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绪论
第一章 上海的中产与中国未来的发展轨迹
如果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令人激情燃烧、投入暴力的主义和事业转瞬即逝，经常因时过境迁而失去意义。我们必须学会在处理国际关系中耐心、宽容、开放，最重要的是要有历史眼光。
——菲利普 · 库姆斯
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五百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
——中国的一句俗语
影响中国国内转型和世界作用的力量为数众多，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中产的迅速兴起和爆发性增长。中国正在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这一过程很可能对社会每个领域，特别对中国的经济、环境、教育、政治、社会凝聚力和文化产生广泛影响。在国际方面，中国新兴的中产已经开始改变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方式，在紧跟跨国文化潮流的同时，扩大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外延和软实力的提升。
今后几十年，中国中产将成为变革的驱动力量，也会承担变革的代价、享受变革的裨益。更好地了解中国中产的特征及其在国家迅速变革过程中的多方面作用能帮助厘清它的经济与政治发展轨迹。对海外的中国观察者来说，中国中产体现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多维度变化，因此是有用的研究课题，可以帮助外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确定与北京打交道的有效政策选项。华盛顿目前正激烈辩论是否要终止40年的对华接触政策，进而与中国全面“脱钩”；北京则尖锐批评美国带头阴谋遏制中国崛起，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这些都证明中美之间的紧张在日益加剧，且远远超过了经济和贸易领域。两国都加紧了在亚太地区的海军活动和其他军事演习，指责对方开展非法网络攻击，互相驱逐记者，威胁停止民间交流，并加大了日益敌对的政治攻击声浪。鉴于目前的中美关系状况，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间爆发军事对抗甚至全面战争绝非危言耸听。
本书提出的论点与华盛顿流行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截然相反。从上海这座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来回顾中国过去20多年的发展和对外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甚嚣尘上的“全方位中国威胁”的假设和相关政策措施太过简单、思虑不周、误入歧途。
最近，华盛顿为推动对华脱钩，极力渲染中华民族是对美国“全社会的威胁”。这不仅造成了中国庞大的中产阶层这支活跃进步力量的反感，而且严重损害了美国公共外交和国家利益，有可能使两国走向直接对抗，进而导致战争。[1]美国各界极其需要对中国国内的发展动态和中国社会的多样性，特别是对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开展全面实证研究；这样可以在分析中国未来与美国及世界的关系时拓宽视野，也有助于理性辩论。
双重焦点：中产和上海
研究上海中产及其文化价值观能否帮助我们对中国的政治轨迹和外交关系，包括战争与和平的可能性有更深的了解？从柏拉图（Plato）到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从孔夫子到毛泽东，对文化动态与政治动态之间、内部力量与外部关系之间的关联早有认识。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增长，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之间犹豫不决。两个场景中的任何一个都与中国迅速兴起的中产的发展轨迹密切交织。
第一个场景比较悲观：中国借着持续数十年的双位数经济增长和军事现代化的东风，成为超级大国。中国的中产规模空前，这些人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将主导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数以亿计中产消费者的巨大需求、全球资源的短缺、中国膨胀的碳足迹引起的国际惊愕、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迅猛发展造成的其他负面问题导致的全球关切——这一切都加剧了紧张；蛊惑人心的煽动家会趁机不断挑动这种敌意满满的有毒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个场景中，一个正在上升、对受西方帝国主义欺负的“屈辱的世纪”念念不忘的中国很容易会选择无视国际规范、破坏全球机构，甚至考虑在东海和南海及亚太其他地区开展侵略性扩张。
第二个场景比较乐观：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有着紧密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因此乐于接受国际价值观。中国中产消费的增加会帮助减轻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缓解经济紧张关系，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变得和发达国家一模一样。另外，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过一定的西方教育，对外部世界有更深刻的了解；他们是催动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中产中有很多私人企业家和私营部门雇员，他们和其他国家与他们同类的人一样，重视财产权和经济自由。在大多数国家中，经济发展和执政效率之间的紧密联系是调节各方利益的重要一环，也是终极需要所在。