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消费率正在发生“U型”反转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郑得坤、李凌两位研究人员，在他们的论文《城镇化、工业化与居民消费：内在机理与实证研究——来自世界162个国家（地区）的经验证据》中提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2000—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从36.22%上升至59.58%，居民消费率却从46.72%下降至39.37%，这样的结果看起来让人难以理解。据统计，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8.8%，远低于美国的68%、德国的52%以及韩国的49%。也就是说，虽然从总体数量上来看，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支出都较快增长，但是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居民消费率反而是不断下降。

研究发现，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反向变动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发达国家的某个发展阶段。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工业化的早期和中期，大量资本投向土地、建筑、工业、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从而使居民消费份额被挤占，居民消费率下降。

从居民支出角度看，人们将更多的钱用于住房和证券的投资，在消费支出上增长相对缓慢。

但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之后，资本主要投向消费领域，投资对居民消费的挤压相对减轻，居民消费率趋于上升。消费经济的“U型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现象。

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城镇化率和居民消费率是“U型”演变关系，中国目前正处在“U型”曲线的左半边向右半边转变的过程。在此之前城镇化率的上升伴随着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当城镇化率上升至一定水平时，将自动演进至“U型”曲线的右半边。

消费的“U型”演变关系也不是完全自发产生的，而是存在导致“U型”拐点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倘若一个经济体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违背产业结构演进规律，过早“去工业化”和产业结构服务化，就会长期滞留在“U型”曲线的左半边，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始终保持负相关。相反，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沿袭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完成真正的全面工业化，那么它将来到“U型”曲线的右端。

正在发生的几个变化如下。

（1）第二轮城镇化将使中等收入人口倍增

在未来的15年，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由当前的4亿扩大到8亿左右，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这个数字的如期实现，是中国经济转型为消费主导的第一个大前提。

8亿中等收入群体从哪里来？答案就是中国的“第二轮城镇化”进程。中国目前名义上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达到65%，但如果除去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中国真正的城镇化率只达到45%左右，另外的20%更准确地应该叫“半城镇化人口”，他们虽然在城镇工作，但基本上还保留着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在他主编的《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一书中提出：我国消费需求增大是一个中长期的客观趋势，我们走向消费主导既面临重大的历史机遇，又具备基础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就是我国的城镇化依然在快速推进中。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水平，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将拉动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

让农民工全家都进入城镇生活，是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主要路径。预计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既定目标，中国城镇化比例将超过70%，如果其中完全城镇化人口达到60%左右，那么中等收入群体即可扩展到8亿人以上。

城镇化一定意味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吗？答案是肯定的。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课题组曾经就城镇化水平对居民液态奶消费的影响进行了一项研究，农村地区、非省会城市以及省会城市受访者的人均液态奶消费状况大不相同。其中，农村居民的液态奶年平均消费量为非省会城市居民的40%，为省会城市居民的31%；农民工群体的液态奶消费量，介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收入、消费环境、消费习惯等都会发生改善，因此液态奶消费比农村居民有所提高。

随着城市周边的辐射效应、农村土地流转和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部分农村人口生活和消费方式也将实现现代化，迈向中等收入群体。

（2）区域差距的逐步缩小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准就是到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过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发达经济体分为两类，在所确定的39个发达经济体中，最发达和中等发达的经济体分别有24个和15个。属于中等发达的15个经济体人均GDP的中位数是25000美元，希腊、匈牙利、斯洛伐克等申根国家中收入较低的人均GDP是20000美元左右。

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2500多美元，排名全球第60位左右，基本和俄罗斯、阿根廷、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家处在一个水平。在未来的十几年时间，中国要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需要将人均GDP再提高一倍左右。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方式，全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人口总和刚超过10亿。作为一个人口超过14亿的大国，中国实现现代化，整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就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人口将突然之间增加1.4倍。无疑，这将极大地改变世界财富结构，也将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的话语权重，堪称人类历史重大的里程碑。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现代化，既有巨大的地区差异形成的挑战，又有14亿人口形成的统一巨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如果把中国省级行政区和一些国家的人均GDP相比，会给人更加直观的感受。

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既有不同人群的收入差别，也有巨大的区域差距。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已经和西班牙、捷克等欧洲国家处在同一水平，而排在后边的甘肃、黑龙江、贵州等省的人均GDP和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南非等国家处于差不多的水平，最发达的省级行政区域和欠发达的省级行政区域的差别达到4倍多。反观美国，最富有的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的人均GDP比最穷的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只高出一倍。在欧洲、日本这种区域差距更小。

中国巨大的区域差距来自于经济不均衡的高速发展，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在一个经济体内，人口会不断向高收入地区流动，产业会不断向低成本地区流动，人均GDP的差距会日渐减小。估计到2035年，区域差距会降低到跟美国差不多的水平。

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有较高的最终消费率是一个共同的特征。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4.5%，比2012年提高3.4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大于75%。区域差距的缩小，将直接导致中国消费率的提升。

共同富裕，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也是手段，而提高消费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3）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和均等化

和欧洲相比，美国福利国家的建设要晚得多，大萧条是建立福利国家的契机。罗斯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建立全国性的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在1941年国情咨文中，罗斯福对自由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把“免于匮乏”的自由作为美国社会的基本目标之一，这可以看作是罗斯福建立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

在1932年之前，美国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体系，民间慈善组织是人们遇到失业、工伤时的唯一求助机构。从1932年开始，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增加社会福利的法律。罗斯福新政建立了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制度，这一制度的资金收入来自于高收入阶层和公司的税赋。

福利国家的建立和战后的需求激增，迎来了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全面从大萧条的低谷中走了出来，在1939—1944年，总产值增长了77%，平均每年增长12%，失业率降到了可以忽略的程度。

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让消费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一是社会保障打消了人们的后顾之忧，让人们有了更高的消费意愿；二是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快速提高，从而产生了强大的购买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个美国钢铁工人的年收入大概是2500美元，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涨到了4500美元；1950年美国所有的制造业中，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周60美元，这些数字的意义在于，工人们可以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了。

从中国目前的政策看，“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新的目标，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意味着，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来缩小贫富差距，将成为国家目标。

在工业化进程规律和政府调控的双重推动下，中等收入阶层的迅速扩大将成为未来20～30年中国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种转变必将深刻影响经济发展方式和商业模式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