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引言 我的宏大叙事
我要介绍的“加长版20世纪”始于1870年前后：当时发生了若干分水岭性质的事件，即全球化、工业实验室与现代公司这三件大事，它们带来的变革将使人类逐渐摆脱自发展农业以来的上万年贫困苦难。[1]这一加长版20世纪的终结点则是在2010年：作为世界领先经济体，北大西洋两岸的国家仍在2008年开始的大衰退中挣扎，无法让经济增长重新接近1870年以来的平均速度。而在2010年之后的岁月，来自大众的政治与文化怒火将掀起巨大的系统性破坏浪潮，人们通过不同渠道，因为不同原因，都对20世纪的秩序未能如愿正常运转深感失望。
这段时期之中发生的事情既辉煌又恐怖。但以整个人类历史的标准来看，辉煌远远超出恐怖。我坚信，1870—2010年之间的140年加长版20世纪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具深远意义的阶段，它也是我们可以把经济作为最主要历史发展线索的第一个世纪，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终结了几乎普遍存在的物质贫困。
我坚信这段历史应聚焦于加长版20世纪，而不同于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其他人喜欢强调的所谓“缩短版20世纪”，即从1914年一战爆发到1991年苏联解体。[2]他们通常把19世纪（约从1776年到1914年）视为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漫长兴起时代，而把缩短版20世纪理解为现实版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带来震撼冲击的时代。
无论长短，以世纪计的历史都是以宏大叙事来定义的，其目标是诉说作者想讲的故事。把1914—1991年设定为一个世纪，便于霍布斯鲍姆叙述他想讲的故事，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大地忽略了我强烈主张的更加壮阔也更为重要的故事。那就是在大约1870年至2010年间，人类得以成功打开发展之门，摆脱长期受困于贫穷的状态，但是到后来，却未能延续早期已顺利启动的财富快速上升趋势。[3]
下面将进入我的宏大叙事——我对20世纪历史的最重要故事的阐述。它主要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故事，在1870年自然启动，并且在我看来已于2010年自然落幕。
作为现实中的杰科博士[4]，天才的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道德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发现，市场经济通过在草根层面提供激励和协调，给自身提出的问题寻找众包式的解决方案。[5]1870年之前，人类还没有掌握足够多的技术或组织手段，能让市场经济提出如何让自身变得更加富裕的问题。因此，尽管市场经济此前已经存在了数千年时光，或至少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部分，但它们能够做的仅限于为奢侈品或便利品的生产者寻找客户，使富豪们获得奢华的生活，让中产阶级过得更为方便和舒适而已。
情况自1870年左右开始改变。人类拥有了开展组织和研究的制度与技术，取得了全方位全球化、工业研究实验室、现代公司这些关键进步，通过它们打开了曾把人类长期禁闭于贫困状态的大门。于是，如何让人类致富的问题终于可以提交给市场经济去回答，因为它已掌握了解决方案。在大门的另一侧，通向理想社会（乌托邦）的道路已经呈现，其他一切美好事物也应该会随之到来。
许多美好的事物在之后也的确到来了。
根据我个人非常粗略的估计，作为人类经济增长的核心，已经被发现、开发并应用到世界经济中的、关于如何驯服自然和组织人力的有用知识的存量价值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从1870年之前的大约0.45%跃升到之后的2.1%，这是真正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巨大进步。对1870—2010年这140年而言，2.1%的年均增长率意味着21.5倍的增幅。这是极其辉煌的成就：创造财富和获取收入的能力增强，让人类拥有了更多的好东西，生活中的必需品、便利品、奢侈品，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及家人。它并不代表2010年的人类在物质的富裕程度上达到1870年的21.5倍，因为此时的人口规模已是1870年时的6倍左右，由此导致的资源稀缺性加剧会抵消生活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的部分提高。大致算来，2010年的世界人均年收入约为1.1万美元，几乎是1870年的8.8倍（8.8的由来是，用21.5除以6的平方根）。我们可以把这些数字作为非常粗略的参考，表明人类在2010年相比1870年的富裕提高程度。但同时也不能忘记，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分配状况在2010年要比1870年不平等得多。[6]
每年2.1%的增长率意味着每33年将翻一番，即1903年的人类社会的技术和生产率基础已经远远不同于1870年的情况，以工业和全球化取代了由农业和地主占主导的局面。1936年，又实现了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激进变化，至少在发达国家的工业核心部门是如此。到1969年，向大众消费和郊区化转型的变革同样深刻，之后则是在2002年，走向信息时代的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支柱的经济模式。每过一代就爆发的经济革命必然带来社会与政治的革命，试图顺应这种反复变革趋势的各国政府则承受着巨大压力，必须尽量管理和援助变革动荡中的民众。
巨大的好处也伴随着巨大的伤害。人们可以也的确在利用技术，包括支配自然的硬科技与组织人力的软科技去从事剥削、统治乃至欺压。加长版20世纪见证了我们所知的历史上最残酷和最血腥的某些残暴统治。