中产阶层也许能通过推动政治改革和国家治理改善来创造并加强这样的联系，他们也会要求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美国及整个国际社会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两个场景似乎都比较极端，但又都是基于对各种可能性的认真评估。例如，中国中产已经显示出购买外国货的强大意愿和能力。2019年8月，美国批发连锁店开市客（Costco）进入中国，在上海开了一家店。开业第一天，营业了没几个小时就不得不关门，因为来的顾客实在太多，招架不住。[2]开市客出售的货品中一半以上来自海外，许多货品几乎一上架就立刻售罄。由此可见，崛起的中产显然拥有难以置信的经济实力和购买力。但与此同时，这也有潜在的可能成为一支严重损害美国利益的力量；悲观场景设想的真正危险于此得到凸显。可以说，美国也应负起一定责任，竭尽全力推动乐观场景的实现。主要是避免采取无谓地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行动，并积极与中国开展建设性接触。不幸的是，当前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讨论大多忽视了中国中产的正面作用与影响。总的来说，中国经常被当作一个大一统的实体，不分国家与社会。
未来几年，无论哪个场景成真，中国新兴的中产都将驱动国内的政治发展，又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对外姿态。美国若要确立有效的对华政策，外交政策界就必须更加准确、全面地了解中国中产，从它的基本组成到它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它在决定中国未来走向中的潜在作用。在21世纪互联互通的世界中，我们必须自问，两个最大国家拉开对抗的架势是好事吗？能持续吗？
1949年以前，上海是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今天，它依然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先锋。因此，要了解中国中产的兴起、跨国力量对中国的影响，以及这两股潮流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中的复杂互动，上海是理想的研究案例。在某种意义上，就中国从1978年至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而言，上海既是实验室，也是创新者。
上海是新兴中产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的“摇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2010年，中产大约占上海劳动力的40%。[3]《中国新中产圈层白皮书》显示，2018年，上海超过500万住户可算作中产家庭。[4]放眼上海周边更大的地区，华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山东和安徽）占全国中产的44%。[5]当然，这在上海不是刚发生的新鲜事。早在2005年，上海约82%的家庭就已经拥有至少一处住房，其中22%拥有两套房产。[6]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的一份报告，全国城市家庭资产平均值是318万元（约合45.4万美元），中位值是163万元（约合23.3万美元）。同年，上海居民家庭资产的平均值是807万元（约合115万美元）。[7]
2009年，全国1/4以上留学回国人员居住在上海，上海的海归人数在中国31个（不含港、澳、台地区）省级行政区中位列第一。[8]那一年大约4 000名留学回国人员在上海建立了创新驱动企业。另外，多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上海的高级执行官员中相当一部分曾在国外留学。不仅如此，同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在上海的院士60%以上是海归，102人曾长期在国外工作。“国家973计划”（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译者注）在上海的66位首席科学家中，97%曾在海外留过学。[9]总的来说，与其他地区的海归相比，上海海归中高学历的占比较高，平均来说更年轻。例如，2009年，大约64%的上海海归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73%在21岁到30岁。[10]
上海的国内外竞争力主要靠这座城市汇集的人才。下面会讲到，可以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它的高等教育系统和其他推动以文化与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机构。著名大学和文化机构（如博物馆、艺术画廊、剧团和其他表演团体等）云集上海，不仅使它成为中国两大教育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北京），而且帮助培育了特征明显的上海文化（海派文化）。主流的北京文化（京派）有时被描述为具有贵族、保守、精英和官本位的特征；相比之下，对海派文化经常用务实、进取、创新、多元、悠闲、现代和前沿等词来形容。[11]
海派文化，无论是在艺术、文学、音乐领域，还是在公共讨论领域，都对不同的价值、观点和生活方式十分宽容。这里面部分的原因是，上海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无论在租界时期的过去，还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基本都不排斥外来人，也不无其西方影响的“洋气”。例如，2015年到2017年间，中国收视率最高的深夜脱口秀《金星秀》的主持人是位变性人。身为新上海人的金星是朝鲜族，也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海归。《金星秀》节目在上海制作，经常向中国观众介绍西方思想、新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中产阶层的生活时尚。[12]《金星秀》于2017年末结束，但金星仍在主持其他宣传海派文化的电视节目，那些节目也很受欢迎。
