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世界大变局之时重新思考全球化
那些使和平改变成为不可能的人，必将使暴力改变成为不可免。
——约翰 · F.肯尼迪
2000年上海美术馆举行的上海艺术双年展上，国际知名的中国艺术家黄永砯创作的一座雕塑吸引了众人的注意。黄永砯用沙子堆出了一座和外滩上曾经属于汇丰银行的那座著名大楼一模一样的沙雕。这件获奖艺术品有个讽刺性的名字，叫“沙的银行，银行的沙”（见附录插图1）。它最深刻的特征是它在展览期间的变化：逐渐变干，逐渐解体。
这个地标性建筑复制品的垮塌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特别是隐喻了全球化的惊人影响和潜在的灾难性后果。由英国的帕尔默和特纳建筑设计公司设计的汇丰银行大楼1923年一俟建成，就成为外国势力在这座城市中辉煌岁月的代表。[1]大楼表面是壮观的罗马式建筑，前门有3个花岗岩石拱，上方是巨大的穹顶。英国人曾经吹嘘说，这座大楼是“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之间最精美、最宏伟的”。[2]20世纪上半叶，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在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都与这家国际银行过从甚密（也向它借过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多年，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在这座大厦里办公。[3]1996年后，它成为另一家银行——浦东开发银行——的所在地；这家银行作为主要供资方，支撑了在黄浦江对岸的浦东地区，特别是人称“中国曼哈顿”的陆家嘴地区的震撼世界的大开发。
近期世界上发生了不少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有美国的“9 · 11”恐怖袭击，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还有最重要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这些事件的影响共同证实了黄永砯对于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所产生的灾难性冲击与后果的感受和恐惧。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整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与工作节奏突然被打乱，甚至戛然而止。国际航班、邮轮和其他远程运输大多陷入停滞。学校、工厂、商店、餐馆、影院、体育场和其他娱乐设施统统关门。大多数国家也关闭了国门。中国最初暴发新冠病毒的震中武汉（一个人口超过1 100万的大都会）2020年大半个春天彻底封城。世界范围内，从新冠病毒暴发之初到2020年底，大约8 370万人感染，超过181.9万人病亡，数十亿人被隔离，生活在孤立无援、焦虑紧张，甚至惊慌失措的状态中。例如，2020年3月，78个国家中的34亿人（约占世界人口的43%）在政府要求下“居家隔离”。[4]截至2020年4月，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迫使191个国家关闭学校，全世界超过15亿学生无法在正常的教室环境中学习。[5]
这场“世纪大流行”的长期影响远未分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已经在世界各地激起了反全球化运动。疫情暴发自然给全球化的前景蒙上了新的阴影。新冠肺炎疫情不单是一场毁灭性公共卫生危机，而且暴露出国家治理和国际秩序的根本性问题。如亨利 · 基辛格所说，“许多国家的制度将被视为失败”，“新冠病毒后的世界再也不复以往”。[6]有理由认为，对区域和全球一体化的怀疑，以及激进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可能会在世界许多地方抬头，导致人的心态、行为、偏好和侧重点的改变。
考虑到这些情况，前面提到的中国艺术家黄永砯似乎企图用他那富有想象力的艺术作品提醒观众，现代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相遇的过程中经历了急剧的变化和意外的曲折。他的雕塑每个细节都充满丰富的含义。生于福建的前卫艺术家黄永砯在巴黎住了十多年，对一门心思追求现代化及对全球化导致的破坏性结果一直持批评态度。[7]在他和其他批评者看来，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蕴含着不同的意义和现象——并非全是正面的。[8]官员腐败、经济不平等、金融动荡、社会失序、环境退化、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不当、文化异化现象和国际紧张关系，这些问题是全球化进程的常见副作用，许多国家都有，中国也不例外。2000年，上海双年展的一位策展人侯瀚如说，黄永砯的展品显示了“走向现代、走向全球的梦想总是暗含着破坏与灾难的风险”。[9]
黄永砯的警告有着深深的历史原因。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杜维明所说，“中国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目睹了太多的破坏和暴力”。[10]值得注意的是，黄永砯的作品以艺术手段表现了知识界对于全球化“不可避免”“不可抗拒”“不可逆转”论调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声音始终没有平息。[11]
