，科学是很独特的，也是不正常的。它在提高人类群体的集体权力时有着“昙花一现”（emergent）的特征，但却很少具有分配性权力，因为它把自身置于那些掌握其他社会权力来源的人手里。这就使我的权力模型变得更为复杂了，但社会总是比我们的理论更为复杂得多。
意识形态（与科学）有着非常分散但广泛的地理逻辑，并不能包括在军事和经济的互动网络中，因为它们是随着人类彼此沟通而扩散的。这就导致意识形态带有革命和解放的特征，有着一种把自己从地方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的感觉，也让思想自由更没有约束力。然而，意识形态的扩散也常常产生一种开放的结局，正如从一个地方传统或者历史“文明”中产生的观念与价值融合到从其他传统或文明产生的观念价值。这在全球化进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从短期而非长期来看，意识形态也是独特的，就是类似于“间歇性平衡”一样。一种既定的权力结构产生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在其居民的生活与信仰中逐渐变成制度化的惯例（虽然总是存在相对峙的亚文化）。如果这种意识形态似乎不再能够解释社会环境所进行的一切，那么，在一段时期的发酵就可能产生一种强有力的新的意识形态，其支持者或许可能以此根本改变（或者尽力改变）社会。然而，绝大多数人并不能长期忍受这样的意识形态支配，因为意识形态必然要学习其前辈，对于社会行动者的世俗但相当实用的日常生活给予制度性的辩护。
（2）经济权力源于人类对采集、加工、分配和消费自然物质的需要。经济关系非常强有力，因为它们把劳动力的深入动员与广泛扩散的资本、贸易、生产链条结合起来，把深入性与广泛性权力结合在一起，一般还把权威性和弥散性的权力结合起来。第一组权力集中在生产，第二组权力集中在市场。经济权力关系以最有序的方式渗透到最大多数人的生活中，而我们绝大多数人每天都花三分之一的时间为此而奔波。经济带来的社会变迁很少是快速或者剧烈的，而不是像军事权力那样。它带来的变迁是缓慢积累的但最终是影响深刻的。
经济权力在现时代的主要组织一直是工业资本主义，其全球性的发展是这一卷的重点内容。工业化是指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并且继续发展工业的工具与技术。资本主义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它把绝大多数的经济资源给予少数的私营企业主；其二，大量工人与所有权分离，只能凭其自身的劳动技能获得收入，但可以在公开的市场上以形式上自由的方式出卖其劳动力；其三，资本主义把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生产手段都视作为商品，可以在市场上公平交易，这意味着市场的所有四种主要形式即资本、劳动力、生产与消费都是在市场上彼此竞争。资本主义在现代世界一直是最具有活力的权力组织，对大多数技术创新做出贡献，但对大多数的环境恶化也要承担责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其“生产力”在这个时期已经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大而言之，我们大致可以区分出几个独特的发展阶段。这个时期肇始于工业资本主义，在20世纪早期发展成为公司或者有组织的资本主义（corporate or organized capitalism），把高生产力与正在勃兴但仍然较低的消费需求结合起来，不过这两者仅仅限制在民族边界的范围之内。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接受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把高生产力与大众的消费需求结合起来，虽然占主导作用的实践仍然是在一个民族范围内，只是在战后才逐渐获得了丰硕的成就。我们将在第四卷看到这一点。
这就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57）著名的概念“创造性破坏”，出现增长是因为旧工业与组织形式的摧毁和新工业组织的创生。然而，其临时性时间节奏并非像他所表明的那样突然。我们视之为一种经济“发明”的东西很少出现瞬间的突破，毋宁说，它是通过许多笨拙的修修补补而实现的缓慢积累过程。在地理学意义上，资本主义也带来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弥散而相对稳定的扩张过程。其扩展是复杂的，把国家、国际和跨国的交往网络结合在一起（这些方面我将在后面进行解释）。资本主义也把深入性与广泛性的权力结合起来，深深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和更广泛的社会大空间。商品化是一个术语，表明市场理性逐渐扩展到公共与私人生活领域。