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生命力
协调、优雅、神秘、唯美。我刚从医学院毕业时，可不会这样描述生命。那时我对生命还不太了解，没有见识过强大的生命力，不知道人的生存意志可以以各种微妙的形式存在，也不知道每个生物心中都对生命怀有无法抑制的爱。我没有经历过生命的自我成全，也没有体会过极度脆弱时生命释放的力量。我对生命毫无敬畏之心。我曾以为生命已经破碎了，而我，只要用强大的现代科学武装自己，就能修复它。我曾以为我也破碎了，但生命让我看到了它的另一面。
许多人来向我咨询，是因为现代医学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失望，或者现代医学没能治好他们。他们也别无他法，只希望找到一种方法来治愈生命、配合生命甚至强化生命。在过去20年里，我听了成百上千的故事，不得不说大多数人并未认识到自身生命力之强大，也并未认识到生命力的众多呈现方式。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感受过它的力量。我们心存疑虑，只因伤痕累累。
所以，我通常会和第一次来咨询的人先谈论生命本身，谈论我们对生命的态度、体验以及对生命的信任或不信任，让大家学会从自身和旁观者视角来看待生命。一开始我们只谈论生命力。经历了50多年的人生后，我知道生命是可以信赖的。
梅花
多年前，我陪一个在装修房子的朋友购物。走进一家日本家装店，店里唯一的售货员立马迎了上来。她身材矮小，身穿和服，一把揽住我朋友的胳膊，和他大声且激动地讨论起日本绘画。她的个头勉强到我朋友的手肘，虽然不是五大三粗的类型，举止却让我感到不太舒服，于是我朝门口走去，躲在货物后面等朋友买完东西。我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直到售货员转身向我走来，一边走一边指着我。我那时才发现她比较年长，可能听力有障碍，所以说话才那么大声。她拉着我的胳膊穿过家具展厅，脚上的木屐发出咔嗒声，反复说着“来，你来”。我想甩掉她，但没想到她虽然矮小瘦弱，却抓我抓得很紧，我只得随着她往前走。跟在后面的朋友被我的挣扎逗乐了。
售货员把我们带到商店后面的一个房间，里面只挂了4幅卷轴画，每面墙上一幅，代表四季。与家装店中的画作不同，这些画作像博物馆的展品一样有质感。其中一幅卷轴上画的是一根虬曲苍劲的树枝，上面开满数百朵粉红色的小花，白雪覆盖着树枝和花朵，十分精美。
她把我带到这幅画前，对我说：“你看，你看！二月！梅花开了！”她异常激动地告诉我梅花是最早开放的，通常二月就开了，那时春天还没来，因此要经历苦寒。她用患有关节炎的小手触摸着树枝上的雪，用力地点头。然后她盯着我的脸，轻轻摇晃我的手臂，说：“梅花，预示着一年的开端。梅花就像日本女人一样，文静，温柔，细腻……求生。”
我对此困惑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名医生，我认为我了解“求生”，毕竟我的工作就是让人活下去。求生是专业的问题，是方法和行动的问题，是能力和知识的问题。所以售货员说的话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我之所以对她说的话感到困惑，还有另一些原因。如同梅花一样，我也来得很早。我妈妈患有妊娠中毒症，于是通过紧急剖宫生下了我，所以我的体重远低于足月诞生的婴儿的体重。我出生于1938年2月，大家都没想到我能活下来。童年时期，身边的人不断告诉我，是恒温箱的发明让我活了下来。所以我多年来一直感激这项技术救了我的命。而青年时期的我也成了一名儿科医生，在早产儿重症监护室，用更强大的技术让其他婴儿活下来。但那位售货员说的话让我产生了疑问：也许这些小婴儿之所以能活下来，不仅仅是因为医护人员熟练使用了最先进的技术，而是他们身上有某种天生的力量？我能活下来也是这个原因？而我以前从未这么想过。
这让我想起14岁那年的春天。一天，我在纽约第五大道上走着，惊讶地发现人行道上长出了两小片青草，嫩绿的青草不知怎么冲破了水泥。我顾不上摩肩接踵的人群，停下脚步看着它们，感到难以置信。那个画面让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久久无法忘却。那时，我对力量的理解不同于现在。我感受过知识、财富、政府和法律的力量，却从未体验过这种别样的力量。