上海特征鲜明的亚文化中这些活力四射、多元兼容的发展十分重要。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今天的上海“已变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13]这不光是因为中产的爆发性增长所导致的上海经济与金融地位的提高，也因为上海代表了一个世界性文化的再次兴起和跨国力量的充沛活力。
上海：“另一个中国”？
当然，上海不能代表全中国。这座大都会对于中国来说好比纽约对美国。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作为世界性城市的兴起恰值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衰落之时。这给上海的身份与特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怪不得许多上海历史学家都说它是一座处于历史潮流交汇处的城市，它的经历常常迥然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14]例如，斯黛拉 · 董（Stella Dong）称，共产党1949年取得胜利之前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之失从来都是上海之得”。[15]
所以，一些研究上海历史的学者声称，通过这座城市看中国，会“得到扭曲的印象”。[16]例如，上海尽管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的双重打击，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中，它都被视为“全亚洲都市化程度最深、工业最发达、最为国际化的城市”。[17]在某种意义上，上海在20世纪头几十年之所以如此繁荣，主要是因为它与中国相对关系不大。[18]一位分析家说，“上海的耸立建立在中国虚弱的基础上”。[19]
“另一个中国”这个说法是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ére）发明的，后来成了描述上海与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的典型标签。[20]上海有独特的外国文化影响，有强烈的地方身份特征，20世纪上半叶，它在推动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中起到了中心作用，因为它提供了“中国世界地位的新远景”。白吉尔注意到，“上海对外部世界更开放，同时也更知道中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齐头并进、相辅相成”。[21]20世纪30年代，中国一大批著名作家、出版家、教育家和艺术家住在上海，其中许多是留洋归来的。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也提倡中国民族主义。卡丽 · 瓦拉（Carrie Waara）注意到，“他们的国际取向加上他们强烈的经济与文化民族主义赋予了上海独特的地方风味。”[22]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有多重身份，至今依然。既然上海是现代时期中国发展壮大的典范，它跃升为国际知名城市就使得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愈发高涨。上海的地方性、国家性和世界性身份都生机勃勃，既互相加强，又在不同的情境中各自保持独立的价值。上海对外开放带来的不是文化融合，而是文化共存和文化多样性。
有些中国学者提出，上海近来的经验证明，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常规方法根本行不通，比如过于简单化的东西方二元论，还有西方施加影响、中国被动反应的模式。[23]这些学者认为，文化跨国主义的功能如同双行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文化运动在上海落地生根，表明上海的政治和文化精英有推动对外交流的自信，也显示了他们“将地方化的外国文化据为己有时的心安理得”，这是阎云翔在描述另一座中国城市的“文化全球化”时用的说法。[24]然而，上海对其世界性和地方性身份的自豪感在某种意义上也妨碍了它在文化与教育发展中追求卓越。[25]跨国文化力量的充沛活力使上海的学者、教育工作者和艺术家得以与国际社会同步思考相关问题。
不过，上海在20世纪和近几十年来发挥的开辟性作用不容忽视。了解上海对弄懂现代中国至关重要。[26]因其在文化传播中的特殊作用，上海一直被称为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或“门户”、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了解当今时代中国崛起的驱动力的“钥匙”。在民国时期，上海就是接受西方思想影响、“带领全中国进入现代世界”[27]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上海是两个文化融合的产物。上海把世界引进了中国，也把中国带入了世界。[28]
因此，对于上海是“另一个中国”的定位，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出反驳。
第一，尽管上海受西方影响很大，但它骨子里从来都是中国城市。上海永远是“中国的上海”，从未失去过自己的文化身份或“中国”感。[29]2003年，中国出版了一本讲在上海的外国人的书，书中用了“中国有个上海”这句话来描述上海对中国的发展与多样性的贡献。[30]整个20世纪中，上海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如本书序中所说，上海是中国争取实现现代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两者是塑就中国当代历史的两支最重要的力量。