还有许多好坏不明的混合结果亦随之而来。曾经的固有事物被打破，甚至可以说一切既有的秩序和模式遭到改变或销声匿迹。[7]只有很少一部分经济营生能够延续，在2010年保持了1870年的原样。而且即使这些部分也有了差异，当你在同样的地点从事先祖们在1870年所做的同样工作时，他人为你的生产成果所支付的劳动时间价值要少得多。由于每一代经济都历经革命（至少在足够幸运地成为地球增长极的地区是如此），几乎一切经济事物都被反复改造，这些变化又塑造和改变了几乎一切社会、政治和文化事物。
假设我们能够穿越回1870年，告诉人们到2010年时社会将变得多么富裕，他们会做何反应？他们基本上会确信，2010年的世界将是天堂、传说中的乌托邦。人们的富裕程度会提升8.8倍？这显然说明到时候会有足够的力量去支配自然和组织人力，清除阻碍人类发展的一切主要问题和障碍。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历经150年之后，我们并没有抵达道路的终点，并没有实现乌托邦。我们仍然在路上（甚至不确定是否还在路上），因为我们已不再能清晰地看到道路的终点或者它通向何方。
哪里出错了？
哈耶克或许是个天才，但他身上只有杰科博士的那一面才是。哈耶克及其追随者们同时又是出奇的愚者，他们认为仅靠市场就能做好一切（或至少是一切有可能完成的任务），并要求我们相信这个制度以人类从来不能完全理解的自身逻辑保持运行：市场给予，市场拿走，赞美市场的护佑。他们认为人类可能得到的救赎不是来自塔尔苏斯的圣保罗的唯信仰至上，而是通过哈耶克的唯市场至上。[8]
可是人类对此表示反对。市场经济能够解决自身提出的问题，但社会未必想要它给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社会还需要其他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市场经济本身没有提出的问题，而且市场提供的众包式方案亦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针对上述议题，给出最佳阐述的人或许是原籍匈牙利、后来定居于多伦多的犹太裔道德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市场经济承认的是财产权利，因此它给自身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给拥有财产（或者说市场认为具有价值的那部分财产）的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财产，你就没有权利。如果你拥有的财产不具有太高的市场价值，你的权利也很有限。
可是人们认为自己还拥有其他权利，认为缺乏有价值财产的人也应该在社会上拥有影响力，社会应该顾及他们的需求和愿望。[9]尽管市场经济在现实中有可能满足这些需求和愿望，但那只是出于偶然：市场经济求解的问题是让有价值财产的拥有者尽可能多地获得满足，为此而开展盈利最大化测试，对其他人的需求和愿望的满足必须刚好符合市场经济的求解结果。[10]
所以贯穿整个加长版20世纪，各个社会和人群看到市场经济带来的结果后都在追问：这是我们想要的吗？此外，社会还需要其他东西。哈耶克愚笨的一面，即海德先生称这些东西为“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并宣布人们应该抛弃它：市场经济永远不能带来社会正义，而如果为了实现正义对社会做重新配置，则只会破坏市场经济现有的能力，即增加财富并分配给那些拥有有价值财产的人。[11]
请注意，“社会正义”在这里始终是特定群体想要的“正义”，而非任何一致认可的先验原则决定的正义。请注意，它很少表现为平均主义，例如，不同的人得到同等待遇并不代表正义。然而，市场经济所能提供的唯一“正义”概念是富豪群体认可的正义，因为财产所有者是市场经济唯一在乎的人。此外，市场经济虽然强大，却远非完美。例如它本身无法提供足够的研究开发、优质的环境以及充分和稳定的就业等。[12]
市场给予，市场拿走，赞美市场的护佑，这并非一条可以围绕它来组织社会和政治经济关系的稳定原则。唯一稳定的原则只能类似于：市场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市场服务。然而，哪些人应该被纳入考虑，市场应该为哪些人服务呢？什么样的原则阐述是最好的，又该如何平息针对此类问题的各种争吵呢？
在整个加长版20世纪中，许多人试图寻找解决方案：卡尔·波兰尼、西奥多·罗斯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贝尼托·墨索里尼、富兰克林·罗斯福、弗拉基米尔·列宁、玛格丽特·撒切尔等，都是各种思潮、倡议和实际行动的重要代表。他们不赞成哈耶克及其追随者倡导并致力于创建和维护的伪古典主义（因为1870年之后建立的其实是全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加准自由主义（因为除自由之外，还以先天和继承的权力作为基础）的秩序。他们采取建设性或者破坏性的行动，要求市场少做一些，或者去做别的某些事情，而让其他制度发挥更大作用。人类得到的最接近成功的结果，或许是凯恩斯帮忙结成的哈耶克与波兰尼思想的勉强联姻，即二战后北大西洋地区出现的发展型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但这一制度设计未能通过自身的可持续性考验。因此我们仍在前行的路上，远未抵达终点。充其量，我们仍是在朝着乌托邦蹒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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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我之前的论点：加长版20世纪是可以把经济作为最主要历史线索的第一个世纪。对这个判断需要做些详细解读。20世纪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种族灭绝大屠杀、苏联的兴起与解体、美国影响力的巅峰、现代化中国的崛起，以及其他诸多大事件。那么我如何敢于提出，它们都只是最主要的经济演进故事的各个侧面呢？我如何敢于提出，这段时期只有唯一的一条主要历史线索？
