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文化惯习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研究，比较多的是从思想和政治的分野，将知识分子分为三个大的群体：左翼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当然很重要，但我在自己的研究当中发现，有时候不是政治上面的原因，仅仅是一种文化惯习的差异，因此构成了不同的知识分子共同体。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要以为“人以群分”一定是和政治与思想有关，有时候仅仅是文化趣味不同，就会形成“区隔”。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他反思社会学的重要分析模式。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1)这些一个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场域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

首先来看场域。场域是一种关系网络，是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之组合。在这些关系网络中，每个场域都有自己运作的支配性逻辑。作为各种力量活动的场所，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各种位置的占有者们争夺和重新分配物质和符号资本。布迪厄这里所说的资本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发展而来，但内涵和外延更为广泛。

其次是资本。资本形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指的是不同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货币和劳力）、文化资本（指的是知识能力的资格总体，由学校和家庭传承下来）和社会资本（指的是“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这三种资本形成了行动者在特定的场域中赖以凭借的资源。

现在来看第三个核心概念：惯习。所谓的惯习（habitus）与习惯（habit）不同，它是某个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一致、相当稳定的品味、信仰和习惯的总和，是特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和身份徽记，也是其内部整合和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最重要标志。

以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理论来研究知识分子共同体，我们可以获得若干新的视野和角度。从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内部关系来考察，每一个知识共同体也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场域，他们是由一群拥有共同惯习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学历出身、知识类型、道德价值、文化趣味、生活品味使得他们“物以类聚”。知识分子对共同体的选择，也就是看哪一种共同体惯习更符合自身的口味。沈从文和丁玲，这一对一起从湖南内地来到沿海大都会的朋友知己，之所以后来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乃是两人所羡慕和追求的文化惯习不同：沈从文希冀的是布尔乔亚的理性、斯文和唯美主义，而丁玲向往的是波希米亚人的自由、热烈和反抗激情，因此一个加入了北平自由主义的文艺沙龙，另一个投身于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

我在上文所说的唐代牛党与李党之争，除了阶级出身背景不同、地域不同之外，很重要的矛盾在于各种文化惯习很不一样，注重经义的士人与吟诗唱咏的文人，彼此之间文化品味差异太大，相互瞧不起、看不惯，文化的差异再加上利益的冲突，构成了唐中叶激烈的党派斗争。

到了近代，不同知识分子的文化惯习，有相当的部分来自不同的学校背景和教育背景。比如民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都是胡适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似乎只要政治价值观相同，就是一个圈的。事实上，除了政治价值观之外，文化的惯习是否相同，同样重要。北大的自由知识分子与清华的自由知识分子，就很不一样。

20年代在北京有一场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大笔战，政治立场的分歧是一个因素，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文化品味差异太大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这些语丝派认为陈西滢这些留学英国回来的是假惺惺的“正人君子”，是看起来一本正经的伪“绅士”。而陈西滢他们又觉得周氏兄弟是“绍兴师爷”，有刀笔小吏的尖刻，令本来立场就不一致的冲突，因为相互在做派上的看不惯，而更加火上浇油。

这里我与大家讨论的知识分子世代交替、阶级出身和文化惯习，再加上其他的地域背景等因素，只是为了开拓知识分子研究的视野。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不是只有一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元素，促成知识分子内战的，还有更复杂的动因所在。历史研究正是要将隐藏在背后的、相互缠绕的众多复杂元素揭示出来，从而显示出知识分子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知识分子研究如果要深入下去，一定不能满足于现有的研究范畴，要不断开拓出新的领域、新的路径和新的问题意识。

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也是一次自我灵魂的拷问。处在近代这样一个低沉与亢奋、忧患与通达、沮丧与自信错综交织的大时代里，知识分子何以安身立命？傅斯年曾对胡适说过：“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希望读者们从我的书中读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

作者谨识

2019年清明于沪上樱园

(1)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