意外和自然灾害常常让人觉得生命很脆弱。我的经历告诉我，生命可以突然改变，或毫无征兆地结束，但它并不脆弱。生命是无常的，但不代表它是脆弱的。从生理学角度来看，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制衡设计，优雅的生存策略在其他生存策略之上层层叠加，平衡与再平衡。任何人，不论年长还是年轻，只要目睹过大规模开刀手术（如骨髓移植或心内直视手术）后的康复过程，即使没有对身体的生存能力产生敬畏，也会产生深深的敬意。似乎人体的细胞里存在某种生命的顽强，如果没有这种顽强，即使最先进的医疗干预也不会成功。即便最弱小的人也有强大的生存欲望。我记得在学医的时候，一位老师向我们示范将一根手指放进新生婴儿的嘴里，手指一旦被吸住，就能靠婴儿吮吸的力量轻轻地将他从床上抬起。
这种生命的顽强在所有人身上，不会衰减，直至死亡来临。
生存的意愿
我们能选择是否活着吗？会不会像选择一套衣服或一辆车一样简单？许多人相信我们有这个选择，但证据表明，我们并不能像选择物品一样选择生命，因为生命不是物品。渴求活着的人可能在某个时刻突然死去，而那些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的人可能一直活着。然而，许多人内心却觉得生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个人选择，真是奇怪！
经过多年观察，我开始好奇，是否在梦境和意象中存在着一种意志，它是我们个人生活重心的部分表达。在深层的潜意识里是否存在着为了意识层面某个未知目的而不断维持的动力，这是我们个人的生命力量对某种特定和具体事物的承诺。也许在个人是否可以选择生存这一议题之下，隐藏着一个更古老且更神秘的概念——生存的意愿。
若是如此，很多潜意识因素都可能会影响生存意愿，影响它的强度、连贯性和韧性。我们对生命本质、对生存价值最深刻的、最无意识的信念都会影响生存的意愿。有时，只有当一个人面临重大疾病的威胁时，想要活着的意愿才最明显。
马克斯曾经过着边缘化的生活，抽烟、喝酒、斗殴、飙车，怎么危险怎么来。到63岁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4次婚姻，发了两次财又破产两次，现在是一名成功的养牛户。他坐在我办公室里，戴着牛仔帽，穿着破烂的靴子，就像他心爱的那头冠军牛被圈在小围栏里一样，浑身不自在。我询问他的过去，得知他是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牧场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个牛仔，母亲是镇上银行家的独生女。他与母亲比较亲近，而他那健壮胆大的哥哥则和父亲比较亲近。他说父亲曾经很爱他，然后把目光移向别处。
他坐在那里，魁梧，能干，看起来有点鲁莽。他的双手放在膝盖上，长期的户外劳作让双手伤痕累累。那是一双成年男人的手，可为什么有那么一瞬，我感觉面前是一个用刺将自己包裹起来的脆弱男孩？于是我问起关于他的出生和幼年的故事。他说他是早产儿，所以两三岁前一直体弱多病，所以他曾占用母亲大部分的注意力、担忧和时间。对此，父亲感到很沮丧，直到有一次他和母亲激烈争吵的时候说：“如果这家伙是只动物崽子，我早就把他扔出去饿死了。”我问他，这话是他亲耳听到的还是别人跟他说的，他说他自己也不太记得了，但坚持确有其事。
即使后来他长得高大又强壮，父亲对他的怨恨也丝毫没有减少。“他不是个宽容的人。”他说。有时候他父亲会一连几个星期都不理他，对他视而不见，就像他完全不存在一样。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童年很不快乐，因此他15岁时就离开了家。
我的问题让他有点生气，他质问我这些有什么重要的。他跺着脚，眼里充满不安，然后心不在焉地拍了拍口袋，可能是想抽烟。我向他解释说，人们对自己的态度有时会帮助或阻碍身体的恢复，所以医生有必要尽可能多地了解病人。
他说他有自我毁灭倾向，自记事以来就总把自己“推向死亡”，然后向我描述他多年来生活艰难，伤痕累累。童年时期的他总是遭遇意外，越是这样，母亲就越关注他，而父亲就越怨恨他。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体格健壮，肢体协调，却总是受伤。“我总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一无是处。”尽管他生意做得很成功，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很突出，也很受异性欢迎，但这些只是将他内心的自卑掩盖起来，丝毫不能减轻自卑。他冷冷地说：“不过是自欺欺人。”我说：“也许你难以变好，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才能让自己感觉好起来。”听我这么说，他一脸疑惑。我接着说：“你过去要么是在为讨好母亲而活着，要么是在为迎合父亲而想着去死。”
