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官司

看电影的人，会忽略这部电影的标题是《秋菊打官司》。这是一场官司。秋菊一开始到村长家，不仅是向王善堂个人要说法，也是向村长这个“公家人”要说法。她向乡里、县里、市里要说法，也是在向“公家”要说法。她“不信没有个说理的地方”，因为她相信说理的地方在公家，在上级。头一回从村长家回来，她告诉家里人村长说不管，家里人都支持她去乡上要说法，显然大家都相信，公家并不只是一层层的官僚结构，还是公道、正义、理的承载者。

秋菊到乡政府找到李公安的时候，李公安正在断另一个打架的官司。一方当事人，在向公安员叙说打架的前因后果，而公安员关心的，却是谁先动手的问题。显然，公安员们假定，谁先动手，谁就有错，谁就应该负责。但当事人却坚持要把事情的起因说清楚，要表明并不一定是谁先动手谁就错，没有动手的一方也许有错在先。这预示了，公家只处理它的“理”能够涵盖的那些环节，并不就事情的整个是非曲直做出判断。所以，李公安并不关心为什么村长不给秋菊家批盖辣子楼的地方，而只是说，的确有不许在承包地里动土木的文件。村长为什么不给秋菊家批？这个问题，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甚至秋菊到县上告状的时候，她找张老汉代笔写的材料，也不再提辣子楼的事，只说村长违反计划生育这个公家听得懂的“理”：“村长养了四个丫头，不仅说明他没本事，更说明他严重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他养不出儿子，就拿普通群众撒气，我丈夫顺嘴说了养母鸡的话，村长就对号入座，认为母鸡是指他女儿，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平白无故踢伤我丈夫，犯了故意杀人罪，国法难容。”

县公安听了，却笑了。秋菊的努力归于白费。村长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不属于公安局管理的范围，公安局只能管归它管的那一部分。县公安继续问秋菊：“乡上公安员已经处理过了，你咋还找我们呢？”秋菊说：“我怕李公安偏向村长，我要求县上处理。”县公安接着告诉她，五日之内县公安局会做出裁决，如再不服，还可以向市公安局提出复议。

念过中学的秋菊也无法理解这一套程序正义的安排。这套安排再精巧，也打消不了她的一个基本疑惑：为啥她找了这么多地方，这些地方都不理会她要的“理”，而只是抛出一个个和李公安给的没啥区别的说法。

在村长眼里，自己遇到的也是一个“官司”。他也关心乡里的、县里的、市里的说法，关心“上面”对他的评价。不过在他看来，他给公家干事，公家就是他的靠山，县里的裁定维持乡里的调解，市里的复议维持县里的裁定，都是在为他这个公家人撑腰。他相信他和“上面”之间存在这种交换关系。在市公安局的复议书下来之后，他得意地对秋菊丈夫说：“市公安局的复议书下来了，……人家认为，县里的裁决，乡里的调解，基本没错，让我再加五十个元，这是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的，我按复议书给你们准备了二百五十个元……我听说秋菊在市里把局长的小汽车坐了，闹了半天，就是让我多给五十个元么。跟你说，我不怕你们告，我是公家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上面都知道，它不给我撑腰，给谁撑腰？”

村长对于公家的想象，比秋菊现实得多，他眼里的公家，是所有公家人的庇护者。但实际上他对公家的想象也是一厢情愿的，这一点和秋菊没什么不同。正在建设法制的公家其实也不是他的庇护者。公家一意孤行照的是自己的逻辑，而不是秋菊或者村长的希望。公家的逻辑不光秋菊不理解，村长也不可能理解。

最先是秋菊发现了这一点。公家花样很多，但结果一样，公家那里，是不是有什么未曾言明的默契？秋菊不服市公安局的复议决定，第二次找到市公安局严局长的时候，表达了她的这个怀疑：

严局长：我忘了问你，你对复议决定同意不同意？

秋菊：我就是不服，你看这事情，我告到乡上、县上，又到你这里，结果都一样，都没有让村长给我认个错。我就不是图多给我五十块钱，我就是不明白，村长咋就不能给我认个错？我是老百姓，你们都是公家人，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在底下都商量好了？

严局长：秋菊，你完全可以这样怀疑，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没有差错，你要是不服，倒有个办法，可以向法院直接起诉。

严局长告诉秋菊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向她介绍区律师事务所的小吴（“这人很好，可以帮你解决问题”），显然也是为了打消秋菊的怀疑。他准备和秋菊平等地站在法庭上，共同接受法庭的判决，以证明秋菊的怀疑没有根据。但站在被告席上的局长，也是公家人。当法院判决维持市公安局的复议决定的时候，秋菊的怀疑仍然有效：“我是老百姓，你们都是公家人，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在底下都商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