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1854—1867年发生的广东土客大械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最具破坏性的社会冲突之一，刘平博士充分利用、分析了当代可以搜寻得到的大量文献资料，对这一事件展开研究，取得了社会史研究的一项杰出成果。我在阅读了他的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文稿之后，深感受益匪浅。

自明朝晚期以来，各地土著与客民（在清代闽粤赣的很多地方表现为土著与客家）的冲突现象就是社会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增长（只是在明清更替之交才一时中断）使人均土地占有比率降低到了危险的标准，促使众多家庭转而寻找新的生存战略，其中包括弃农经商（也就是转向依托市场的家庭手工业）和移民。移民的方式之一是男性的乔迁——离家外出打工挣钱（包括前往海外），另一种情况就是全家全族甚至整个乡里（whole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迁往外地，寻找新的可供耕种的土地。在福建和广东，后面这种情况有时是与暴力相伴随的。客家人因为人口膨胀而进入广东东部，并进而进入广东西部地区，引发了这些地区新的紧张关系。

清代宗族械斗之风业已成为东南地区的一种暴力传统，此外，种族内部（以语言与习俗为区别）形成了一种特别具有爆炸性的氛围。勤劳而具有凝聚力，并且习惯于武力自卫的客家移民，在与比邻而居的土著的对峙中自成一系，极易触发暴力行为，竞争的后果之一便是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另一后果便是构成本书主题的广东土客大械斗。

刘平博士详尽地分析了隐藏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土客之间相仇相斗现象背后的种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客家人移入广州—肇庆之后，与这一地区即珠江三角洲西部诸县土著（即广府人）相比，其人数相对较少。许多客家移居者是先从嘉应州、惠州向东迁移的，粤东地区的人民为了生存，素以军事化及种族自卫而著称。伴随于从那些地区迁往广肇地区的客家人而来的是筑垒自固、随时自卫的传统。19世纪前期，弥漫于该地区的经济萧条加剧了土客矛盾，为大规模冲突创造了条件。

但是，作者的多角度分析告诉我们，经济分析固然重要，却仍然不足以解释这场冲突之残酷，文化的、“种族”的因素也是暴力发生的强大动力。广府人把客家人称为“匪”，更有甚者，指为“犵”、“獠”、“猺”，或是直接在“客”字上加上污辱性的“犬”字偏旁，以示客家为野蛮民族，自以为与之水火不容。反之，客家人认为广府人生性残忍，不能信任。这些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敌意与经济竞争互相影响，使双方陷入一场致命的、迁延十数年的战争。

在对械斗发生的主要县份逐一论述时，作者还对各地械斗发生的特定因素进行了梳理。作者的研究告诉我们，19世纪50—60年代之间发生的这场大规模冲突正是“四邑”，即开平、恩平、新会和新宁四县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向海外大规模移民的背景。面对人口大量死亡、经济一蹶不振的情形，成千上万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开始踏上前往东南亚、夏威夷和旧金山的路途。在今天的北美西部各州，华人随处可见，追源溯流，在很大程度上是那场可怕的“种族”战争促使四邑农民冒险走上“卖猪仔”之旅的。

作者还对清朝统治在华南乡村的软弱无力进行了分析。即使是在平常年份，地方行政体制也无力应对械斗的发生，待到土客双方日益敌视、经济日益萧条，“内乱”与“外患”并起，清政府要平息这场大规模械斗就更难措手了。

最后，刘平博士站在公正和同情的立场对土客双方的猜疑与仇恨（在那场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依然存在）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有必要对广府人与客家人依然存在的隔阂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书内容乃是近代中国进程的重要一环，作者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对许多相关问题的深入了解，我很高兴能向大家介绍这一成果。

孔飞力（Philip A. Kuhn，哈佛大学）

2003年3月13日于马萨诸塞州，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