一语惊醒梦中人。他过去总在想自己这么草率地活着，究竟是为了获得父亲的认可，还是为了证明自己已经成长为一个更强大的人。我的话让他有了新的解读：“从我一出生，就是父亲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论我做什么都无法改变，反正他就是不想要我。”
我提醒他，尽管他那么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骨折，意外，几乎每天都身处危险之中，但依旧活得好好的。我问他，是什么让他度过了这一切。他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走运呗！”我充满怀疑地看了他一眼，没人会这么幸运。他坐在那里想了很久，然后低声哽咽着说他其实一直都想活着。我几乎听不清他说了什么。我问：“你可以大声说出来吗？”他低头看着两脚之间的地毯，说不出话来，只是点头。然后他用几乎耳语一般的声音说：“我感到羞愧。”
我很同情他。他一直盯着地毯，声音颤抖地说：“我体内有什么东西想活下去。”“马克斯，说出来！”我想，“说出来，把真实想法说出来！”我想要再推他一把，便问道：“你能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把话说出来吗？”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挣扎。我是不是将他逼得太紧了？他从未直面他父亲，而且大声说出这句简单的话有违他已经坚守了一生的生存模式。他可能就连这小小的自我解放都做不到。他努力抬起了双眼，镇定地说：“我想活下去。”声音依旧哽咽，却清晰入耳。我们凝视着对方，他的目光没有闪烁。我微笑着对他说：“我也希望你活下去。”
对于马克斯过去的人生的一种解读是，他父母之间的那次争吵一直在他的潜意识中继续着。母亲努力让他活下去，父亲希望他从这个世界消失，他自己则因此而困惑且迷失其中。多年来，他徘徊在生死之间。尽管他没有意识到，在这种拉扯之中，他自己掌握着决定性的一票。内心的激烈矛盾让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推到死亡边缘，一次又一次地“投票”，通过这种方式来让自己对自己的选择安心。每一次活下来，他都能再次感受到自己生存的意愿。当一个人潜意识存在十分激烈的斗争时，他只能通过外在不断的意外和危险来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
而在这一系列考验生命的危机中，癌症是最后一关。这就是他出现在我这里的原因。得了癌症的他必须做出最终的选择。只有意识和潜意识的选择达成了一致，他才有可能战胜如此致命的疾病。
马克斯患的是转移性结肠癌。专家给了他一份并不乐观的统计数据和一个谨慎的预后。但专业知识不是洞察力，医学专家也只能处理概率问题，不能决定具体结果。做类似工作的人都明白，医学预后不一定是最终事实，就像地图不一定代表真实的领土，建筑设计图不一定代表最终的建筑物本身一样。
我和马克斯第一次见面后的第8年，他去世了。有几年，我们一起探讨第一次见面时打开的心灵之门，我开始对这个坚强、有趣、善良的人产生深深的感情。渐渐地，他能够理解并原谅父母，开始重视并照顾自己。他不再受伤，也没有再遭遇意外事故。最初那几个月，他经常拿我当初和他一起“投票”的那一刻开玩笑。他会轻声笑着说：“我们二打一，彻底打败了那个混蛋。”
我告诉他我想让他活下去，那时的我是一个对他的生命来说很重要的人，而不是一个知道他的结局的人。在专业知识之外，每个医生都会对病人产生这样的想法，无论他们活下来的概率有多大。这是所有医学培训、所有努力背后的动力，也是所有承诺的基础。我只是觉得有时候需要患者自己大声把这种意愿说出来。
前排席位
对于未知的事物，人们总是会疑虑重重。即使我经历了7次大手术，有时仍然不相信自己能痊愈。1981年，我经历了6个小时的腹部手术，但几天后肠道缝合线断裂，我患上了腹膜炎和败血症，确诊时我已病入膏肓。我被紧急推回手术室，进一步的手术把我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我还记得我被匆忙推进走廊，头顶的灯在我眼前闪过。我的主治医生，也是我的朋友，他跟着我的轮床跑。美国的医学文化就是这样的，主治医生和我谈论病情，就好像两个在员工餐厅共进午餐的医生在谈论共同的病人。他说：“情况是这样的，由于伤口感染，我们要按一期愈合来进行缝合。”病重的我已经上了麻药，只记得自己想了一下：“一期愈合，我好像知道是什么意思。”接着我感觉事情加速，然后就不省人事了。
几个小时后，我在康复室醒来，感到头晕目眩，意识到自己再次活了下来。我几乎没有意识，用指尖探查了腹部，那里有一个和以前一样的柔软的大绷带，这种熟悉的感觉让我放心地再次昏睡过去。
