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世界的“区域主义”作家

在亚马多成长的时代，巴西有两大文化中心，一个是彼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那里保有巴西帝国时期留下的历史积淀；另一个就是新兴都市圣保罗，也即巴西现代主义的发源地。按照行政区划来看，里约及圣保罗均位于巴西东南部，与它们相邻的米纳斯·吉拉斯州亦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政治力量强劲的地区。时至今日，当向其他国家的人提起巴西时，人们率先想到的依然是里约与圣保罗，就连巴西人最熟悉的“广播口音”也是在东南部语音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塑造、展示巴西形象的问题上，意气风发的南方作家们却败给了初出茅庐的亚马多，或者更确切地说，败给了他笔下原始落后却又绚烂多姿的巴伊亚。

第一部小说出版之后，亚马多刚满20岁。尽管在许多方面尚显稚嫩，但此时的他已经经历过最初的迷茫，逐步明确自己想走的道路。在与左翼知识分子接触的同时，他的阅读视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巴西人一样，亚马多的文学启蒙是从欧洲经典著作开始的。除路易斯·德·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阿尔梅达·加雷特（Almeida Garrett）、埃萨·德·奎罗斯（Eça de Queirós）等葡萄牙作家之外，亚马多年少时也酷爱阅读狄更斯、乔纳森·斯威夫特、沃尔特·司各特、大仲马等人的作品。在他早早结束校园生活并开始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之后，上述名单中自然也加入不少巴西作家。但从1932年开始，仅靠西欧经典作品与巴西本国著作已经无法满足亚马多的阅读欲望。最先引起他兴趣的是西语美洲的作家，包括豪尔赫·伊萨克斯（Jorge Isaacs）、巴尔加斯·维拉（Vargas Vila）、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接着便是俄罗斯作品与更大范围内的左翼革命文学，如革拉特珂夫（Feodor Gladkov）的《水泥》、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曼哈顿中转站》以及赫勒·马朗（René Maran）的《霸都亚纳》。

阅读兴趣的转向很快体现在亚马多的文学创作上。1933年出版的《可可》（Cacau）与两年前问世的《狂欢节之国》差异极大，很难想象它们竟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与《狂欢节之国》获得全体一致却稍显寡淡的称赞不同，《可可》引起了分歧巨大却极为热烈的讨论，这也是亚马多此后几乎每一本书都会遭遇的境况。在诸多引发争议的原因中，作者开篇引语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以最大限度的真实性与最小限度的文学性，来讲述巴伊亚南部可可庄园劳工的生活。这算是一部无产阶级小说吗？

这是巴西作家第一次明确地表达出创作“无产阶级小说”的意图，其立场先行的态度自然激怒了不少人，其中许多都是生长在里约或圣保罗的作家。“22一代”著名的现代主义诗人、批评家曼努埃尔·班德拉（Manuel Bandeira）直言不讳地写道：

《可可》作为小说而言有很大缺陷，它连基础框架都没搭建好，因为让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年轻人变成雇农，之后再让他去写小说，这让人完全无法接受。

里约作家马尔克斯·雷贝洛（Marques Rebelo）同样指出：

（小说中的人物）分为两类——好人和坏人。坏人就是富人，也就是可可庄园的主人，那些上校。好人则是干体力活儿的人。

但同样有不少人在亚马多的这种纪实态度中看出了一些突破性特质。若热·德·利马（Jorge de Lima）认同亚马多是巴西第一个写就无产阶级小说的人，不仅称赞他“足够诚实，不玩糟糕文学技巧”，“在当前文学的停滞中开辟了不同的道路”，而且特别强调《可可》绝不是一部“俄国”小说，因为“这本书的力量在于其带有东北部印记的普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番评价可谓是亚马多一生创作的绝佳脚注。一方面，亚马多的文学创作的确显示出极高的包容度，这从他多样化的阅读经验中也能看出来，不同地区、不同立场、不同类别的作品都可能成为他学习的对象，或许正是得益于此，他的作品更容易被不同文化与教育程度的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除去极少数例外，亚马多的写作一直围绕着巴西东北部尤其是巴伊亚州的现实。因此，对于巴西读者来说，他的作品始终带有强烈的地区烙印；在几部重要的巴西文学史文献中，亚马多也总是被归类为“区域主义作家”。