一切事物的商品化意味着资本主义仍在继续真正的历史进程，而且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次运用马克思的术语）集中于社会阶级，即指对经济权力资源拥有相同关系的社会群体。阶级在所有人类社会都非常重要，包括我们自己这个社会。社会学家们过去常常花很大的精力，尽力准确界定哪些职业与家庭属于什么阶级。但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独创性，因为职业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许多人有着正如蒂姆·莱特（Tim Wright，1985）所说的“相互矛盾的阶级地位”，比如许多人有着很高的技能，但没有资本，因此只享有经济组织中的少量权力，但另一些人有着很高的组织能力，但是也没有资本。所以，下文中我只是在宽泛的常识意义上来界定阶级。阶级之间很显然有着非常模糊的边界。因为成为真正社会行动者的阶级来说，他们要求具备马克思所指出的两个特点：一是“自在的”阶级，可以在与生产工具的客观联系方面来界定，二是“自为的”阶级，拥有一定程度的集体组织。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的界定是，拥有主要的生产工具，普遍而清晰地展示其集体意图，发展有效的经济组织以确保其优势地位。资产阶级身份的界定没有多少问题。只是这个阶级中地位较低的群体，即拥有少量财产的人被马克思界定为小资产阶级。而那些地位较高的群体则被模糊地界定为获得更高回报的、通常也只有较少资本的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农民阶级的界定也是相对没有问题的阶级，但“工人阶级”并非如此。工人阶级的界定条件不但要求存在固定的下层工人集体，在过去叫做体力劳动（蓝领）工人，而且要求出现一种专门追求自我利益的工人运动。极强的工人阶级运动可以成功吸引农民和底层的白领工人。至于“中产阶级”，这个概念非常不精确，而且处于“中产的”人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组织（正如我在第二卷第17章讨论19世纪的情况所阐明的那样）。如果用一个日常的用法，对于“中产阶级”我将使用复数形式，以强调这个群体的多样性。
阶级的作用并没有什么规律。工人与其雇主之间、农民与其地主之间的阶级冲突在这一卷涉及的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时候会导致革命，虽然更多时候是诱发资本主义的改革。正如我们将在第四卷所看到的一样，在过去几十年里工人阶级的组织以及所有来自下层的压力在世界的“北半球”逐渐衰弱，而资产阶级现在也更少遭到来自下层的挑战。这就出现一个更不对称的阶级结构，资本拥有的权力远高于劳动者。然而，“南半球”的工人与农民近来越来越奋起反抗，将可能在未来发展成为更大的集体组织。
阶级通常包括不同的社会“派系”。我将把金融资本视为一个独特的资产阶级派系。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更多时候分化为不同的行业和部门。当一个熟练从事贸易的群体或者一个职业群体为了其自身狭隘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一个整体的阶级利益组织起来的时候，阶级的行业性就表现出来了。许多工会组织和所有职业协会都是如此组织起来的。阶级和阶层，根据自身在社会分化中所处的位置，以水平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等级形式区别于其他阶级阶层。这样，资本家就高于工人，熟练工人高于非熟练工人，主治医生高于护士，后者又高于医院的清洁工。然而，社会部门按照垂直面的方式（vertically）组织起来，在工业领域典型的是把所有工人组织成为一个公司。雇主需要熟练工人，为了挽留他们而给他们提供养老金或者医疗保险这些“金项链”，因为他们有着与具体工作相关的技能。这样就把他们与其他工人区分开来，即使在其他方面都是同属于一个阶层或者社会群体。分布于不同国家的工人也是如此。在全球化与民族公民身份的作用下，民族认同分化与削弱了潜在的阶级行动。资产阶级通常有着跨民族与民族这双重身份。相比之下，美国的工人与墨西哥的工人在原则上都可以被看做是跨民族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美国的工人由于国籍而有着更高的优势地位，他们把国籍看做比他们自己任何的阶级团结都更重要得多，实际上，美国人在很多方面都高于墨西哥人，而且是以一种准阶级关系来剥削他们（虽然工会往往否定这一点）。阶级、阶层和部门都彼此切断并弱化对方。阶层和部门认同越强，阶级的身份认同感就越弱，反之亦然。
（3）军事权力。自从写作前面两卷以来，我对军事权力的界定严格限制于“聚集暴力以致人死亡的社会组织。”“聚集”意味着动员和集中；“致命”意味着危险。韦氏辞典把“暴力”界定为“实施武力以伤害或滥用”或者“强烈、狂暴或者猛烈的摧毁性行动或力量”。我希望表达的观点：军事力量是集中武力导致摧毁性和致命性的打击，最重要的是致命的杀害，它会杀人。掌握军事权力的人说：“你如果反抗就得死”。由于致命的威胁是令人恐怖的，军事权力可以激起独特的心理情感和心理社会学意义上的恐惧症状，就像我们遇到疼痛、肢解或死亡的可能性一样。