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上海作为在中国的西方文化影响力来源，其重要性有起有落，但若没有上海，现代中国的崛起是无法想象的。按照费维恺（A. Feuerwerker）的说法，“上海确定了外国在中国存在的风格”，这种风格为其他中国城市所“争相效仿”。[31]出生在上海、在美国受教育的历史学家卢汉超注意到，1949年以前，上海生活方式中的西方影响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许多重要内容在20世纪下半叶传播到了中国其他城市。[32]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国勠力把长三角地区建成经济中心，把上海定为长三角的“龙头”；自那以来，上海就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江南地区（主要由浙江和江苏两省组成）事实上的“首府”。上海中产与居住在苏州、无锡、常州和宁波等其他江南大城市中无数的中产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析上海是充分了解中国的钥匙，可以说现在尤甚以往。201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高质量”和“一体化”的新发展规划，重点发展上海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33]中国领导层宣布，这一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将为中国新时代的经济增长起到“伟大的示范作用”。
事实上，1978年之后的中国发生的许多重要现象，如商业社会的重兴、证券市场的建立、外国投资、土地租赁、房地产繁荣、农民工进城、电子商务的扩张、人工智能在城市发展中的应用、市场经济的发展等，都是要么起源于上海，要么对上海产生了深刻而直接的影响。过去1/4世纪以来，这座城市经历了令人瞩目的经济繁荣和巨大变化。这样的发展变化迅速传播到其他地区。上海作为世界性城市的重新崛起彰显着中国加入“全球俱乐部”的努力，是21世纪中国壮大成熟的深远象征。
近年来，中产的快速兴起和增长超出上海，扩展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包括内地的二三线城市。麦肯锡咨询公司的鲍达民（Dominic Barton）和同事们在2002年做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的城市中产相对规模较小，40%集中在北上广深4座一线城市。然而，预计到2022年，住在这4座超大城市的中产居民占全国中产人口的比例将降到16%左右，76%的中产都将住在二线城市（45%）和三线城市（31%）。[34]关于中产的地域分布，麦肯锡的研究预测，中国中产将从2002年的沿海87%、内地13%转变到2022年的沿海61%、内地39%。[35]
上海不可能是“另一个中国”。不过，可以说它因其特有的世界性亚文化，是中国一座独特的城市，有力量改变国家，使之向国际规范和价值观看齐。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能源与农业事务的前副国务卿罗伯特 · 霍马茨（Robert Hormats）观察到，上海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做得都好。[36]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传杰做过一次关于中国人对美国态度的民意调查。他按照性别、年龄、教育、收入和地点这5个人口学变量来细分收集到的回答，结果发现，只有在地点的变量下看得出中国人内部对美国看法的显著不同。具体来说，张教授发现，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受访者相比，上海的受访者对美国的观感好得多。[37]上海这些独有的特点使它成为一个很好的学术研究课题，也是前面说过的理想研究案例，可借以记录中国中产的成长壮大和跨国力量对中国的影响。本书将各种人的故事与严谨的实证分析相结合，来揭示上海在中国现代历史中如何行使以下3个必不可少的职能：（1）引进并吸收外国文化与投资；（2）突出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和发展包容性文化的必要；（3）向国内其他地方传[38]播并示范世界性（或“后现代”）观点、思想和价值观。
本书研究的课题、方法与组织结构
审视上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新崛起能使人了解这座城市的特殊作用。对美国和中国的决策圈、研究中国的学术圈及整个社会科学界来说，这是首要的兴趣所在。本书在探讨上述3个重要课题时结合了关于中国与美国及世界未来关系的两场重大政策与理论辩论。（1）中国空前的多维度国际交流（上海是其连接点）会如何影响华盛顿关于美中脱钩的政策辩论，以及中国对所谓美国牵头的遏华阴谋的关切？（2）如何评估外国影响和中国社会层级的变化所产生的冲击？理论与实证分析能够揭示中国中产的哪些主要特征？
本书在研究中采用的分析框架能够帮助厘清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之间活跃而复杂的相互作用，把焦点放在中国新兴中产的文化与教育上。本书采用了文化的通用定义，即对一个社会具有特定意义的一套价值观、惯例、规范、习俗、象征、逸事和神话。文化也包括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艺术与学术作品、哲学和历史记忆。文化经常分为两类——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前者指文学、艺术和教育，后者指大众娱乐、脱口秀和新媒体，包括传播新思想和新语汇的社交媒体平台。博物馆、艺术画廊、酒馆、茶馆和其他公共聚集地是公共文化场所。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文化多样性的概念有3个主要特征。第一，机构和个人是推动各种跨文化事业的代理人或行为者；第二，符号与思想被用来促进信仰与规范的跨国交流和相互理解；第三，具有便利跨国流动的方法和工具。[39]这3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文化的跨国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全球化”是概念上的悖论。全球化意味着地方和国家的规范或思想在全球层面上的传播与融合，而文化蕴含着从传统历史环境中继承下来的独有特征。文化必然多种多样，缺乏一致性；某个文化的人民经历的过去各有不同，涉及的记忆、象征、神话、风格和规范也都不同。[40]
本书不用“文化全球化”这个词，而是用“文化跨国主义”和“文化国际主义”，两者可以互换使用。文化跨国主义意味着通过跨国交流形成共有规范、共同知识和多重身份，因而加强不同人民和不同传统之间的互联互通。[41]本书的原始研究采用了4种方法：（1）个人生平、教育背景和职业数据分析，（2）对上海高等教育机构的案例研究，（3）调查问卷，（4）对前卫艺术作品的内容分析。