我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我们若要思考问题，就必须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用20世纪的领军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话来说，宏大叙事“毫无意义”。可是从某种角度来讲，人类的全部思考都毫无意义：含糊不清、容易混淆、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但这些胡思乱想是我们思考的唯一方式，也是取得进步的唯一方式。维特根斯坦还说，如果足够幸运，我们可以“认识到……思考活动的无意义”，并以之作为“超越它们的阶梯……之后再甩掉梯子”，我们或许可以学会超越“各种观点”，并获得“正确看待世界”的能力。[13]
正是怀抱超越这些无意义思考以正确瞥见世界真相的希望，我撰写了本书讲述的宏大叙事。秉持上述精神，我毫不迟疑地宣称，贯穿这段历史的最主要线索正是经济。
1870年之前，技术的增速一再输给人类的繁衍力，即我们的人口增速。人口增长加上资源稀缺与技术创新缓慢，使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无法确信自己和家人能在一年之中拥有足够的食物和安居住所。[14]1870年之前，能够获得这种保障的人们必须依靠对他人的掠夺，而不是找到让所有人都更为富足的办法，尤其是因为专业从事生产之人会成为专业从事掠夺之人的极为软弱与肥美的目标。
坚冰在1870年之前开始破裂。在1770—1870年之间，技术与组织领先了繁衍力一两步，但也就一两步而已。19世纪70年代早期，兼具英国资深经济学家、道德哲学家与官员身份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有一定合理性地指出，“目前取得的全部机械发明是否已经减轻了任何人的日常辛劳，还存在疑问”。[15]你必须在1870年之后再经历一代人的时间，才会看到普遍的物质进步变得不再令人怀疑。坚冰在当时有可能重新冻结，因为19世纪的蒸汽机、钢铁、铁路和纺织技术的进步正在接近其顶点，另外，它们都依赖极为廉价的煤炭，而这类资源正趋于耗竭。
上文提到，把当今世界的财富、生产率、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告知生活在加长版20世纪之前的任何人，他们很可能会认为，凭借如此非凡的集体力量与财富，我们肯定已经建成了传说中的乌托邦。
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这样说的。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或许是美国在19世纪第三畅销的小说。作者是一位平民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尽管他本人排斥后一个标签），他梦想的乌托邦由政府拥有工业，消除了破坏性的竞争，以无私的方式来调动人们的能量。贝拉米相信，技术和组织的繁荣会带来丰饶的社会。因此，他的小说是作为对“极乐社会的文学想象、童话传说”，以设想“一个符合人类理想的云中宫殿……但对今天的丑陋的物质主义世界而言还飘在半空，遥不可及”。[16]
贝拉米让他的叙事主人公在时间上从1887年快进到2000年，来到令其惊叹的富裕而良治的社会。有一次，接待者询问这位主人公是否想听点音乐，他以为对方会为他演奏钢琴。仅此一点，我们就能看到社会巨大进步的明证。在1900年前后，要想随时听到音乐，你必须在自己家里（或附近）存有乐器以及受过训练的演奏者。而购买一架高品质钢琴，需要普通劳动者大约2400个小时的工资收入，或者说按每周50小时计算，大约要辛苦工作一年。然后还有钢琴弹奏训练所需的资金与时间。
然而贝拉米小说的主人公被震撼了，因为他的接待者并未到钢琴前就座演奏，而只是拨动了一两根螺杆，随即整个房间便“充满了乐声，充盈而不聒噪，因为通过某种方式，旋律的音量与房间的尺度得到了完美的配适”。主人公激动地呼喊道：“不啻天籁！肯定是巴赫本人在演奏，但乐器在哪里呢？”
他之后了解到，接待者通过电话线拨通了一个现场表演乐团，然后把演奏的乐曲接通到扬声器。你看，在贝拉米的乌托邦里，可以连通一个本地乐团，然后享受他们的现场演奏。但等一下，更令人感动的是，小说主人公后来知道还可以有所选择，有四个乐团正在现场演奏，接待者可以任意连通其中之一。
小说的主人公做何反应？“假如我们在19世纪能够发明某种供所有人在家里欣赏音乐的装置，品质完美，数量无限，适应各种风格，开合随心所愿，那么我们会认为已经达到了人类幸福的极限。”[17]想想看：人类幸福的极限！
根据定义，乌托邦是一切的实现与终结。牛津线上大辞典的说法是：想象的地方或状态，那里的所有人都感到完美无缺。[18]但人类历史中的很多时间耗费在了构建各类完美的想象，加长版20世纪中的乌托邦想象也要对其带来的最骇人的怪物承担责任。
哲学家兼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援引18世纪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说法：“人性这根曲木，从来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他得出如下结论：因此在人类的各种事务中，或许根本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实践中如此，理论上亦然。[19]
伯林进而指出：“决心找到完美方案的任何尝试都很可能导致苦难、困惑乃至失败。”这一观点同样可以说明为什么我把经济视作加长版20世纪的主要基础。因为尽管收益分享不均等，尽管对人类幸福的增进远未到达极限，尽管有各种显见的缺陷，20世纪的经济成就依然不啻奇迹。
加长版20世纪的影响深远巨大。如今，全人类仅有不足9%生活在大约每天2美元的生活水平之下，即我们所说的极端贫困状态，相比1870年的70%左右已大幅降低。即使在当前9%的贫困人口中，许多人已能够获得有巨大价值与力量的公共医疗和移动通信服务。如今，世界上较为幸运的经济体达到的人均富裕程度是1870年的至少20倍、1770年的至少25倍，并且有充分理由相信繁荣水平将在未来多个世纪里继续呈现指数式增长。如今，这些经济体中的普通民众可以发挥的位移、通信、创造和毁灭力量，在过去据称只有巫师和神灵才能够拥有。甚至于生活在不够幸运的经济体和南方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其平均生活水平也已经接近每日15美元，远远超出了那些国家在1800年或1870年的每日2～3美元。
