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三

民粹主义的历史结束了吗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张哲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人们惊异地发现，全球化并没有如同大家畅想的那样一路高歌猛进。与之相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幽灵开始在西方大国的上空飘荡，且不时酝酿出震慑人心的政治风暴。其中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尤其后者，“为什么会是特朗普”几乎变成了横亘在所有社科学者和新闻媒体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好在人们可以使用的思想资源并不匮乏。皮凯蒂指出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带来了巨大的贫富差距，J. D.万斯谈论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价值观衰落，以及意味深长的“乡下人的悲歌”，福山则在“历史的终结”之后重新检视人类社会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并着重提出了身份政治在新世纪的重大影响。这本书的作者埃森格林选择回到民粹主义本身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当人们谈论民粹主义，通常将它与不负责任的政治煽动、乌合之众的盲从混为一谈。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无论体制内精英还是民间意见领袖，都喜欢抛出“民粹主义”的指控来攻击政治对手。可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它缘何而来？为何在有些情形下民粹主义的政治领袖和风潮得到了遏制，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却能大获全胜，甚至从根本上颠覆既有的政治秩序？

本书将讨论并回答上述问题。它的英文书名为The Populist Temptation: Economic Grievance and Political Reaction in the Modern Era,（可直译为“民粹主义的诱惑：现代世界中的经济怨愤与政治反应”）。作者埃森格林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在探讨民粹主义时并没有陷入微观的政治经济模型或是以计量经济学的方式来分析其特质，也没有展开过多政治哲学的规范性议题，而是对民粹主义做出了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之后，直接纵身跃入历史长河，通过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来帮助读者理解民粹主义。

埃森格林开门见山地定义了这本书探讨的民粹主义：一种具有反精英主义、独裁主义和本土主义倾向的政治运动——它可以有多种变体，以不同的方式将这些倾向结合在一起。这个定义并不超出人们通常对民粹主义的理解：民粹主义者将社会划分为精英群体和普通民众，这二者的立场和根本利益都是对立的。在这样的叙事中，精英阶层沆瀣一气，把控了主流政治和经济制度，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所以民粹主义者要代表民众、带领民众推翻腐朽黑暗的精英统治；民粹主义运动对技术官僚和现行政治体制充满敌意，因此倾向于建立公投等形式的直接民主，反对代议制，并不介意去支持直接与民众对话的政治强人甚至独裁者。与此同时，同样由于民粹主义强调精英与普通民众的二元对立，它也特别在意民众本身的同质性，于是很容易反对多元民主，尤其是倡导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代议制——少数族裔、外来移民、宗教的少数派甚至性少数群体，都被视作威胁“民众”纯洁性的敌人。于是，民粹主义通常也持有本土主义的立场。

这本书对民粹主义的历史分析范围主要集中在西方世界，尤其以美国、英国和德国为主，间或也有其他欧洲地区的故事贯穿其中，其主要内容包括民粹主义煽动者所引起的动荡及其所处国家的政治制度或领导人的不同反应。并非所有经济困难时期都会产生民粹主义反抗，也并非所有民粹主义反抗都能成功。从19世纪早期英国的卢德分子到俾斯麦在德国发起的“文化战争”，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动荡、劳动力市场混乱到特朗普色彩斑斓又粗鄙不堪的政治风格，作者从不同的历史事件中分析并试图回答，为何在有些情形下，安全感缺失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会激起民粹主义的政治反弹，而在另外一些时刻，社会整体却有惊无险。埃森格林指出，诚如人们所想，当经济表现不佳、不平等加剧、社会流动性下降时，人们的怨恨、绝望、被排斥会导致民粹主义崛起；但是，并非所有的经济不满都会导致民粹主义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只有当经济困难是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的利益分歧所导致的，且当权者放任自流、未能从根本上对这种经济困难予以恰当回应时，民粹主义的动荡才会真实发生。