接下来的两章讨论了前述两场辩论的题目。第二章把对上海中产的研究直接放到了当今美中关系的大背景中来理解这一讨论的即时性和深远意义；集中介绍关于美中应该继续接触还是应该在各方面脱钩的政策辩论。第三章专门审视关于当今中国的社会分层和文化多元性的学术讨论，也概述了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中产特点和国际交流所产生影响的著述。
第四章显示，上海的现代史也是中国融入外部世界的历史。上海从来都是中国最西化、最世界性的城市，至今犹然。外国影响给上海居民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留下了持久的印记，这一章讨论了上海文化受外国影响的程度。包括居住在上海的台湾人在内，大约有50万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公民住在上海，他们帮助塑造了上海的社会结构。第四章突出显示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看似地方和国际的身份特征如何引发中国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争议性政治区分。这一章在讨论了上海例外主义和文化跨国主义之后提出，上海当代文化的地方性、国家性和国际性同时并存，海派文化对于中国其他城市的民族主义情绪起到了抵消中和的作用。
第五章记录了过去30年间，特别是邓小平作出开发浦东地区、对外资开放的决定之后，上海发生的一系列多姿多彩的跨国交流。这些进一步证明，新的市场力量只能是“变化的引擎”，而新的中产文化则可以决定“变化的方向”。中产经常是提高市场效率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了长期执政，需要支配这支力量。这一章研究了过去10年间上海的私营公司、国有企业和外国公司齐头并进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
第六章集中探讨国际教育交流的作用与影响，特别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中国海归的情况。过去20多年中，尤其是近年来，出现了中国留学生的归国大潮。研究分析，留学回国人员这个群体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出国留学潮的宏观趋势，也能够更深刻地揭示中美文化与教育交流在微观层面上产生的影响。通过对中国顶级大学开展的大规模量化研究，可以看到，海归在大学行政管理、课程发展、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界其他方面的地位、分布和担任的领导角色。
第七章介绍了对上海留学归国人员的一次纵向调查，借以研究他们与从未留过学的人有何不同。调查显示，留美海归的民族主义倾向不一定比其他教育背景的中国精英弱，也不一定总是更亲美。然而，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人口大国正在发生的多层面变化，中美教育交流产生的短期和长期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从美国的视角而言，对中国海归群体开展的详尽而具体的研究表明了应如何改善美国将来与中国的教育交流，如何向着积极的方向读懂中国政治、教育和文化领域的精英，如何防止反美情绪主导中国的公共讨论并决定中国年轻一代的观点，如何将中国这个新兴大国从潜在的劲敌转变为开放、合作的伙伴，如何找到最好的前行道路，在这个经历着剧烈且经常是破坏性变革的时代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的世界。此事殊为不易，但美国和西方的外交政策学者和专业人员若不注意并研究这些问题，以后可能会意识到铸成了历史大错。
第八章和第九章分析了上海的前卫艺术，集中探索这座城市蓬勃发展的当代艺术，试图了解前卫艺术作品如何反映这个重要文化中心一些最具前瞻性和批评眼光的人在艺术和思想追求上的深刻改变。第八章探讨了过去10年艺术画廊在上海的惊人发展，包括一些大型私有美术馆的出现。这一章也突出了上海双年展的重要作用和国际文化交流在改革时代产生的巨大影响。
第九章讨论分析了上海前卫艺术家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他们的艺术作品传达的政治信息通常比较微妙，文化涉及面广，时时流露出焦躁之情，却没有北京一些艺术家的傲慢无礼。上海的前卫艺术家使用现代媒介（如需要观众参与的电脑程序、国际象征符号，还有行为艺术），但他们的作品并不仅着眼于眼下，而是开启批评性的国际对话，讨论中国和世界对消费主义痴迷日深的现象及其负面效果，特别是表现了这些艺术家对于他们眼中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以及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道德虚伪性的普遍不满。他们发出的信息通常超越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政治与文化这些一般的概念界线。仔细观看这些作品，能够看到上海民众迅速变化的视角和知识分子群体发出的兼具批评性与建设性的要求，呼吁与西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对话。上海艺术家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传递人性共通的强烈信息，人性可以克服看似严重的文化分歧。
有关上海中产的这一切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活力充沛、复杂多样的性质；第十章讨论了这对于中国、美国及全世界意味着什么。这最后一章与前面的第二章遥相呼应，进一步阐述如何尽量减少中美之间的误会和怀疑，尽量扩大中国中产在中美关系和全球关系中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这一章提出了供中美两国政策制定者思考的一些主张。
[1]迈克尔 · 克兰兹（Michal Kranz），《联邦调查局局长说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对美国的威胁——并说美国人必须起而自卫》（The Director of the FBI Says the Whole of Chinese Society Is a Threat to the US—and That Americans Must Step Up to Defend Themselves），《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2018年2月13日。