过去这个世纪的许多技术发明，把之前只为少数富人提供的、极度稀缺的高价值奢侈品体验变成现代生活的普遍特征。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不再将其列入财富构成清单中的前20项甚至前100项物品。许多人已习惯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福利水平，以至于完全忽略了某些惊人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丰裕得绰绰有余的现象，可是包括最富裕的群体在内，我们今天很少有人认识到自己的幸运、富足与快乐是如此不同寻常。
今天全世界生产的食物热量已绰绰有余，任何人都不需要忍饥挨饿。
今天全世界有绰绰有余的建筑物，任何人都不需要承受风雨之苦。
今天的仓库中有绰绰有余的衣服，任何人都不需要受冷挨冻。
今天有绰绰有余的物资处于储备或者生产中，不应该让任何人感受到某种必需品的短缺。
简而言之，我们不再处于所谓的“必然王国”之中。而且诚如黑格尔所言，“先有衣食足，然后天国至”。[20]因此有人或许会认为，人类应该已经处于某种类型的乌托邦中。而我们之所以不能接受这一说法，则又是因为自己完全生活在经济史的流动进程之中。乌托邦理想推动的历史是个全有或全无的命题，而大多数人只是从边际角度体验经济发展进程的成功与失败。
部分出于上述原因，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初步印象来判断，加长版20世纪光辉的必胜信念似乎将难以维持：美国从充当世界领导者的好汉角色上后退，英国也从欧洲的关键拼图中下撤，北美和欧洲兴起的政治运动对民主代议制的政治共识发起了挑战，前任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将这些运动称为“法西斯主义”（我凭什么告诉她不是这样呢？）。[21]事实上，面对全球经济的主导者在过去十年的明显失败，任何胜利主义的叙事都会破产。
的确在1870—2010年间，技术和组织的进步一再超越了人类的繁衍速度。新富裕起来的人类确实成功压制住了人口膨胀以及资源稀缺加剧抵消知识与技术进步成果的趋势。然而，物质繁荣在全球的不均等分布程度达到了丑陋乃至罪恶的地步。在政客及其同党寻找各种新方法自肥，置民众于不顾的世界中，物质财富没有让人类获得幸福。因此不能把对加长版20世纪历史的讲述，当作一次胜利的疾驰或者行军，甚至不是沿着乌托邦理想之路的进步旅程，而充其量只是无精打采的蹒跚前行。
人类向乌托邦的进步显得如此无精打采，原因之一是有太多方面在过去和今天被市场经济中的不义之神（Mammon of Unrighteousness）所累。市场经济实现了惊人的协调合作：当今全世界近80亿人参与高度有效的劳动分工。但除各国政府承认的财产带来的权利外，市场经济并不承认人的其他权利。合法财产权利只有在有助于生产富人们想购买的东西时，才具有价值。这种安排不可能是正义的。
上文已提到，哈耶克总是告诫，我们要提防如下主张：应该追求正义，而非单纯地提高生产率和物质繁荣。我们需要把自己绑到桅杆上，因为无论初心是多么良善，对市场的干预都将把我们推入下坠的旋涡。它将使我们步入工业时代的某种类型的奴役之路。但卡尔·波兰尼对此回应说，这种态度既不人道，也不可行。因为首要的一点是，民众坚信在驱动市场经济的财产权利之外，他们还有其他更为重要和优先的权利。他们有权要求社群给自己提供支持，有权要求获得带来必要资源的收入，有权要求确保持续就业的经济稳定。如果市场经济试图取消这些权利，独尊财产权利呢？那就等着瞧吧！[22]
当然，蹒跚而行比静止不动要好，更优于后退。这是历代人类不曾争议的自明之理。人类总是充满创造性，技术进步很少会完全停止。公元1700年时荷兰的风车、水坝、耕地、作物和牲畜，使该国的乡村经济与公元700年极少开垦利用湿地时截然不同。公元1700年在中国的广州港停泊的船只，相比公元800年有了远得多的航程，装卸的货物量也大大增加。而公元800年的商业和农业在技术上则比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的首批文字记载的文明先进许多。
但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在工业化之前的农业时代，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有生之年非常微不足道，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多个世纪乃至千年之中鲜有提高。
这里再谈谈我对人类改造自然和组织人力的有用知识的价值的粗略指数估计，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技术发展指数。为便于计算，假设世界范围的人类典型生活水平每提高1%，就意味着我们的有用知识的价值增加1%。这只是个标准化的操作设定，因为我希望该指数同实际收入而非其他指标（例如收入的平方或者平方根）保持同比例。我还假设，典型生活水平不变时的人口数量每增加1%，就意味着有用知识的价值增加0.5%，因为在人口增加导致资源变得更加稀缺时，必须由知识价值的增加来维持生活水平不变。之所以采用这个设定，是为了反映如下现实：由于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竭，我们必须依赖人类的才智来支持更多人口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这与我们依赖人类的才智来支持相同的人口实现更高的生活水平是同一个道理。[23]
