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大之缘

先讲程先生跟南大的缘分。程先生经常说：“两个人成为师生，一个人投考某个学校，成为这个学校的弟子，这是一种前生的缘分。”程先生跟我们南大是前生结下的因缘。

程先生幼年时读过私塾，在家族的有恒斋里面读过很多古书。但是他长大以后进了新式学校，在南京的金陵中学读完中学。1932年，程先生从金陵中学高中毕业。那时他碰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化学老师，叫王实铭，程先生崇拜这位老师，由此产生了对化学学科的强烈兴趣。程先生在金陵中学毕业以后，获得了保送金陵大学的资格。开学时，程先生到金陵大学来报到。当然，他想读化学系。结果走到报到的地方一问，各个系科的学费是不一样的，化学系学费比较贵，每年要一百多块钱。程先生家境清贫，交不起，就问有没有什么便宜点的系可以读。老师说中文系最便宜，于是他临时改报中文，从此进入了金陵大学的中文系。虽然如此，程先生进金大以后，对化学的兴趣还保持了一段时间，他正式选修了当时非常年轻的化学系教授戴安邦先生的一门课程。戴先生是中国配位化学的奠基人，后来是我们南大化学系的权威。程先生晚年重返南京大学任教以后，在路上碰到戴安邦老先生，还是执弟子礼，恭恭敬敬地称“戴老师”。当然，他后来的学习就偏向古代文学了，跟化学就渐行渐远了。

程先生临时改念上中文系，对他后来的学术人生起了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与此同时，也为他结下了另外一份缘分。因为在程先生进金陵大学之前的两年，苏州的才女沈祖棻，考上了中央大学的商学院。沈祖棻是浙江海盐人，但是出生在苏州，所以她的词里有一句说“家近吴门饮马桥”（《浣溪沙》）。她高中毕业以后，家里的人都主张她学商，她就报考了中央大学的商学院。中央大学的商学院那时是在上海，也就是现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沈祖棻考上了，读了一年，觉得跟自己的性情不合，就申请转学，转到了中文系。两年以后，到了1934年，沈祖棻从中文系毕业，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国学研究所，也就是中文系的研究生班。程先生那个时候读到本科三年级了，两个人就相遇了，这是天作之合啊！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沈祖棻当年继续在商学院，而程先生读了化学系，他们就可能成为陌路之人了。程、沈在金陵大学中文系相遇，这是一种缘分。

程先生那时候是学弟。说实话，他们相识的时候沈祖棻已经颇有才名，她在词的写作上已经得到诸多老辈的赞赏。她的成名作《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 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最后一句词使她获得了一个雅号，叫“沈斜阳”，很有名。程先生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名声，但程先生是一个才气横溢、性格活泼而且敢作敢为的人，所以他在中文系读本科的时候，在课内课外都非常引人注目。后来他们两个人就相识了。我还知道一些细节，他们比较多的相会地点是在程先生的宿舍里。程先生的同宿舍有一个同学叫高文，高文是沈祖棻的研究生同班，那批研究生都喜欢昆曲，经常到宿舍里来练习昆曲。程先生正好和高文住在一起，所以会经常见面。在当时金大的老师中间，比较促成程、沈姻缘的是汪辟疆先生。汪先生对这两个学生都很欣赏，觉得他们两人可以配成一对。

到了1936年，程先生本科毕业，沈祖棻研究生毕业。程先生一毕业就考上了金陵大学的研究生，继续读研。沈祖棻就工作了，先后在南京《朝报》、汇文女中等处谋职。程先生家境困难，考上研究生以后，同时也在金陵中学获得一个教职，在那里教语文。我想，假如世道一直太平的话，他们两个人的生活会很美满。可惜，正像苏东坡咏杜甫所说的：“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诗人总会是穷苦的，天意让他们流离失所。第二年日寇侵华，南京沦陷，大家都开始逃难，我们的一些大学也就纷纷内迁。程先生、沈先生也内迁，他们先逃到安徽黄山脚下的屯溪，在当地很有名的安徽中学任教，同时也在那里结婚，然后就又逃到长沙、乐山以及成都，数年来一直流离失所。两个人后来的经历相当复杂，他们在1942年曾经在成都的金陵大学有一段短暂的同事关系，没有几个月又分离了。那时候的教职非常难找，往往教了几个月就换到另一个单位。一直到程先生晚年，才在我们南大安稳工作了10多年。至于程先生在武大的那段经历，待会我再补充。