[2]梅里特 · 肯尼迪（Merrit Kennedy），《开市客在上海开业，因人潮汹涌提早关门》（Costco Opens in Shanghai, Shuts Early Owing to Massive Crowds），国家公共电台（NPR），2019年8月28日。
[3]《中国青年报》2010年2月11日刊所引。也见钱曦的《中产阶层的比例不是由专家算出来的》，华夏经纬网，2010年2月12日。
[4]金原投资集团，《2018年中国新中产圈层白皮书》（2018 China New Middle Class Report），上海，2018。
[5]同上。
[6]拉克沙 · 阿罗拉（Raksha Arora），《中国房屋拥有率飙升：93%的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Homeownership Soars in China: Ninety-three Percent Own Their Homes），盖洛普，2005年3月1日。
[7]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中国金融》，第9期（2020）。
[8]鲁哲，《在沪归国留学人员总量达7.5万人约占全国的1/4》，《新民晚报》，2009年1月28日。
[9]同上。
[10]《东方早报》，2009年2月26日。
[11]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12]关于金星和她的脱口秀的更多讨论，见艾丽斯 · 严（Alice Yan），《变性舞蹈者金星如何征服了中国电视》（How Transgender Dancer Jin Xing Conquered Chinese TV），《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17年4月15日；马特 · 希恩（Matt Sheehan），《请看想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人的泼辣变性脱口秀主持人》（Meet the Badass Transgender Talk Show Host Who Wants to Be China's Most Influential Woman），《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2017年12月6日；斐觉世（Seth Faison），《云之南：探索中国的隐秘王国》（South of the Clouds: Exploring the Hidden Realms of China）（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2004），第14章，第199—216页。
[13]引自艾伦 · 巴富尔（Alan Balfour）和郑时龄合著《世界城市：上海》（World Cities:Shanghai）（West Sussex,England:Wiley-Academy，2002），第1页。
[14]叶文心主编，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5]斯黛拉 · 董（Stella Dong），Shanghai: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 1842—1949，New York:Perennial，2001，第22页。
[16]Nicholas R.Clifford，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Hanover: Middlebury College Press，1991，第283页。
[17]Mayfair Mei-hui Yang，Mass Media and Transnational Subjectivity in Shanghai: Notes on (Re)cosmopolitanism in a Chinese metropolis，载于王爱华和唐纳德 · M.诺尼尼（Donald M. Nonini）主编，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 ism，London: Routledge，1997，第289页。
[18]克利福德（Nicholas R.Clifford），《帝国被宠坏的孩子》（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Hanover: Middlebury College Press, 1991），第xi页。
[19]Harriet Sergeant，Shanghai: Collision Point of Cultures, 1918—1939，New York: Crown，1990，第14页。
[20]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ére），《“另一个中国”：1919年到1949年的上海》（“The Other China”: Shanghai from 1919 to 1949），载于克里斯多弗 · 豪（Christopher Howe）主编，《上海，一个亚洲大都会的革命与发展》（Shanghai,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琳达 · C.约翰逊（Linda C. Johnson），《上海：从市镇到通商口岸，1074—1858》（Shanghai:From Market Town to Treaty Port, 1074—1858）（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第11页。
[21]白吉尔，《“另一个中国”》，第2—3页。
[22]卡丽 · 瓦拉，《发明、工业、艺术：民国艺术杂志中文化的商业化》（Invention, Industry, Ar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Culture in Republican Art Magazines），载于舍曼 · 科克伦（Sherman Cochran）主编，《发明南京路：上海商业文化，1900—1945》（Inventing Nanjing Road: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 1900—1945）（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第87页。
