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章
展子虔·游春图

北京故宫博物馆近年来办过两次万人空巷举世瞩目的展览：一个是“石渠宝笈”特展，主角是《清明上河图》；一个是“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主角是《千里江山图》。两次展览摆放在首位的，便是展子虔的《游春图》。

为什么要把这幅画供在首位呢？因为《游春图》是中国所有山水画的老祖宗，是现存最早画在绢本上的山水画。沈从文先生说，没有这幅画，历史便少了一个环节。

上篇我们看了《洛神赋图》，现在可以对比着《游春图》一起看，这样会更加清楚。

从颜色上看，区别不大。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由矿物质颜料画成，红裙绿山，白衣公子。《游春图》延续了这种绘画颜色，石青石绿赭石，用现代话说是彩色，用专业术语讲叫设色。

最关键的就是看画的风格了，所谓“老祖宗”“一个环节”，就是风格开始有了大的变化。

到了隋代，画中主角已是山水，而非人物。山水成为画中主角，意思是山水和人物之间有了正常的比例。在《洛神赋图》中，人是主角，所以人大于山，人与山不成比例。而《游春图》最为后世评论家称赞的正是“丈山、尺树、寸马、豆人”，这是新的秩序关系。展子虔有条不紊地在小小画幅上安排了自然界和人的种种足迹，更符合肉眼所见，也更符合科学的自然观。他用画笔替古人承认自然的伟大壮丽和人类的渺小，以及人类对自然无穷无尽的探索。

《游春图》开启了青绿山水的绘画形式，直到五代、宋朝，山水画达到鼎峰，此后作为中国水墨画的重要门类，正式登上了中心位置。不仅如此，《游春图》还有了最原始的远景、中景、前景之分，也奠定了中国画平远、深远、高远的“三远”法则。

卷首是层峦叠嶂的几座高峰，其中最高一座居中，两座较矮的山峰位列两侧，剩余山峰环绕周围。山峰间白云缭绕，形成深远之势。中景是蜿蜒曲折的山中小路，穿插低矮的树木、草丛，一直延伸到河边。白衣贵族骑着马好似正要上山游玩，跟壮阔的青山相比，他们只有豆大，但细节依然精细老道，栩栩如生。画面中央为大片水面，波光粼粼之中还有一艘小船，小船上的仕女清晰可辨。最后近景以一片平缓的山丘结束，白衣公子站在岸边遥望对岸的湖光山色。我猜，他可能就是展子虔本人。

这幅画为判定中国绘画的年代做了分割线：

一、从颜色看，隋唐依然是青绿山水。

二、从绘画风格看，隋唐之前人比山大，隋唐之后人物山水有了正常的比例。

三、从技法看，隋唐之前“无比例无皴擦”，隋唐之后“有比例无皴擦”（五代之后“有比例有皴擦”）。

展子虔处理山石的方式与顾恺之相似，先勾线再敷色，笔法细密精致。画中的树木山石呈现出一种古朴的气质，特别是群山上的阴影，采用了“苔点法”，山水画里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元素。这是展子虔的新发明。

“游春”的重点是春日郊游，特别讲究季节性，不像《洛神赋图》只为了讲故事而可以忽略季节。春天来了，绿叶子都长出来了，山怎么能是光秃秃的呢？所以展子虔用毛笔在山顶点出毛茸茸的绿色，以此象征春天。咱们平时看远山是不是也看不清树的样子，只看得到山顶一团团绿色呢？这个绿是不是有点接近蓝色？在中国画的颜料里，这种颜色叫作石青，也叫花青，听名字它就是属于绿色系的。在生活中，我们看远山一团团茂密的绿色树冠连在一起，要比眼前的树叶颜色深，无限接近于蓝色，其实这和早春的嫩叶肉眼看上去是黄色而不是绿色，是一个道理。这就是“苔点法”的妙处，既点出了绿色，又画出了空间感。山周围还有云雾缭绕，山顶冲破云雾，也是显示山很高很远的描绘方式。

以上是从颜色、风格和技法三点来分析《游春图》在中国画史的地位，接下来就剩下一个重要的问题：怎么证明是展子虔画的？这时候看画，就有点像在破案了。

后世人初看这幅画时，不用考证就能从宋徽宗那里得到大概的信息，他在卷首写下“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已知这幅画的作者为展子虔，再考证下去，隋代距离我们上千年，关于展子虔这个人的文字记录少之又少，仅有寥寥几笔。

展子虔是渤海（今河北沧州）人，经历北齐、北周以及隋三个朝代，隋朝皇帝知他才华过人，特意请他入宫作画，赐了一个闲职。《历代名画记》中还有他在扬州、洛阳等不少寺庙作佛道壁画的记录。至此，展子虔成了隋朝唯一有记载的、有名有姓的画家。可惜这些壁画我们都无缘得见了，无法对比。

看中国画古画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流传有序。

所谓有序，就画本身而言，就是要看题跋。

中国收藏家和西方收藏家不同，一幅画被收藏后，不管是个人还是皇家，藏家都会留下自己的痕迹，像宋徽宗就在卷首留下他标志性的瘦金体所书的“展子虔游春图”。有的藏家会在卷尾写下自己对这幅画的评语，隔开一段距离装裱在后面，这种方式叫作题跋。

看过的人越来越多，题跋的部分也会随着加长。除了画作的艺术性，题跋也体现了书法之美，各家书法在一幅作品中尽情展示，相映成趣。

书画不仅仅是纸上艺术，也是时间的艺术。

关于这幅画“流传有序”的经历，比它平淡无奇的诞生刺激得多。宋徽宗亡国之后，《游春图》流落到了南宋，后被大奸臣贾似道据为己有，之后又经元朝公主，到了明代则属宫藏，而后又为权臣严嵩所藏，至此流入民间，清朝时归大收藏家梁清标所有，他最终还是上缴了“国家”，即清内府。

宋朝宫内收藏、元朝公主藏、明宫宫藏直到清宫宫藏，这一路走来安安稳稳，它的待遇不差。

刚才我们说到这幅画最后归清宫藏，那么怎么能那么好命，既没被外国人抢走，又没被溥仪给弄丢呢？这里要感谢一位老先生，“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

张伯驹当时已经散尽家财收藏了不少宋元巨作，为了这幅画，索性将当年一处占地十三亩的宅子卖了，终于将《游春图》保在自己手中，新中国成立后捐献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