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归

在1967年，霍妮的弟子整理了她早期的论文，形成《女性心理学》（Feminine Psychology）出版。这是霍妮早年探索自己女性身份时写下的，当时却因为她的思想过于超前而未被世人重视。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使她成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的女权主义思想家之一。[13]

霍妮对女性身份的探索集中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从她后来的成就中可以知道，她挣脱了文化对女性身份的束缚，更多地遵从了自己的个性。霍妮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以及其揭露的男性导向文化对女性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当今一些最有力的女性主义著作的起源。[14]一些学者在书籍中运用霍妮的理论来诠释性别问题，另一些学者将关注点放在文化对两性人格特征的影响上——父权文化会鼓励女性的自卑和依赖，却要求男性发展争强好胜和独立自主的品质。这种要求让男性和女性遵从自己的性别角色被文化赋予的刻板印象，而并非遵从个体自身的天性，同时制约了男性和女性的人格发展。霍妮派分析家亚历山德拉·西蒙兹（Alexandra Symonds）认为，文化对女性的要求是既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就，又要完成养育的使命，这是对女性的双重剥削。[15]女性主义心理学家让·贝克·米勒（Jean Baker Miller）、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等人认为，文化将女性与照顾他人、自我牺牲、要求归属感等品质联系起来，是在暗示女性的从属地位。

由于她的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后世出现了许多以霍妮理论的视角来解读文学作品的文章，比如用她的人格分型来解析作品中的人物。此外，人们也可以从霍妮理论的视角，通过文学作品分析作者的人格特征，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作者的防御策略往往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他们的作品都是在努力强化自己的主导解决方案，并通过向自己和他人展示在他们内心交战的各种倾向的善恶后果，来解决他们的内心冲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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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精神分析理论中，霍妮的理论与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有相似之处，并影响了这些精神分析学家后来的思想发展。比如，她认为的个体产生基本焦虑的时期与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17]的观点——心理发展第一阶段的任务是获得信任感——相似；她认为神经症是童年关系紊乱所致，这与英国独立学派的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18]、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19]的观点类似；她的思想间接影响到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DSM-3）[20]的修订。此外，霍妮的理论还有助于心理咨询从业者了解神经症的表现及其形成的原因，并帮助指导临床的精神分析工作。她的理论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我们不难看出两者在自我实现部分的重合性。霍妮提出的对安全的需要，也是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21]所说的人类基本需求之一。只是霍妮更多关注病理部分，后者却从积极的方面入手。

对于广大读者而言，我们也可以在阅读霍妮的作品后增加对自己和周围人的理解，看懂自己和他人神经质的需要，理解人类的思考方式和心理运作机制，从而了解共同的人性。由此，我们就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也能更好地与他人相处。

个体有克服自身神经症的可能性，当他勇于面对真实的自己，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增强对自我的觉察和了解，对他人怀着相互依存的态度时，他将移除阻碍自发性发展的巨石，重塑自己的人格。为此，霍妮向世人披露了她的亲身经历——系统精神分析和自我分析能带来疗愈。

当然，霍妮的理论有着许多不足之处。她的理论基于对自身问题的思考，主要针对神经症人群，有足够的深度，但缺乏宽度。受限于当时的时代，她的思考缺少实证和实验的证明。然而，我们不应因此就否认她的思想给人类带来的启示，在精神分析璀璨的星空中，霍妮自有她闪烁的光芒。

在本书中，我们将从霍妮的成长及其理论的形成背景出发，走近霍妮，通过其对神经症人格的理解，去探寻这种人格形成的内在原因——基本焦虑，并了解个体是如何应对这种情境的——向内是疏离了真实自我，构建出自负系统；向外是发展成强迫性的人际关系模式，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病理性人格类型。对于这些神经症困扰，霍妮提出用精神分析治疗和自我分析来克服那些成长中的阻碍，从而让自己真正的潜能被发现并发展。通过霍妮的个人经历与思想发展，我们得以深入了解自身难以察觉的神经症人格，更好地认识和接纳自我，脱离时代性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