[23]上海正大研究所，《新上海人》（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第11页。
[24]阎云翔，《管理的全球化：中国的国家权力与文化过渡》（Managed Globalization: State Power and Cultural Transition in China），载于塞缪尔 · P.亨廷顿主编，《多种全球化：当代世界的文化多样性》（Many Globaliz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第34页。
[25]格雷丝 · C. L.马（Grace C. L. Mak）和莱斯利· N. K.罗（Leslie N. K. Lo），《教育》（Education），载于杨汝万（Yeung Yue-man）和宋恩荣（Sung Yun-wing）主编，《上海：中国开放门户政策下的转型与现代化》（Shanghai: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under China's Open Door Policy）（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1996），第378页。
[26]Rhoads Murphey，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27]Betty Peh-T’I Wei，Shanghai:Crucible of Modern China，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第9页。
[28]周武，《上海兴起对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意义》，《澎湃新闻》，2018年2月10日。
[29]熊月之和周武，《海纳百川：上海城市精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22页。
[30]李伦新和丁锡满，《上海老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第40页。
[31]引自魏白蒂的《上海》，第122页。
[32]卢汉超，Beyond the Neon Lights: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第17—18页。
[33]马浩戈，《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审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新京报网，2019年5月13日。
[34]鲍达民、陈友钢和艾米 · 金（Amy Jin），《中国中产的分布》（Mapping China's Middle Class），《麦肯锡季刊》（McKinsey Quarterly），2013年6月。
[35]同上。
[36]罗伯特 · 霍马茨在一场圆桌讨论中说了这番话，圆桌讨论的题目是“美中关系的远景：经济、政治和历史方面”（The Long-Term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伍德罗 ·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问题研究所，2010年8月2日。
[37]张传杰调查结果的总结见2010年8月2日。
[38]上海百年文化史编纂委员会。《上海百年文化史》，第3卷（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第1828页。关于“后现代”价值观的概念和对拉丁美洲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出色论述，见罗纳德 · F.英格尔哈特（Ronald F. Inglehart）和M.卡瓦略（M. Carballo），《拉丁美洲存在吗？对跨文化区别的全球分析》（Does Latin America exist? A Global Analysis of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拉丁美洲概况》（Perfiles Latinoamericanos）16，No.31（2008），第13—18页。
[39]鲍宗豪，《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179页。
[40]作者感谢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林恩 · 怀特引导我见识到克利福德 ·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开创性著作，并就此给了我知识上的启发。克利福德 · 格尔茨主编，《解读文化：克利福德 · 格尔茨文选》（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by Clifford Geertz）（London:Basic Books，1973）中的《深入探讨解读性文化理论》（Thick Toward an Interpretative Theory of Culture），第3—30页。
[41]曼弗雷德 · B.斯蒂格和保罗 · 詹姆斯（Paul James），《全球化的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Globalism），载于保罗 · 詹姆斯和曼弗雷德 · B.斯蒂格主编，《全球化与文化：第4卷，全球化的意识形态》（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Vol.4,Ideologies of Globalism）（London:Sage，2010）；乔纳森 · 哈维尔 · 因达（Jonathan Xavier Inda）和雷纳托 · 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主编的《全球化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Globalization）（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2002）中乔纳森 · 哈维尔 · 因达和雷纳托 · 罗萨尔多合著《导言：运动中的世界》（Introduction: A World in Motion），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