对中国来说，真正的风险及它作为新兴超级大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政治风险，或国家重回国人心目中那“两个不幸的世纪”，即鸦片战争以后那段时间。改革开放后，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巨大，可以说甚于任何其他国家。国内市场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深度融入协同推进，造就了过去4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自邓小平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中国大约8亿人脱离了贫困，相当于欧洲人口最多的德国的10倍。仅仅25年前，在中国还看不到明显的社会和经济层面“中产阶层”的踪影。但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目前据计在400万到500万）过上了中产生活，有私人房产、私人汽车、良好的医疗保健、各种金融资产，还有财力出国旅行和送孩子出国留学[12]；早期，这些人主要集中于上海和其他大城市。2019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对中国城市居民做了一次大规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96%的城镇家庭拥有房产，其中31%有两套房产，11%有三套或三套以上。[13]与40年前相比，中国2019年的GDP增长了60倍，人均收入高了25倍。[14]
中国现在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在迅速跃升为世界最大的中产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如何消弭其他国家，特别是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国家的恐惧与忧虑，打消它们关于中国地位上升和影响力扩大将损害地区乃至世界繁荣与和平的担心和偏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开始重塑全球格局，一些由中国唱主角的新创金融机构，如丝路基金、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也起着同样的作用。有些人认为，中国牵头的这些倡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更加有效的脱贫手段，其他人却有不同看法。同样，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也有了显著增加，世界卫生组织即是一例。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在世卫组织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这激起了世界各国批评者的强烈不满。
最令人担心的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升级。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对彼此政治制度日益尖锐的批评，在涉台、涉港、涉疆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在东海和南海附近频繁的军事演习，在5G技术、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和外太空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这些都是紧张升级的表现。华盛顿越来越感到，美国有可能在战略、外交、安全、军事、政治、意识形态、经济、金融、科学、技术、卫生，甚至教育与文化等多条战线上与中国发生重大冲突。华盛顿的一些政客和舆论领袖把教育与文化上升到“高端政治”（high politics）领域，将其变成了国家安全问题。由于这些关切，美国政界、外交界和学界中的许多人断定，美国对中国长期以来的接触政策失败了。在各个领域与中国全面“脱钩”的主张在华盛顿声势渐涨。
同样，针对美国的敌对观点在北京也日益普遍。对于在各种问题上与中国有争端或批评中国的美国、其他西方国家及中国的邻国，中国开始利用中国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力量对等应对。北京升级了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来打造“国家领军企业”，还鼓励在高科技领域与西方公司开展直接竞争。中国推行主动大胆的外交政策，其特征是谈到中美关系时最新的常用字“斗争”。
中美关系恶化的速度与规模前所未有，几乎无人料到它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广。时不我待，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和中国这个迅速崛起的国家需要赶快找到办法，防止彼此愈演愈烈的恐惧和敌意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那将导致两国直接对抗，甚至是毁灭性的战争。如此可怕的前景似乎应和了中国一些人的悲观情绪，已故的黄永砯（1954—2019）那件艺术作品正是表达了这样的悲观情绪。黄永砯通过他的雕塑突出了历史的不可预测和纪念碑式的建筑在不断变化环境中的脆弱。不过，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件艺术品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在我们岌岌可危的世界中全球一体化和文化交流的意义与价值。
在美中矛盾日益加剧，全球混乱、山雨欲来这一至为关键的时刻，美国决策者必须看到当今中国的充沛活力和巨大多样性。上海所体现与引领的今日中国中产迅速增长造成的政治、社会、经济、企业、文化和民间的改变。当然，中产当中盛行民族主义，有时甚至存在强烈的反美情绪。但是，这个重要的群体也具有开放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敢于挑战权威，要求政府尽责，而且非常乐意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美国和西方各国留过学。华盛顿不能低估中国中产的作用与力量，采取的政策不能排挤疏远这支力量，将其推向强硬的民族主义，那样对两国乃至全球都是有害的。