第二天，护士来帮我换敷料。她一边轻松地和我聊天，一边把绷带打开，我低头看了看，以为会看到一条缝了100多针的35厘米长的切口，但我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伤口，就像我以前在手术室协助手术时看到的那些开放伤口一样。主治医生的话立即出现在我的脑海——一期愈合，我现在总算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在伤口感染的情况下不会缝合伤口，只会缝合腹膜和筋膜然后让伤口自行愈合。
我深感震惊，低头看着腹部的一片狼藉。这伤口显然可以致命。我记得当时的想法是：“这么严重的伤口根本就不可能愈合。”护士还在兴致勃勃地说着话，完全没注意我的反应。她把敷料贴好，离开了房间。第三天早上她又来帮我换敷料，这次我干脆把头转过去不看。她依旧一边换药一边愉快地和我说话。但我没有回答。我陷入了绝望。
接下来的每天早上都是同样的过程，她一边拆开绷带一边鼓励我，我则背过脸去等她弄完。大概一个星期后，我突然意识到，不管怎样，我还活着。也许我不会死于这个伤口，而是会带着它活下去。这又引发了我新的担忧和困扰：肚子上有这么大一个伤口，我可怎么生活啊？可能过很多年后伤口会长好，只留下一条35厘米长、几厘米宽的疤痕。在伤口长好之前，我不能穿紧身牛仔裤或泳衣。我能穿特大号的衣服吗？或者用棉花把伤口填满，然后用胶带粘住，这样就不会露出来了？
这样想了几天后，我开始面对现实：如果我要带着伤口生活，就必须面对它。所以那天护士拆开绷带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去看，以为会看到10天前那个巨大的伤口。但它不一样了。我震惊地看到伤口已经从底部开始愈合，它明显变窄了。之后奇妙的事开始发生。护士每天都来更换敷料，我则看着这个巨大的伤口慢慢地、耐心地、自然地愈合，直至变成一条极细的伤疤。而我作为一名医生，却无法控制这个过程。我有些羞愧。因为我无疑曾在前排席位亲眼见证过治愈的过程。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从进入医学院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占据着同样的前排席位，见证生命的力量。我在自己身上看到的这种生命力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共同权利。
风格
每个人身上都有追求完整的自然冲动，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治愈方法。有些人能痊愈是因为他们有工作要做，有些人则是因为已经从工作中解脱出来，摆脱了别人施加给他们的压力和期望。而在治愈的过程中，有些人需要音乐，有些人需要安静，有些人需要身边的人，还有一些人独自治愈。有许多不同的事物可以激活和增强我们的生命力。治愈的条件则像指纹一样因人而异。有时，人们会问我在治疗患者时都做些什么，其实通常我只是提醒患者他们有治愈的可能，并研究他们自己的治愈方式。
不久前，一个为癌症病人设计的想象训练项目将一个年轻人转诊到我这里。他被确诊为恶性黑色素瘤，但治疗的积极性不高，在完成强化训练后仅一个月，他就不记得做每日的冥想练习了。这个转诊意图很明确，也许我可以扭转他的自毁倾向，鼓励他努力求生。
吉姆曾是一个大型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他沉默寡言，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很害羞，但你会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坚定。他尴尬地告诉我，他是训练课上唯一一个坚持不下去的人，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对未来生活的打算和对确诊的看法。他说当然非常希望能康复，他喜欢自己的工作，热爱家庭，期待把儿子养大成人。我发现他并没有什么自毁的倾向，于是开始询问他在训练课上想象的画面。
他打开一张画着鲨鱼的画，鲨鱼张开巨大的嘴巴，嘴里长满了尖利的牙齿。在每天3次，每次15分钟的冥想时间里，他想象成千上万条小鲨鱼在他体内捕食，凶猛地攻击并摧毁它们发现的任何癌症细胞。这是一种传统的关于免疫系统的意象模式，许多自愈书都推荐这一模式，有无数人在使用。我又问是什么导致他不再做冥想，他叹了口气，说觉得很无聊。