于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向位于巴西文化中心的里约及圣保罗知识界便不得不面对一种尴尬的局面，即以亚马多为代表的东北部作家明显更受公众欢迎。由于脏话过多，《可可》一经出版便被迫下架，经出版社申诉之后才得以重新售卖，或许也正因为这一插曲，首印的2000册40天后便销售一空，并立即加印3000册，这在当年的巴西实属罕见。在之后的数十年内，亚马多不断重复这一销售奇迹。他屡次打破自己的印数纪录，并自诩为真正代表了巴西民众需求的作家。与此同时，他的作品也被迅速译介到其他国家。在1933年《可可》出版后不久，其西班牙语译本便在阿根廷问世。1938年，亚马多的第四部著作《茹比亚巴》（Jubiabá）在法国出版，出版方正是彼时风头正盛的伽利玛书店（Librairie Gallimard）。这一事件在巴西掀起轩然大波，其中有嫉妒亦有担忧。嫉妒的是，法国作为彼时西方文艺界的标杆，无论译介哪位作家都意味着认可与荣耀，而年仅26岁的亚马多居然被著名的“白色文库”（Collection Blanche）收录，得以与海明威、约翰·多斯·帕索斯等人并列。担忧的是，《茹比亚巴》不仅继承了《可可》已有的无产阶级文学主题，甚至特地将焦点对准巴西最为敏感的种族问题，不仅将主人公设定为一名黑人无产者，而且整本书中都充满了对非洲宗教与文化的展示，这很可能影响到欧洲人眼中的巴西形象。针对上述两种心态，同属东北部作家阵营的格拉西里亚诺·拉莫斯（Graciliano Ramos）曾反讽道：

他们想着（亚马多在法国出版）是一桩政治安排，得益于某位大使的影响力，但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大使可帮不上若热·亚马多的忙，也不太可能推荐《茹比亚巴》。……如果让巴黎人看到若热·亚马多先生作品里衣衫破烂的黑人可怎么办？他们一定会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满是臭虫和小黑孩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东北部作家与南方作家的理念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作为东北部文学的另一位杰出代表，拉莫斯的这番言辞不仅是在捍卫亚马多，也是在为整个东北部文学鸣不平，因为这一群体的大多数作家都遭受过这两类指责：一是批评他们过度关注政治而无视文学，二是控诉他们的写作简单暴戾、粗野低俗。如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就毫不留情地将这些作家称为“东北部的水牛”，斥责他们“牛角上都带着社会议题”，“每个人都天才卓绝，但几乎所有人都写得非常糟糕”。

但是，无论发达地区的知识分子如何愤愤不平，在巴西国内外读者眼中，最终仍是巴西东北部作家占据了上风。促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不仅在于去精英化的文学技法，更在于整个时代的思想转向。在巴西国内，1933年《华屋与棚户》（Casa grande e senzala）的出版预示着巴西式“种族民主”范式的形成，后续巴西非洲大会（Congresso Afro-Brasileiro）的召开逐步夯实了非洲元素在巴西文化身份中的地位。1934年圣保罗大学成立之后，从欧洲前来访学的教授无不对巴西种族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这些人中，有撰写了《忧郁的热带》的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有《茹比亚巴》的法文译者米歇尔·贝维勒（Michel Berveiller）与皮埃尔·乌尔卡德（Pierre Hourcade），还有后来亚马多的主要研究者罗歇·巴斯蒂德（Roger Bastide）。随着纳粹德国的崛起与世界战争的打响，旧欧洲的危机使人们将目光投向“新世界”美洲。与此同时，白人至上的优生学理念也逐渐失去根基，巴西种族混融的经验开始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

在这种剧烈的时代变革中，巴西偏离了一代代国务活动家与大都市知识分子规划的路径，转而以一种“反现代”的传统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它越来越像亚马多笔下所描绘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