军事权力最致命的是，国家掌握的武装力量运用于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个方面在这一卷所讨论的时期显得尤其突出。很明显，军事权力可以与政治权力重叠在一起，虽然军队往往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但通常像是社会中的独特“特权阶层”一样。专制政治的统治者高度警惕军事的自主性，因为这种自主性会导致军事政变的危险。一旦统治者不相信军队，就往往建立一种武装警察队伍和卫戍部队来作为他们自己的“禁卫军”，专门提供政治权力的安全保障，针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军队为统治者提供武装保护。因此，这种保卫就是军事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斯大林与希特勒都曾经运用过这种结合物，以此整肃他们自己的官僚队伍。组织起来的致命暴力也存在于非国家政权的行动者，诸如反叛者、准军事力量和歹徒。我在这一卷中将讨论到的是，左、右派的革命运动都会建立自己的准军事力量。当然，在二战之后，世界上绝大多数战争并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国内各战争派系之间，这些战争也会导致大规模的致命伤害。显然，军事权力不仅仅控制在大军阀手中。
与其他权力的来源比较而言，军事权力更难以用规则来约束，因为“战争的规则”总是防御性的，正如我们近来在9·11事件、阿富汗、伊拉克和古巴的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看到的那样。就内部而言，军事权力关系结合了明显相互对立的关系，如专制等级结构与集体平等的同志身份的对立、严格的有形约束与团队精神的对立。这种结合意味着士兵遇到恐怖行为时不会以工具理性为指导原则而作出逃跑的反应。军事权力是用来对付被界定为敌人的外国人的，是可以想到的最为专制的权力。然而，军国主义也渗透到了所有其他组织。比如，法西斯主义的军国主义可以调动大规模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远比其竞争对手社会主义者动员的运动更大、更可怕。
军事权力在人类社会起到一种更为间歇性和临时性的作用。军事权力在稳定的军国政体中可以持续发挥作用，也可能出现突如其来的爆发，带来惨烈和摧毁性的打击，但建设性相当少。然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却令人惊讶地忽视了这一点。我这两卷的必要任务之一就是恢复其在人类社会中的核心位置。在这一卷中，我提出的主张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史都是不同寻常的军国主义的历史，这种军国主义带来了全球帝国的政府，就像一场传染病一样蔓延到美国和日本。20世纪和21世纪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军事权力的关系。
（4）政治权力是社会生活的集中规制与领土管辖。政府的基本功能是为这块领地提供秩序。在这里，我不但要背离韦伯，他把政治权力（或“政党”）定位在任何组织，而不仅仅是国家，而且我还要背离政治科学家们的“治理”概念，因为治理涉及不同的实体，包括各种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我更喜欢把“政治”限定在国家政权层面，包括地方的、地区的、民族层面的政府。国家政权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集中管辖的领土，对生活在其领土管辖范围内的人确保其权威性的统治。人们可以不考虑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也不关注其规则，但却由于居住在一个国家管辖的领土内并可能遭受其法律的处罚，所以不得不遵循某个国家政权的规则。政治权力是在一定领土范围内以一种集中的方式深入有序规制与协调的网络，因此，较之于其他三个来源来说，政治权力更受制于地理空间。在通常情况下，国家政权涉及的范围也比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权力更小，管辖的领域更为紧密。