我把全球人类有用知识的价值的量化指数设定为：1870年，即加长版20世纪的起点，取值为1。回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当人类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时，该指数的数值为0.04：大致来说，以全球平均水平计算，利用相同的物资和同样面积的农场，需要25个公元前8000年的劳动力才能完成1870年一个劳动力的工作成果。到8000年之后的公元元年，该指数提升至0.25：利用相同的资源，由于有了更好的技术，此时的一个典型劳动力的生产率已经相当于农业时代开启之初的6倍，但依然只是1870年的典型水平的四分之一。到公元1500年，该指数提升至0.43，相比公元元年的增幅超过70%，仍不及1870年水平的一半。
上述的指数变化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从生活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人们的角度来看，它们代表了人类帝国的无比神奇与辉煌的成长壮大。公元1500年时期的技术成就，从明朝的瓷器到葡萄牙的帆船以及水稻秧苗的培育等，对他们而言都是奇迹。然而这一增长或者说发明创新的步伐经历了巨大的时间跨度：例如，从公元元年到1500年的整个区间，技术仅以每年0.036%的龟速匍匐向前。以当时25岁的平均寿命计算，人们在一生中经历的技术进步幅度只有0.9%。
人类关于技术和组织的更为丰富的知识，是否让普通人在公元1500年时的生活比公元前8000年时美好许多了呢？并非如此。人口数量在公元元年到1500年之间以平均每年0.07%的速率增长，导致每个劳动力拥有的平均耕地面积和其他自然资源以每年0.07%的速率减少，让技术更先进的劳动力获得的平均净产出至多只有很少量的增加。公元1500年时的社会精英群体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越公元前8000年或公元元年，但农民或工匠等普通人相比自己的先祖并无多少进步。
农业时代的人类处于极度贫困中，社会只能维持基本生存。平均来说，每个母亲有2.03个子女能存活到生育期。典型的女性——她不属于在生育子女时死去的七分之一群体，或者在子女成年之前死去的五分之一群体，有时和子女一起死于某种传染病——将把大约20年的时间花费在两件事情上：差不多有9次怀孕和6次生育，把3～4名子女养活到5岁以上，子女的平均预期寿命不足或许远远低于30岁。[24]
养活孩子是每个父母的第一和最高目标，农业时代的人类对此却完全无法给出保证。这个指标反映着人类承受的物质需求的压力大小。
不过在千年跨度之中，每代人保持了大约1.5%的平均人口增长。公元1500年的全球人口约为公元元年的3倍，从1.7亿增至5亿。更多的人口没有导致个人的物质需要减少。到1500年时，关于技术和组织的知识进步在继续弥补人均自然资源递减的效应。所以，在文化、政治和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身后，经济史只是个缓慢更迭的背景。
坚冰在1500年之后开始松动和移位。或许更好的比喻是翻越了一道分水岭，跨入新的流域：人们走到了下坡面，各种事物正在朝新的方向奔流。我们可以把这一转型称为“帝国—商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发明创新的步伐加速。然后到1770年左右，坚冰裂开。就世界范围的经济繁荣水平和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而言，我们再次跨越到一片新的流域：1770年之后的世纪可以称为“工业革命”时代的来临。公元1870年，有用知识的价值指数达到了1，相当于1500年时的两倍多。从0.04到0.43，这个指数用了大约9500年才增长10倍，平均大约2800年翻一番，而下个翻番仅用了不到370年。
这是否给1870年的人类带来了更为富裕和舒适的生活呢？并不明显。1870年时的全球人口达到13亿，是1500年时的2.6倍。但就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来说，平均耕地面积只有过去的大约五分之二，抵消了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效应。
到1870年左右，人类再度跨越一道分水岭，进入新的流域，即西蒙·库兹涅茨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25]在这之后的加长版20世纪之中，终于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到2010年，全球人口接近70亿，有用知识的价值指数达到21。值得惊叹！人类关于技术和组织的有用知识的价值实现了年均2.1%的增长速率。自1870年以来，人类的技术能力和物质财富以超出过去想象的速度暴增。到2010年，典型的人类家庭已不再把为下个年份或下个星期寻找足够的食物、住处和衣物作为最紧急而重要的问题。
从技术经济学的视角看，1870—2010年堪称工业研究实验室与层级式公司组织的时代。前者集合了工程应用技术群体的力量，以推动经济增长；后者组织起推广利用发明成果的群体的力量。这同样是全球化的时代：廉价的海洋运输和铁路运输消解了距离这个成本因素，让数量庞大的人们共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借助通信连接让我们在世界各地实时交谈。
工业研究实验室、现代公司与全球化掀起了发现、发明、创新、应用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全球有用经济知识指数。奇迹在延续。例如在1870年的伦敦——当时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前沿，一位非熟练男性劳动者的日工资可以给自己和家人购买大约5000卡路里热量的面包。这已是进步的成果。1800年时的日工资或许只能购买4000卡路里更为粗劣的面包，1600年时只能购买大约3000卡路里还要更粗劣的面包。有人会问，更粗糙的、富含纤维的面包不是对健康更有益吗？对今天的我们或许如此，因为我们已经有热量足够多的食物，能得到充分的能量去完成日常工作，才会去关心纤维素摄入之类的事情。而在过去，你必须拼命摄入尽可能多的热量，因此更白和更细的面包才是好东西。今天，伦敦的非熟练男性劳动者的日工资可供购买240万卡路里热量的小麦制品，几乎是1870年的500倍。