对他来说，这个训练从一开始就不顺利。第一天上课时，培训师要求全班同学想出一张关于免疫系统的图像，结果在后来的课堂讨论中，他发现自己想到的图像是不“正确”的。然后全班同学和心理学家/引导者都来帮他，直到他想到了这条鲨鱼。我看着放在他腿上的这幅画，它与面前这个矜持的人格格不入。
出于好奇，我问他最初想到的是什么，他看向一旁，含糊着说：“不够凶猛。”是一条鲶鱼。我很感兴趣，因为我对鲶鱼一无所知，甚至从未见过鲶鱼，也从未有人提及鲶鱼在治愈过程中的角色。他越来越热情地向我描述鲶鱼在水族馆里的活动。与其他更具攻击性和竞争力的鱼类不同，鲶鱼是底层鱼类，在用鳃过滤沙的同时不断分辨废物与非废物，吃掉对水族馆中其他动物来说没有用的东西。它们从不睡觉，能够做出许多快速且准确的决定。作为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他很钦佩鲶鱼的这种能力。
我让他简单描述一下鲶鱼的特征，他想出了诸如“敏锐、警惕、完美、彻底、坚定”以及“值得信赖”之类的词。“还不错。”我想。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免疫系统。他不知道人体内数十亿个细胞中，每一个细胞的DNA都带有高度个性化的特征，相当于个人设计师的标志。免疫细胞可以识别每个人自身的DNA标志，同时吞噬不带有这一DNA标志的细胞。免疫系统是细胞层面上个人身份的捍卫者，日夜不休地不断巡逻在自我/非自我的边界，区分自我和他人。癌症细胞已经失去了DNA标志，所以健康的免疫系统会攻击并摧毁它们。事实上，吉姆的潜意识为他提供了一个关于免疫系统的特别准确的图像。
我还是一个医学学生时，曾参与过一项研究，从一个人身上取下一小群皮肤细胞，微移植到另一个人的皮肤上。我告诉吉姆，在实验中，第二个人的免疫系统会在72小时内搜索携带自己DNA标志的数十亿细胞，找到这一小群携带错误DNA标志的细胞，并将其摧毁。我还描述了我们为隐藏这一小群微移植物做了多少巧妙的努力。但我们还是无法战胜免疫系统，它每次都能发现这些细胞并摧毁它们。
他似乎仍然心存疑惑。训练课上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强调说，有效的抗癌图像必须有积极进取的“战斗精神”和“杀人动机”。他又脸红了。“还有什么别的事吗？”我问。他点点头告诉我，在他老家，鲶鱼长大后，会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穿过”马路。他小的时候觉得这是个奇观，所以很喜欢观察它们，还养了几条当宠物。“吉姆，”我问，“什么是宠物？”他看起来很惊讶，回答说：“怎么这么问？宠物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都会爱你的东西。”
于是我让他总结一下自己的想象。他闭上眼睛，说有数百万条鲶鱼，不眠不休地在他的身体里游来游去，出于宠物对主人无条件的爱和奉献，它们保持警惕，孜孜不倦又尽心尽力地进行分辨，耐心地检查每一个细胞，放过健康的细胞，吞噬癌变的细胞。它们在乎他的生死。它们就像吉姆的宠物狗一样，把他看作是特别的、唯一的主人。他睁开了眼睛，说：“可能听起来很可笑，但我感激它们对我的爱护。”
这个意象深深打动了他，令他记忆深刻，想象训练也不再无聊。他坚持冥想了一年。几年后，他已痊愈，却依旧每周做几次这个练习。他说，这个练习能提醒他，在最深的层面上，他的身体是站在他那边的。
人们可以学着去研究自己的生命力，就像园艺大师研究玫瑰丛一样。园丁变不出玫瑰，但只要玫瑰丛的需求都得到满足，玫瑰就会自然绽放。园丁们只是配合并提供有利于玫瑰绽放的条件。任何修剪过玫瑰丛的人都知道，生命会以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流过每一丛玫瑰。
沉默
青少年时期的我曾经做过一份暑期工作，在一家养老院做志愿者，陪伴老年人。一开始要上两周强化培训课，学习如何与老年人沟通。我有很多东西需要记住。我一开始是相当真诚地想要丰富暑假生活，现在却变成要学习一套严格制定的技术和技能，还要被护理人员评估。所以第一天去真正接触病人的时候，我相当焦虑。
我接到的第一份任务是去看望一位96岁的奶奶，她已经一年多没有和人说过话，被精神科医生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药物治疗不起作用。护工觉得她应该不会和我说话，但希望我能带她做一些互动活动。养老院给了我一个大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各种大小和颜色的玻璃珠。我们可以一起穿珠子。一个小时后我要向护理站汇报情况。