埃森格林的这部著作是从经济角度出发寻找民粹主义的答案，然而他想要强调的并非笼统的经济表现，而是关于分配的争论、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以及政治机构是否能够对民众的怨念和不安全感做出恰当回应。面对民粹主义浪潮，政府并非总是束手无策。例如，希特勒利用大萧条时期人们对经济的不满成功夺权并创立了第三帝国，但美国总统罗斯福使用“新政”促进了经济安全和共同繁荣，成功抵制了民粹主义思潮在美国的泛滥。作者认为，即便民粹主义运动的领袖休伊·朗没有被暗杀，他依然无法最终取得与罗斯福竞争的胜利。当然，埃森格林也承认民族认同的作用，由于“移民和少数族裔侵害了一个同质的、界定清晰的本土民众群体”，民粹主义者会诉诸民族主义，批评多样性、平等权利和开放边界等政策，并鼓吹重建主体人群过去的荣光。但是，他仍然坚持经济力量的主导作用，强调只有在极为不利的经济背景下，民族认同的力量才会足够强大，才有可能让民粹主义者以此发挥作用。作者甚至坚定地宣称，如果21世纪的政治家未能做出类似的政策改革（为劳工提供充足的保险和福利政策、将经济增长和民粹主义相联系），则要么是缺乏勇气而被政府内的保守派所吓倒，要么就是在简单的逻辑判断上发生了错误。

尽管这本书为民粹主义的历史做出了详尽、深刻的综合叙述，但由于其定义相对宽泛，在具体某些人物、某些运动是否为民粹主义的讨论中不免存在主观任意之嫌。例如，芝加哥大学的康斯坦丁·索宁就批评这本书说，根据埃森格林对民粹主义的定义，罗斯福在民粹主义记分牌上比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得分要高得多，毕竟，罗斯福打破了美国150年来竞选第三个总统任期的先例，还试图剥夺或极大削弱最高法院的职能。然而埃森格林把布赖恩归类为民粹主义者，却为罗斯福开脱，将其置于遏制民粹主义的队列当中。实际上，也有学者对民粹主义做出相对严格的定义以避免“人人都是民粹主义者”的情况出现。普林斯顿大学知名政治学家扬-维尔纳·米勒就认为，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身份政治和道德化的想象，其界定性特征并非反精英、排外主义或威权人格，而是一种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宣称他们（且只有他们）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而这种虚构的、统一的“人民”永远正义、道德纯洁，与腐败和道德败坏的精英相对抗。

此外，这本书主要倚靠经济视角的分析方法也并非毫无争议。尽管作者提及了种族主义、南北内战对于美国分配政策的影响，却未能深入探讨其作为身份政治的特质，即人们出于偏见与歧视，出于对承认与尊严的追求，其行为往往是经济理性难以解释的。作者在书中多处提及美国的种族多样性带来的问题：许多美国白人反对公共服务是因为他们认为公共服务主要是黑人在使用，而白人纳税者感到他们被迫通过缴税来负担支出，这并不公平，于是他们就想尽办法降低公共物品的投资并反对相关分配政策。也就是说，作者意识到了种族多样性可能带来社会的分裂，这种多样性降低了美国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导致社会保险受限，经济保障水平也随之下降。作为对比，作者还论及了北欧国家种族和宗教同质性较高的“优势”。然而作者却似乎未能解答，如果种族多样性与经济分配之间的关系如此简单直接，为何在联邦制的美国，种族多样性较高的东西海岸却是民主党铁票仓，普遍支持由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和社会福利政策，反倒是种族多样性较低的美国南方、中西部地区反对福利国家，甚至把政府当作问题本身？如果后续研究者想在本书的基础上继续拓展研究民粹主义，经济视角以外的身份政治可能会是有益的补充和对话。

当然，作为一名美国学者，埃森格林对美国民粹主义相关的历史分析最为充分，而且在这本书末尾处的评说已经打破了经济视角的桎梏。一方面，作者认为美国最直接地面临民粹主义的风险。美国独特的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其来有自——源自殖民地时期的对政府的敌意和不信任就已深植北美。同时，由于美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存在外部强敌的生存威胁，因此人们一直未能建立起对一个强大政府的迫切需求。反而在南北分化和内战的过程中，由于南方白人反抗联邦介入其社会生活，这种对联邦政府管控的反抗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作者也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在抵御民粹主义威胁时也有独特的优势。因为这个制度允许它比其他国家更快、更深刻地进行改革，而不会破坏一种竞争性的制衡。作者甚至还以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举例，认为其正在经历一场民主体制内部的快速政治变革。这本书的英文原著出版于2018年，今天，我们不由得为作者的乐观捏一把冷汗。美国的政治体制能否快速回应民粹主义的思潮还未可知。联邦调查局突袭了前总统特朗普的海湖庄园，民主党的支持者欢呼雀跃，而保守派的民众和议员通过不同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甚至自比“国内恐怖分子”或是政治犯。民粹主义的历史还远未结束，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发和思考将紧密伴随我们当下的政治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