当然，上海的未来并无定论。不过，研究它的过去、现状和今后几十年可能的变化方向给人启示良多。作为1949年以前最西化的中国城市和当今中国融入世界的排头兵，上海是理想的研究案例，可借以评价跨国力量，以及文化与政治、国家与社会、东方与西方互动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的核心是一个答案待定的问题：中产在塑造中国未来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方面将发挥何种作用？它会成为国内积极社会变革的催化剂、绊脚石，抑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中产的快速增长一般会引发对未来的新期盼和责任感，它会推动中国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环境中成为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力量吗？著名国际事务评论家法里德 · 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15]最近说过，美国对中国的力量增长反应过度。若能充分了解中国中产的视角、价值观和呼声，特别是他们与西方同类人群的相似之处，能否帮助消解这种恐慌？
在中国继续沿着自己的发展道路阔步前行之际，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意义极其重大。要想寻求答案，透过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上海，来了解中产这个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
[1]汇丰银行大楼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银行大楼。江似虹（Tess Johnston）和尔东强（De ke Erh）合著《最后一瞥——老上海的西式建筑》（A Last Look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Old Shanghai）（Hong Kong:Old China Hand Press，1993），第53页。
[2]卢大千、韩君天、范云兴和孙雷，《上海：国际旅游城市》（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第52页有所提及。大楼设计与建筑的详情见娄承浩和薛顺生所著《老上海经典建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0），第20—23页。
[3]1955年，汇丰银行为赔偿累年拖欠的税金，将大楼交给了上海市政府。1995年7月1日，上海市政府和市委迁入了人民广场的新办公楼。“文化大革命”开头几年，这座大楼被造反派及其革委会占领。
[4]《世界日报》，2020年3月30日，A5版。
[5]《教育：从中断到恢复》（Education:From Disruption to Recovery）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网站）。
[6]亨利 · A.基辛格所著《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2020年4月3日。
[7]皮道坚和鲁虹，《艺术新视界——26位著名批评家谈中国当代美术的走势》（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第89页。
[8]对经济与文化全球化在包括上海在内的东亚城市造成的破坏，最近的批评见黄宗仪（Tsung-Yi Michelle Huang）所著《行走于贫民窟与摩天楼之间：香港、东京和上海开放空间的幻象》（Walking between Slums and Skyscrapers: Illusions of Open Space in Hong Kong, Tokyo and Shanghai）（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4）。
[9]侯瀚如，《裸城：2000年上海双年展策展笔记》（A Naked City:Curatorial Notes around the 2000 Shanghai Biennale），《亚太艺术》（Art Asia Pacific），No.31（2001），第62页。
[10]屠伟明，《文化中国：作为中心的边缘》（Cultural China: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Daedalus》120，No.2（1991），第25页。
[11]这呼应了许多社会科学家对全球化历史决定论的批评。Manfred B. Steger，Globalism:The New Market Ideology，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02，第54页。Chalmers Johnson在The Sorrows of Empire:Militarism, Secrecy,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Metropolitan Books，2004，第260页作了引用。
[12]中国政府和外国多国公司的统计数据见牛绮思《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4月17日。
[13]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中国金融》，第9期（2020）。
[14]小查斯 · W.弗里曼（Chas W. Freeman Jr.），《贸易战后，要真正和中国开战吗？》（After the Trade War,a Real War with China?），2019年2月12日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举行的圣彼得斯堡世界事务大会上的讲话。
[15]法里德 · 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新的中国恐慌：为什么美国不应因它最新的挑战者而惊慌》（The New China Scare: Why America Shouldn’t Panic about Its Latest Challenger），《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99，No.1（2020年1—2月），第5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