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与“中国风”相得益彰

图1.1：17—19世纪波兰出版的与中国相关的图书数量

从前文和上图不难看出，17、18世纪，每百年波兰都只有3部有关中国的图书出版。在当时波兰人的认知视野中，中国还处于非常边缘化的地带。这种情况至19世纪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这百年中共有30部关于中国的书籍在波兰出版，其原因同17—18世纪在波兰刮起的“中国风”不无关系。

从本尼迪克特和马可·波罗踏上中国的土地，到西方传教士赴华传教，有关东方的信息和知识被陆续带回欧洲，使得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产品，以其迷人的异国情调和精美的制作工艺，强烈吸引着欧洲人的目光。许多欧洲贵族开始收集中国艺术品，其宫室常常成为陈列这些藏品的博物馆。在波兰，“中国风”更是得到了国王扬·索别斯基三世（Jan III Sobieski，1629—1696）的发扬光大。

索别斯基三世热爱地理和旅行，对了解世界各国文化充满热情。他在自己的宫廷里接见那些打算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发给他们外交护照，希望他们将东方风尚从中国带回波兰。索别斯基三世还在政治上将中国当作有可能帮助他同沙俄抗衡的强大帝国。在康熙十分信任的老师、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的帮助下，索别斯基三世同中国皇帝建立了联系。1685年，南怀仁寄给维也纳耶稣会士尼古拉斯·阿瓦齐尼（Nicolas Avanzini）的信函中，附有一封康熙写给波兰国王的信，祝贺他取得了维也纳大捷，其中还有一首康熙向索别斯基三世致意的诗。就在这一年，索别斯基三世把自己的肖像送到北京，康熙则回赠以珍贵的瓷器。后来因为南怀仁去世，索别斯基同康熙的联系中断，他在政治上的“中国战略”也没有实现。尽管如此，当时波兰与中国之间的高层交往极大地拉近了两国关系，直接推动“中国风”在波兰的传播。

此后的多位波兰国王，继续在波兰推动“中国风”劲刮。国王奥古斯特二世（August II Mocny，1670—1733）对“中国风”十分痴迷，拿600名龙骑兵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那里换回151个中国花瓶。在其大力推动下，1710年波兰设厂生产瓷器，这是整个欧洲第一次生产瓷器。他在自己的夏宫维拉诺夫宫里布置了一间中国漆艺厅，墙壁和家具上绘有中国龙、鹦鹉和五彩的鸟，以及形态各异的中国人物，还能看到一些同中国文学主题相关的原汁原味的汉字。这间位于华沙近郊的宫殿至今仍然游人如织。

而在波兰被誉为中国文化最伟大的推广人的是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Stanisław August Poniatowski，1732—1798）。他的很多宅邸都充满中国元素，包括维斯杜拉河堤城堡、皇家城堡、乌贾兹多夫斯基城堡、维希尼奥维茨基宫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位于华沙的瓦津基王家公园，那里的宫室陈设富有中式风格，绘画装饰展示中国人的生活，园林建筑包含中国的小桥流水、凉亭画廊等。斯坦尼斯瓦夫二世是当时欧洲著名的文化赞助人，他在瓦津基王家公园举行的“星期四午餐”吸引了很多欧洲各国的文人墨客，其中不乏“中国风”的爱好者。那时的波兰文学家们也受到东方文化影响，包括波兰启蒙文学的最杰出代表人物、国王最喜爱的作家伊格纳齐·克拉西茨基，他把中国主题用在其诗歌创作中。在克拉西茨基用波兰语写作的波兰历史上第一部小说《尼古拉斯·智慧先生历险记》（Mikołaja Doświadczyńskiego przypadki）中，作者把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元素融入他所塑造的来自尼普岛的大师的教义中。他的《讽刺诗》（Satyry）第一部分里，有一首题为“时髦妻子”（Żona Modna）的小诗，描绘一位痴迷各种异域文化却又浅尝辄止的肤浅妇人。“时髦妻子”最喜欢的美食就是中国姜糖，她看到一个中国寺庙形状的亭子便赞叹不已。从这些细节描写我们不难看出，来自东方的中国文化对波兰文学家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对东方艺术的兴趣激起了波兰人对中国社会及其结构、关系和传统的好奇心，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哲学也引起欧洲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兴趣。

总体看来，从17到19世纪，波兰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从萌芽到初步发展的过程。赴华传教士、使者、旅行者的传记和游记，是人们获取有关中国知识的主要来源。17世纪来华的卜弥格开启了波兰人对中国带有“中国学研究”色彩的探索进程，虽然这一时期他们对中国文化思想典籍、文学作品的译介尚处于起步阶段。这同在波兰广受欢迎的“中国风”不无关系。该时期较为活跃的讲述“中国故事”的作者、译者多为传教士和使者、旅行者，如利玛窦、陆若汉、古伯察等。书籍传播手段很有限，主要以私人出资印刷方式流传。

在这近三百年间，波兰有数十本有关中国国家、社会、思想、文化、文学的书籍出版。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古老、神秘、庞大的帝国，拥有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成就，同时面临种种危机和挑战。在波兰人眼中，中国的封建统治保证了国家的长期发展。古伯察在《传教士胡克和加倍特的东方游记》里写道：“16世纪，从当时因宗教冲突和政治动荡而四分五裂的欧洲来到繁荣富足的中国之时，天主教传教士看到了令他们无比好奇的现象。按照中国人的观点，皇帝和官员对国家而言如同家庭中的父亲和母亲，穷人和富人都应当严格遵守规则。这里的居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他们拥有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可通航的宽广河流，以及完整的运河系统。”[6]《中国的未来:由易被忽视的前提得出的危险结论》一书的作者邓比茨基也指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勤劳勇敢的民族特质,使得这个古老帝国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始终屹立不倒。同时,波兰学者也发现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存在偏差:欧洲人缺乏对中国的正确认识并对中国及其文化存在误解,大量出版文献对中国的描述过于简略且多为博人眼球而作。因此,欧洲人描述中国和中国人时总逃不出刻板的印象,并会使用夸张手法显示其“怪异”之处。这些问题在后世对中国的介绍和研究中或可得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