从生物社会学的角度看，上述物质进步意味着典型女性不再需要把20年的时光完全花费在怀孕和哺育子女这两件事上。到2010年，做这些事情的时间差不多是4年左右。同样是在20世纪，我们在历史上首次避免了一半多的子女夭折于流产、死产和婴幼期，避免了十分之一以上的母亲因为生育而死亡。[26]
从国家和政治的角度看，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推动了四件大事。第一，也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件，1870—2010年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世纪；第二，世界的构成在这个时期变得以民族国家为主，而不再是帝国；第三，经济的重心逐渐变成控制价值链的大型寡头企业；第四，世界的政治秩序主要通过有普选权的选举来合法确立，而非依靠富豪出身、文化传统、个人能力、领袖魅力，或者对历史命运的神秘洞悉。
我们祖先设想的“乌托邦”在很多方面可能已通过年复一年的经济进步实现了，每个改进都是边际性质的，但加起来形成了复合效应。
然而在1870年，这样的爆发没有被世人预见，或者说没有被很多人预见。的确在1770—1870年才首次出现生产能力的前进步伐超越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稀缺的现象，到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候，世界上各领先经济体的普通居民，如英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的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几乎达到前工业化经济体普通居民的两倍。
这些成就是否足以成为真正的分水岭？
回到19世纪70年代之初，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完成了帮助当时的人们理解经济问题的名著的最终版本——《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对1770—187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和评价，但作者环顾四周，发现世界仍陷于贫困和苦难。那个时代的技术远没有减轻人类的日常辛劳，“只是让更多的人口过上同样辛苦而禁锢（imprisonment）的生活，让更多的工厂主和其他人发财”。[27]
穆勒采用了一个扎眼的词汇：禁锢。
是的，穆勒看到世界上有了更多和更富有的富豪家族、更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群体，但他也看到1871年是个辛劳繁忙的世界：人类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疲惫的劳作。他看到的世界不仅大多数人濒临饥饿的边缘，而且文化程度低下，多数人只能部分和缓慢地获取人类共有的知识、思想和娱乐成果。在穆勒眼中的世界，人类仍处于禁锢状态：被锁链拴在地牢里。[28]而他只找到一条出路：由政府来控制人类的繁衍行为，例如要求实施准生证，禁止没有能力妥善抚养和教育子女的人生育，只有通过这些措施——他真这样期望吗？——才能让机械发明带来“人类命运的巨大改变，而这是出于人类的本性和未来着想所需要完成的”。[29]
当时还有人的看法比穆勒要悲观得多。1865年，时年30岁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给英国经济做出了著名的厄运预测：为了有效利用日渐稀缺和宝贵的煤炭，必须立即削减工业产量。[30]
在这种悲观主义流行的氛围中，人们根本看不到即将到来的爆发式经济增长，但也有人可能做出危险的曲解。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8年就已把科学技术视为普罗米修斯之火，将帮助人类推翻虚构的古老的神仙皇帝，使自己掌握上帝的力量。他们声称，科学、技术以及利用这些成果来追求利润的产业资产阶级：
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1]
恩格斯讽刺说，因为忽略科学、技术、工程的力量，穆勒那样的纯经济学家不过是富豪阶层的御用文人。[32]
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做出的承诺，并不是说有朝一日将有足够多的食物、住房和衣物供应给大众，更不用说全球知识价值的指数式增长以及近乎无限选择的音乐享受。他们的承诺是个乌托邦，而缓慢或者迅猛的经济增长都只是通向乌托邦道路上的必要突发状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对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生活有零星描述，他预测的场景似乎映照着基督教的《使徒行传》对人们达到天国之后的行为描述：每个人都各尽所能做贡献（Acts 11:29），并从丰富的公共储备中各取所需（4:35）[33]。马克思的借鉴应该是有意而为，但又反映了他的什么意图呢？他很少做这方面的描述且语焉不详，或许是因为与穆勒的憧憬并无太多差别：结束贫困的禁锢和苦难，让人人都能真正获得自由的社会。
然而，经济进步是以蹒跚还是迅猛前行的方式实现，却关系重大。
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能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的厨房做个好帮手？在电力和自动洗衣机出现之前，洗衣服并非烦人的细小琐事，而是每个家庭（更确切地说是家庭主妇）每周劳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今的社会中很少有人担任采集者、猎人乃至农夫。狩猎、采集、农耕，以及放牧、纺织、清洁、挖掘、冶炼、切割木材乃至用手工修造建筑物，均已成为极少数群体从事的专门职业，且人数仍在萎缩。而农民、牧人、制造业工人、建筑工人和矿业工人等在具体操作中已主要成为机器的控制者，越来越多地担任机器人的程序员。他们不再是过去那些用双手来制作和塑造物品的劳动力。