我并不想去见这位病人。我被她的年纪吓到了，再加上她有阿尔茨海默病，我觉得她不仅是我当时见过的最老的人，而且还有点疯。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敲了敲她的房门，无人应答。于是我打开门进去，那个房间很小，只有一扇窗，正对着早上的太阳。窗前放着两把椅子，老奶奶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看向窗外，另一把椅子是空的。我在门边站了一会儿，但她没有任何反应。我有点不知所措，只能走向那张空椅子，坐了下来，把一篮子珠子放在腿上。她似乎并未注意到我来了。
我想了半天怎么开口说话。那时的我非常害羞，所以父母才建议我来做这个工作。即便是在轻松一点的环境里，我也很难开口讲话。房间里一片寂静，这种氛围让人觉得此时开口说话是一件很粗鲁的事，但我真的很想成功完成任务。我想到了培训课上提到的对话方法，但又放弃了，这些方法似乎都不可行。她一直看着窗外，我只能看到她的侧脸，甚至感觉不到她在呼吸。最后我干脆放弃了，抱着一篮子玻璃珠坐了整整一个小时，相当平静。
一阵微小的铃声打破了寂静，这意味着一个小时的晨间活动结束。我抱起篮子准备离开。但当时的我才14岁，好奇心赢了，我转向她问道：“您在看什么？”随即羞红了脸。这里是禁止打探病人生活的，我想也许她听不到。但她听到了，慢慢转过脸来，我第一次看到她那容光焕发的脸。她说：“孩子，我在看着光。”声音里充满了喜悦。
多年后，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我会看到新生婴儿用同样专注的表情看着光，似乎在听什么。幸好我当时没有打断老奶奶。
96岁的老奶奶因为动脉硬化损坏了大脑，或者因精神疾病而不再开口说话。但也可能是她已经退到了介于生死之间的地方，思考接下来的人生，展开她的帆，耐心地等待着光明。
我偶然在两个世界之间找到了她，这也许是上天的恩赐。我常常会想，如果我是一名训练有素的专业医生（我不久后确实成了这样一名医生）会怎样？那时的我并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她并与她坐在一起，也不知道如何向她学习沉默并信任生命。如今，多年过去，我希望我现在知道了。
故事背后的故事
莎拉和我一样，患有克罗恩病[1]多年。在患病的30年里，她做了超过14次的腹部和关节外科手术。这些经历让她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她第一次来到我的办公室时，正患有慢性抑郁，因自哀自怜而无法正常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情况逐渐好转。现在，她每周工作3天，还要在家忙里忙外。整个咨询结束后，她的丈夫评论说她的变化太大了，跟换了个老婆似的。
咨询结束的一年后，她因下巴疼痛去看牙医。诊断结果是骨头中有一个小脓肿，医生说需要进行根管手术来矫正。就在牙医开始描述手术过程时，她突然站起来，离开了那里。几个小时后，我接到了她丈夫打来的紧急电话，他说他下班回家后发现莎拉穿着浴袍坐在客厅里，情绪非常低落。而莎拉一句话也不说，所以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带她过来。”我说。
莎拉的变化令我震惊。她看起来和3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差不多，眼睛里毫无生气，头发乱蓬蓬的，衣着很不协调，仿佛打开衣橱随手抓到一件衣服就穿在了身上。她瘫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用平淡的声音向我讲述那天下午在牙医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我实在无法承受，我做不到，”她说，“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发生什么了，莎拉？”我问。她哭着说：“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就像第一次来找你咨询时一样，有种被压垮、被击倒的感觉。”我建议再做一下之前很有效的想象练习，也许能帮她找出痛苦的原因。她哭着答应了。
我让她靠在椅子上放松自己。她慢慢开始找到熟悉的模式。当她的呼吸变慢变深时，我让她想象自己站在一扇紧闭的门前。“当你觉得准备好了，就去开门。”我说，“你会在门后发现一些能帮助你表达内心感觉的东西。”
她打开那扇想象中的门，惊讶地发现自己身处一间医院病房，病床上昏迷的病人就是她自己，大约30年前她发病时就是这个样子。