1977年，程先生结束了长达18年的“右派”生涯，但同时也被武大勒令退休。于是他把户口从劳改的沙洋农场迁回武汉，成为珞珈山街区的一个街道居民，每月工资49元。这个时候，正巧沈祖棻先生遭遇不幸。自古才女多薄命啊！本来丈夫改正了“右派”，她本人也退休了，可以安度晚年，结果她遭遇车祸，就在武大校园，就在珞珈山下。他们一家人坐着一辆电动三轮车，那个司机喝了点酒，结果一下子撞在电线杆上，沈祖棻先生当场被撞飞出去，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呼吸了。1978年的春天，在珞珈山伸进东湖的那个角落，小地名叫作“渔村”，程先生蜷缩在那里的一所小房子里为沈祖棻先生整理遗著。那个时候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就在那个时候，南大的老校长匡亚明先生拍板，聘请程先生回母校来任教。当然，学校里也有不同意见，但匡校长力排众议，决定聘请，他委派南大中文系的副主任叶子铭教授，借到武汉出差开会之机，当面向程先生转达南大聘请的意愿。南大的程门弟子对叶先生都怀有感恩之心，当年叶先生完成了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他到武大校园去找程千帆，结果打听来打听去，人们根本不知道有程千帆其人，因为他已经当了18年“右派”，一直在农场劳改。即使有人知道他，也不知道如今在哪里。叶先生在武大校园里围着珞珈山转了两个多小时，左找右找，终于在东湖边上渔村的小房子里找到了程先生。叶先生就向程先生表达了匡亚明校长的邀请，同时又问程先生，你有什么要求。程先生说，只有一个要求，重新工作。其他一概不提。叶先生当时就表示，你人来就行，其他的事我们来帮你办。程先生1978年6月得到邀请，8月来到南大，立马就在鼓楼校区的教室里试讲。因为你一个街道居民怎么调进南大的，要服人啊。当时匡亚明校长、范存忠副校长等学校领导都亲临现场，听了一课。我们都知道程先生讲大课非常精彩，他学问好，口才又好。只讲了一课，匡校长就当场决定，立马聘请为教授。从此以后，程先生就在南大当教授了。

他到了南大以后，遇到了曾经就读金陵大学外文系的陶芸先生。陶先生出身世家，她的兄姐都是很有名的人物。陶先生毕业以后就进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她的先生也在外交部，1949年以后她的先生随着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去了，其后另外成家，陶先生就一个人带着几个小孩在南京生活。几十年以后，程先生来了，两个人当年就认识，此时都是单身，就重新组织了一个家庭，陶先生就成为程先生的另一位人生伴侣。所以我觉得，程先生和南大是有多重缘分的。此后，程先生就一直在南大工作，到1988年他自愿退休。当然，他退休后并没有停止工作，他还继续指导我们，继续做他的学术研究，一直到2000年去世。

以上我简单介绍了程先生和我们南大结缘的过程。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缘分。他早年在这里读书，认识了他人生中的两位伴侣，晚年又回到南大来。说实话，要不是有当“右派”这个经历，要不是有中国社会这30年来的巨大变化，他大概就在珞珈山下终其一生了，这一切都是机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南大的程门弟子，包括在座的三传、四传弟子，我们就有幸得到了一个最好的导师，这是我们的福气，也是我们与程先生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