现代的人们又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越来越多地在拓展科学技术知识的体量，我们互相提供教育，互相提供医疗和护理，照看老人和孩童，彼此娱乐对方。我们相互提供其他各种服务，以便充分利用分工的好处。我们参与复杂的有象征意义的互动，这些互动能够分配地位和权力，在公元2010年组织协调包含整整70亿人的当代经济的劳动分工。
在这个加长版世纪中，我们跨越了一道高耸的分水岭，把人类在此之前的行为与之后的行为彻底分开。这的确是乌托邦，同时又不完全是。我猜想贝拉米到今天会同时陷入震惊与失望。
经济史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对此给出了解释。他认为，人类追求目标的历史表明，我们与乌托邦理想并不能很好地相容。随着财富变得越来越多，过去的必需品不再让人担心，甚至完全被我们忽略。但便利品会成为必需品，奢侈品将成为便利品，人类还会想象和创造出新的奢侈品。[34]
困惑的伊斯特林质疑，“为何如今最富裕国家的物质忧虑同以往一样严重，对物质的追求同以往一样迫切？”。他仿佛看到人类站在“享乐跑步机”之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以为，收入再提高10%或20%就能拥有完美的幸福……但最终，经济增长的胜利并不是人类对物质需求的胜利，反而是物质需求对人类的胜利”。[35]我们没能利用财富征服自己的欲望，而是财富利用欲望把我们征服了。尽管一切都发展顺利，我们仍只是向着乌托邦蹒跚前行而非疾行，上述的享乐跑步机效应正是一个重要根源。
但话又说回来，抛弃这台跑步机同样不妙。无论蹒跚前行还是疾行，只有傻瓜才会有意无意地朝着接近全球普遍贫困的悲惨方向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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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再次提醒读者，下面将进入一个宏大叙事。因此，他人用一本乃至多本专著描述的内容，在我这里或许只有几个章节。在追求宏大主题的时候，细节必然有所牺牲。此外在必要的时候，我往往会“刨根问底”，在时间维度上做巨大跳跃，去快速查询和追踪某个重要故事的源起，因为我们只能够像讲故事那般去思考，例如，探究公元1500年发生的事情对1900年的事情会有什么影响等。其中涉及许多细节、灰色地带、有争议的内容和历史不确定性——有的人受了苦，有的人遭遇了巨大苦难，却是为某个目的而付出的牺牲。迄今为止，人们还未能从根本的经济意义上去认识加长版20世纪，因此，我们也没有从中汲取全部必要的教训。我们已从此间纷繁芜杂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和外交历史中总结出了大量心得，而经济上的教训同样不容忽视，事实上还更为急迫。
超越以往全部历史的物质财富的爆发式增长乃是其他一切进程的根源：在加长版20世纪中，归属上中产阶级、生活在世界经济工业核心地带的一部分人变得富裕起来，其程度远远超出前几个世纪的思想家对乌托邦的想象。由这个爆发推展出来的如下五个关键进程和若干作用力，将构成本书的主要内容。
历史变成由经济主导：由于财富的爆发式增长，加长版20世纪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以经济事务为主导的时代。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经济成为大事件和变革的主要竞技场，经济变革是其他变化背后的根本驱动力。
世界的全球化：同样前所未见的是，其他大陆发生的事情不再是外围扰动，而是成为人们生活的一切地方之事务的中心决定因素。
技术爆发成为驱动力：促使物质财富巨大增长的源泉及其必要前提是人类技术知识的大爆发。这不仅要求相应的文化与教育体系，以培养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加上交流和记录手段，使后人在过去的知识发现基础上继续进步，还需要合理架构的市场经济，使得给科学家和工程师输送各种资源、帮助他们完成工作任务能够物有所值。
政府的管理不善导致动荡和不满：在加长版20世纪中，对于如何规制缺乏自我约束的市场，以维持繁荣、提供发展机遇以及保证足够的平等，各国政府没有头绪。
暴政的激烈表现：加长版20世纪中的暴虐政权比之前任何世纪表现得更为残酷野蛮，同时通过奇特、复杂和混乱的方式，与驱动财富爆发式增长的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
我之所以撰写本书，是希望把以上教训镌刻到人类的集体记忆里。我所知道的唯一方式就是给读者们讲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故事。
我的故事起源于公元1870年，那时的人类还处于困惑中，更先进的技术并不意味着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改善，而是更多的人口和更稀缺的资源，然后吞噬掉绝大部分潜在物质福利进步。人类还生活在魔鬼的咒语中：托马斯·马尔萨斯的魔鬼。[36]
注释
[1]Steven Usselman,“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00:An Interpretive History,”Economic History Workshop,Yale University,November 11,2013, P.Hughes,American Genesis:A Century of Invention and Technological Enthusiasm,1870-197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Alfred Chandler,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2]Eric Hobsbawm,Age of Extremes: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1914-1991,London:Michael Joseph,1984.