在接下来的近15分钟内，她在想象中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病房，慢慢回顾着她长期患病的整个过程，一年又一年，一次次手术，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康复。我跟随着她的感觉，理智却让我开始反对这个过程。我暗地里怀疑，现在这些真的能对她有帮助吗？重温这所有的痛苦不会让她感觉自己更像一个受害者，更加无助吗？但当她继续想象时，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有力，她还在椅子上挺直了身子。她回顾了1988年，站在手术室里看着一场手术，那可能是她的第12次手术，那次手术完全更换了她的右髋关节。她突然睁开眼睛大笑起来。“牙根管，该死的根管。”她咆哮着，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她说：“我可以轻松应对这个小手术。”
通过回顾整个生病过程，莎拉得以体验这些经历背后的故事，找回那些熟悉的事实和事件对她的意义。她深刻而诚实地面对创伤，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感受到自己顽强的生存意愿，得到了勇气，有能力一次次治愈自己。也许每个“受害者”都是幸存者，只是他们还未意识到罢了。
被堤坝拦住的河流
一开始，面对疾病给我带来的痛苦，给我的生活带来的种种限制，我很愤怒。15岁时，我病得很重，得时刻考虑我的身体状态是否允许我做一些事，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我能不能吃奶酪？有没有力气走上这段楼梯？我可以去看电影吗，中途会不会因为肚子痛而离场？疾病主宰着我。虽然疾病至今仍然影响着我的生活，但现在的影响要小多了。
也许只有青少年才能感受到我当时那种愤怒。我讨厌所有健康的人，讨厌家族遗传给我的这种基因，讨厌我的身体。我愤怒了将近10年。
即将进入医学培训的最后一年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家很好的培训医院聘我为高级住院医师。但我没有足够的体力来应对工作。我的梦想又被偷走了。那天下午，我开车去了供医院教职员工使用的海滨别墅。我在一片混乱中沿水边疲惫地行走，将自己与同龄人进行比较，他们看起来活力无穷。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我记得我认为这疾病夺去了我的青春，但还没意识到它赠予了我什么作为交换。
面对这些痛苦的想法，一股强烈的愤怒席卷了我，这种感觉我以前经历过很多次。但由于某种原因，这次我没有被它淹没。我反而感到愤怒渐渐消散，我内心有个声音在说：“你怎么会没有活力？这就是你的活力。”
令我震惊的是，我看到了我的愤怒与我的生存意志之间的联系，这种愤怒就是生存意志的外化。我的生命力和我的愤怒一样强烈，一样强大，但这是我第一次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它，感受它。在那个最初的惊喜时刻，我瞥见了关于自己的本质。在内心深处，我热爱着生命，我想好好活着，也想帮助他人好好活着。不知怎么，疾病给我带来的种种限制阻碍了我，而我的生命力反而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像一条被堤坝拦住的河流。我以前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我还意识到，生命力以愤怒的形式呈现出来，代表它被困住了。愤怒帮助我生存下来，抵抗疾病，继续战斗，但我无法用愤怒来建设憧憬的生活。我知道我不能再这样了。我确信自己的痛苦不是谁的错，也不是这个世界的错。那一刻，我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我接受了那份工作。遇到困难时，我向他人寻求帮助。以前的我太愤怒，太痛苦，做不到这些。这一年对我来说很重要。
多年后，在一堂阿育吠陀医学课上，我为这一经历找到了理论基础。阿育吠陀认为能量不同于能量模式或能量形式，人的生命能量会在特定时刻流过能量容器，从而塑造能量的形状。能量形式可以是愤怒、悲伤、喜悦或失望，但能量本身是“气”，也就是生命力。在汉语中，“生气”一词的字面意思是“产生‘气’”，或者说增加生命力。
现在，我有时还是会生气，但只是普通的生气，这种生气远不及那些年一直陪伴着我的愤怒。那种愤怒其实帮了我，它捍卫我的完整性，拒绝疾病给我带来的局限性。然而，要我接纳我的生命，我还需要其他的东西。
注释
[1]一种病因不明的肠道炎症性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