我们可能需要区分国家政权的专制权力与基础权力（虽然这种区分可以适用于任何权力组织）。专制权力是政权精英有能力做出专断的抉择，不需要与主要的社会团体代表进行协商。基础权力是政权（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的）有能力真正渗透社会，对整个管辖领域实施政治决议。我在《国家的自主性：起源、机制与结果》（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mechanisms and results，1988a）一文中区分了这两种权力，还在《基础权力的修正》（Infrastructural power revisited，2008）一文中进行了补充。不过，我在这一卷将做进一步的修正，在涉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政权时尤其考虑其特殊性。基础权力让国家政权有能力把它们的权力扩散或渗透到社会中（权力渗透）；而专制权力是指国家对社会有一定程度的权威性权力。所以，国家政权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都有可能表现得很“强势”。它们可以命令其公民来满足自身的一切需要（专制权力），或者作出的决策可以在其领土范围内成功实施（基础权力）。我们不应该混淆这两者。显然，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力量结合方式，我们在随后几章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国家政权的惩罚更多是以官僚方式，而不是诉诸暴力。立法程序与规范让大多数国家尽可能少使用暴力。由中央政府对所有领土实施规制，而不是合法性（意识形态）或者暴力（军事），这是国家的关键作用。其代理部门在法庭、议会和政府部门追求法律和仪式化的政治协商。的确，在法律与合作的背后是以武力为基础的，但武力只是在非常罕见的条件下才被动员起来并采取使人致命的行动。政治力量被引导为一种仪式化的、类似技巧性的、规则统治的、非暴力的制约。法律根据已获得同意的浮动标尺来分配惩罚。如果被发现触犯的过错较小，我们就会受到一种缓刑的判决或者经济处罚。对于更为严重的过错，处罚就会升级，我们有可能被强迫送进监狱并剥夺自由。然而，如果我们不反抗，监禁就是仪式化的、非暴力的，比如被带离被告席，戴上手铐，并且被安置在一个上了锁的牢房。
这一卷将讨论最充满暴力的国家政权，这种国家政权明显模糊了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之间的区别。纳粹与斯大林政权杀了大量的无辜民众，他们触犯的罪行仅仅是被认为的“敌人”身份，比如犹太人或者富农。立法形式带有很强的欺骗性。然而，这种政权往往不依靠武装力量，而是依靠特别设立的公安与武警队伍。当然，所有权力的来源有时候都是彼此模糊不清的，经济与政治权力在苏联混为一体，因为国家政权拥有生产工具。在当今一些国家，官员控制着许多经济命脉，并且按照腐败的资本主义原则来运作，但这些情况并不至于让政治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区分变得无效。非常暴力的国家政权也并没有忽视政治权力区分于军事权力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是双向前进的：它们在国内走向民族—国家，在国外却迈向帝国。此后，除了美帝国之外，所有的帝国都崩溃了，而民族—国家作为世界上支配性的政治理想（虽然没有必要一定是真实的）而变得全球化了。这种民族—国家形态是指政权以人民的名义在地理意义进行统治，但受制于特定的领土管辖范围。在整个19、20世纪，民族—国家在世界上变得越来越广泛，对其公民越来越深入，公民的权利完全局限于物理边界与法律范围内。民族主义的情感增强了。正如我们要看到的一样，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很重要，但也只是以间歇性的方式出现，主要是作为一种战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除外）。然而，民族主义的确有相当多的情感成分和仪式性的强化，但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首先是超越性的，然后才是内在性的。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臣民”转变成为“公民”，普遍享有平等的民事、政治与社会权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11）认为，好政府需要提供三方面的东西：公共秩序、法律和可监督的政府。现代大多数政府都可以提供公共秩序，但到20世纪为止，只有西方国家提供了法治（虽然常常提供以种族和阶级为基础的法治），并且通过选举（对于一部分或者大多数成年男性而言）来实现其可监督性。民事与政治权利后来逐渐惠泽到所有人，正如自由民主体制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得到落实一样，大量的社会权利也扩展到社会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制。这些权利和民主体制更普遍但不稳定地扩展到全世界。
