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这个国家，陷入严重的历史意识沼泽地，有着种种深刻的历史现实原因。

就既往传统说，主要有两个基本原因。

其一，我们蓬勃多元的思想体系，在西汉武帝时期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

这个重大转折，是中国骤然由多元化（百家争鸣）的不同思想形态，转入了宗教式的一家“独尊”，转入了一元化形态。由于被“独尊”的儒家，是诞生于春秋时代的一个坚定的复古学派，对当时社会的种种新潮变革，持强烈的否定与反对态度，对当时社会种种偏离王道礼治的新变化，也持强烈的否定立场；因此，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变成了时代潮流的弃儿。

这一深刻的历史原因，导致儒家学派对遗弃自己的三大文明高峰时代怀有极深的偏见。在此后占据文化霸权的历史条件下，儒家对三大时代进行了全方位的攻击与否定。这种攻击与否定，伴随着对三大时代社会求变创造精神的否定，伴随着教化人民恭顺服从皇权统治的保守内敛思想，而这些思想却被历代皇权政治奉为圭臬。于是，对三大时代的否定，与皇权制度对儒家保守思想体系的需要相结合，就渐渐演变为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评判。自此，我们的历史意识出现了第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实际继承了中国统一文明的框架，理论上却彻底否定了诞生中国统一文明的时代，形成了历史意识沼泽地的畸形生态。

其二，自“独尊”时代开始，我们的修史大权，就被儒家全面掌控了。

自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修史的评价选择权，就是儒家思想了。我们尊重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儒家学人对中国文明历史的系统整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儒家以孔子的“春秋笔法”为修史模式，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各领域专史等，都仅仅以儒家价值观衡量取舍，并进行直接评价。由于儒家的文化霸权，这种评价与取舍，迅速演化为官方标准，又迅速演化为入仕的取舍标准。及至科举制出现，这一标准又演变为国家制度与文化政策。自此，学人研究历史、陈述思想，必须以儒家标准为标准，否则只能被国家遗弃。

那么，儒家的历史价值观，是否具有现代文明可以继承的基本面呢？

如果有，当然万幸了。可惜的是，儒家的历史价值观非但与现代文明理念格格不入，即便与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相比，也是陈腐的。简单举例说，《史记》有先秦人物传记二十八篇，涉及人物数百。举凡对文明发展有重大贡献，对国家社会敢于负责、敢于牺牲的英雄伟人，《史记》都给予了种种批评。譬如对文仲、吴起、商鞅、吕不韦、蒙恬、秦始皇帝等，都是如此。与此同时，《史记》对明哲保身、身在国家却不敢临难负责的人物，却做出了高度褒扬。譬如对范蠡、赵良、蔡泽、张良等，都是如此。赵良说商鞅的说辞，蔡泽说范雎的说辞，都充满了保守萎缩的逃避主义，《史记》却大篇幅记录，全面并正面评价。此后的史书，更是充满了此种类型的儒家式评价。

客观地说，西汉之前，中国文明的价值观体系是多元化的。先秦时代，有儒家史观所认可的临难苟且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但更有重义轻生的国家大义与社会正义理念。最简单地说，商鞅对赵良的反驳，范雎对蔡泽的反驳，就是这样的大义理念的体现。战国法家政治家为当时的变法运动做出的众多牺牲，更是这样的大义理念所支撑的。可是，儒家修史，唯以一家理念取代多元价值观，对曾经居于时代主流的众多大义行为与正义言论，都采取了否定性的评价，并且变成了官方立场，又渐渐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历史意识。

儒家的这种治史理念与史观，对中国文明史是不公正的。

沉积两千余年的儒家史观，已经使我们的历史意识严重沼泽化。演变的结果是，使许多进步思想家与外国研究者，都对中国文明产生了严重误读。鲁迅说，中国书可以不读。柏杨说，中国文化是酱缸。20世纪80年代的一大批激进知识分子，更是秉持“黄色文明落后论”。这都是误读中国文明史的典型例证。

凡此误读，以及对中国古典文明的一揽子否定，都是基于我们的文明在西汉“独尊”之后的保守性、萎缩性、陈腐性、阴谋性、混乱性说的。因为，在西汉之后的中国文明价值观中，阳光的、积极的、健康的、创造性的、变革性的价值观念体系，已经被儒家钝刀一丝一缕地阉割了，已经被烟雾泥沼深深地遮盖了。

这种泥沼，是两千余年来一层一层涂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