[3]敏锐而博学的Ivan Berend也很赞成这种“加长版20世纪”的看法：Ivan Berend,An Economic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Europe:Economic Regimes from Laissez-Faire to Globaliz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4]杰科博士（Dr.Jekyll），英国作家罗伯特·史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的主角，在书中人格分裂为善良的杰科博士与邪恶的海德先生。——译者注。
[5]Friedrich A.von Hayek,“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no.4（September 1945）:519-530.
[6]Hans Rosling et al.,Gapminder, over Five Centuries,World,”Our World in Data,
[7]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London:Communist League,1848;Jonathan Sperber,Karl Marx:A Nineteenth-Century Life,New York:Liveright,2013;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New York:Verso,1983.
[8]Friedrich A.von Hayek,“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Nobel Prize Lecture,1974,www.nobelprize.org/prizes/economic-sciences/1974/hayek/lecture.
[9]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New York:Farrar and Rinehart,1944.
[10]Takashi Negishi,“Welfare Economics and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Metroeconomica 12,no.2-3（June 1960）:92-97.
[11]Friedrich A.von Hayek,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Law,Legislation,and Liberty,vol.2,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6.
[12]Arthur Cecil Pigou,“Welfare and Economic Welfare,”in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London:Routledge,1920,3-22.
[13]Ludwig 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1921,89;Jean-Franç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William Flesch,Comeuppance:Costly Signaling,Altruistic Punishment,and Other Biological Components of Fic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4]Greg Clark,A Farewell to Alms: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15]John Stuart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London:Longmans,Green,Reader,and Dyer,1873,516.
[16]Edward Bellamy,Looking Backward,2000-1887,Boston:Ticknor,1888;Edward Bellamy,“How I Came to Write Looking Backward,”The Nationalist （May 1889）.
[17]Bellamy,Looking Backward,152-158.
[18]“Utopia,”Oxford Reference,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oi/authority.20110803115009560.
[19]这是伯林最喜欢引用的康德的话，如参阅：Isaiah Berlin,“The Pursuit of the Ideal,”Turin:Senator Giovanni Agnelli International Prize Lecture,1988, 809/Bib.196%20-%20Pursuit% 20of% 20the% 20Ideal% 20by% 20Isaiah% 20Berlin_1.pdf;Henry Hardy,“Editor's Preface,”in Isaiah Berlin,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London:John Murray,1990。
[20]转引自：John Ganz,“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Substack,April 20,2021, Address介绍说这是来自：G.W.F.Hegel,Letter to[Karl Ludwig von] Knebel,August 30,1807,NexusMods,www.nexusmods.com/cyberpunk2077/images/15600,quoted in Walter Benjamin,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1940,translated by Dennis Redmond,August 4,2001,Internet Archive Wayback Machine,
[21]Madeleine Albright,Fascism:A Warning,New York:HarperCollins,2018.
[22]Fred Block,“Introduction,”in Karl Polanyi,Great Transformation.
[23]See Charles I.Jones,“Paul Romer:Ideas,Nonrivalry,and Endogenous Growth,”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no.3（2019）:859 -883.
[24]Clark,Farewell,91-96.
[25]Simon Kuznets,Modern Economic Growth:Rate,Structure,and Spread,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26]Edward Shorter and Lawrence Shorter,A History of Women's Bodies,New York:Basic Books,1982。从诺曼底威廉一世到汉诺威维多利亚时期，七分之一的女王和女王继承人死于分娩。
[27]Mill,Principles,516.
[28]与之相反，伯林对好的“消极自由”与不那么好的“积极自由”做了模糊的区别：Isaiah Berlin,“Two Concepts of Liberty,”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然而穆勒并不轻易接受这种看法。
[29]Mill,Principles,516.
[30]William Stanley Jevons,The Coal Question: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London:Macmillan,1865.
[31]Marx and Engels,Manifesto,17.
[32]Friedrich Engels,“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German French Yearbooks,1844.
[33]Karl Marx,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in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vol.3,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 [1875 ],13-30,available at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5/gotha.
[34]Richard Easterlin,Growth Triumphant: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9,154.
[35]Easterlin,Growth Triumphant,154.
[36]Thomas Robert Malthus,First Essay on Population,London:Macmillan,1926[1798],Internet Archive, had disclosed a Devil”来自John Maynard 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London:Macmillan,19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