在第二卷的第三章，我已经讨论现代国家的各种不同理论，并且得出一个总结，即阶级、精英和多元主义理论太过于简单，以至于无法包括国家真正所担当的事务。我还认为，现代国家是多形态的，它依据不同的政治议题以及提出这些议题的主要选民的利益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几乎所有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方面在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相信，资本主义对国家所能做的一切都施加了“限制”。布洛克（Block，1987:59）将资本主义这个相当抽象的概念运用到社会行动者层面，他指出，资本主义对国家施加限制的方式是商业信心。如果商人对国家提供的普遍政治与经济环境充满信心，就会考虑投资国内经济，但如果没有信心，商业资本就可能到国外投资，或者根本不投资。无论哪种选择都可能带来经济破坏，进而减低政府的合法性。这也是政府所担心的。然而，他指出，政府与商业都基于由下而上的压力而被迫推动某种改革。在本书中，我将要强调上述这些理论所指出的阶级和其他政治抗争以及负债对于国家所施加的限制与影响的差异性，尤其是“投资人信心”的影响，它所施加的限制可能对资本主义普遍利益带来实际伤害。
当然，很重要的是，现代政治的确集中表现了资本主义与阶级斗争及其妥协。然而，现代国家也反映了并受到了军事与相对的和平战略的限制：在一个极点是一场战争中的失败或者无谓的痛苦，在另一个极点是由政权反抗外敌侵略的失败而带来的民族“羞辱”感。再者，政府丧失了合法性之后就会有被颠覆的危险。许多国家也还承载了宗教与世俗、集权与分权的议题，等等，每一种议题都有不同的支撑性的结构，也施加不同的限制。我们无法把这些限制化约为资本主义的结果（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这样做），但也并不是与资本主义相互对立。这些议题相互之间存在着差异，让政治显得更为复杂，并且会引向不同的方向，常常导致各个利益群体都没有意料到的结果。
国家也对外运用军事与政治的权力，表现在我们所认为的地缘政治方面。硬的地缘政治涉及战争、联盟和避免战争的限制性条件；软的地缘政治涉及国家间的政治共识，关注非致命的议题，诸如法律、经济、健康、教育、环境，等等。尤其是自从1945年以来，软的地缘政治已经涉及许多政府间组织，这些组织都签订了国际条约、监管规范以及详细的惩罚条例。这使得国际空间政治化，并使之服从常规化的政治规范。与之相比，硬的地缘政治使得国际空间军事化。许多全球化的理论家认为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因为全球化已经采取一种跨民族和民族间的形式，而后者为国家与帝国的地缘政治结构化了。民族—国家强化了对人口的“控制”，比如不断把臣民转换为公民，将众多权利赋予国内民众，而很少给予国家边界之外的人。“民族主义”就是由这种控制所产生的意识形态。
四种权力来源彼此之间的确有一定的自主性，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经济结果主要是经济因素造成的，意识形态是以前的意识形态的结果，等等，这是施罗德（Schroeder，2011）所强调的一种自主性。最后，从我的观点来看，四种权力来源都是理想类型，在这个世界上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存在，所出现的都是不纯粹的混杂物。所有这四种来源对于社会存在和对于彼此来说都很有必要。比如，任何一个经济组织都需要其部分成员共享意识形态价值与规范，也需要军事权力的捍卫和国家的规制。意识形态、军事、政治组织都有助于让经济权力结构化，反之亦然。这四种权力来源有所重叠，以不同的社会空间边界和临时的动力形成交叉的关系网络，彼此的相互关系对于权力行动者来说会产生预想不到的、突然出现的结果。社会并不是由既定的社会空间的交往网络自主形成的，也不是社会交往网络的次要体系。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边界，并且根据其自身内在的核心逻辑而发展的。然而，在主要的转型时期，诸如经济或国家的相互关系和组织身份都会发生变形。所以，我的IEMP模式并不是一个“社会体系”，毋宁说它形成了一种分析的切入点，可以解释复杂而真实的社会。四种权力来源为人类追求其目标而提供了独特的组织网络和手段。所选择的手段及其各种组合形式都取决于两方面的相互作用：其一是历史上既定的以及制度化的权力结构；其二是在权力结构之间以及内部的缝隙中出现的新结构。这是人类社会出现社会变迁的主要机制：限制任何单一权力精英无限运用权力。制度化的权力关系对在缝隙中生长的新权力结构总是感到不适应。社会权力的来源和囊括其中的组织都是充满偶然性的——因为它们在彼此相互作用中迂回前行，尤其是在制度化的力量与在夹缝中新生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不愿意一开始就强调任何一种力量来作为决定社会变迁的最终动力，不过，在第四卷的结尾我将对四种权力中何者最为重要这个问题得出一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