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记述视角：史实与诠释

阶段划分本质上受记述视角影响，为作者研究兴趣、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所左右。例如，《剑桥英语史》（1992—2001，六卷本）第三卷的标题为1476—1776，即将这一阶段划分为通常所说的“早期现代英语”。这两个时间节点说明，编者认为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 c. 1422—c. 1491）将印刷技术引入英国这一事件对英语的变化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1776年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这一事件则在概念上标志着英语跨越岛屿从此成为一门国际化语言。该阶段划分与六卷本中有两卷之重（第五卷、第六卷）用来讨论新英语变体脉络一致，都反映了编者的研究问题是“作为世界语的英语”。

换言之，英语史是作者从选定的视角对英语的不同阶段进行的研究。所有史实都以作者持有的理论、作者个人对该领域的视野为介导，正如罗伯特·H. 罗宾斯（Robins, 1967: 3）所说，“不带偏见的历史是不存 在的”。

《英语的成长和结构》的记述视角为“语言进化论”理论。叶斯柏森在考察英语以及其他语言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语言所处的阶段越早，其形式就越不规则。他在《语言进化论：特别着重英语》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语言进化论”，认为英语语法形态变化的简化是进步而非衰败，声称分析语是语言发展的高级阶段。虽然世界上没有任何语言已达至臻完美，即“不存在不规则性和含糊不明，同样的事物总是用同样的方式表达”（Jespersen, 1894: 365），但是他认为，较之于大多数语言，英语和汉语已经向完美更进一步。

对叶斯柏森而言，人类语言的演进代表着“明智的自然选择，通过这个过程，没有价值的创新会很快消失，唯适者生存，他们使人类语言更加灵活多样，但对说话人而言却更加简单方便。”（Jespersen, 1938: 209）。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叶斯柏森采用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进化论中的用词“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但在叶斯柏森的体系中，“进化”是功用性概念，意为“效用上的进步”，进步的终极目标是“用最小的功力达到最大的语言效果”（Jespersen, 1941: 5—7）。

以上视角决定叶斯柏森如何描述和阐释史实。虽然本书是一部英语语言史学专著，但叶斯柏森对古英语、中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在时间和篇幅上的分配显然不是均等的，进化的最新阶段即现代英语才是其考察重点，而英语早期阶段只有对现代英语的主要特征提供解释或者形成对照时才会讨论。从这个意义上看，本书“略古重今”的英语史亦可称为“英语进 化史”。这也解释了框架中看似有些不合时宜的一章“莎士比亚和诗歌语言”：他要用这位集大成者来说明英语的简化倾向并没有给诗歌带来所谓的毁灭性的影响。

本书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的中译名主要有两个：《英语的发展和结构》（例如：任绍曾8、何勇等9、钱军10、曲长亮11）和《英语的成长和结构》（例如：岑麒祥12、廖序东13、冯志伟14、刘小侠15，农熙16、钱军17）。中译本将书名中的growth译为“成长”，认为该词能恰当地反映出作者的记述视角。原因如下：

其一，语言的“成长”可追溯至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Darwin，1859: 129）用来概念化其进化论的隐喻—“生命之树”（the tree of life）。受进化论启发，比较语文学家奥古斯特·施莱歇（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将语言视为像植物一样有生命和发展过程的有机体，认为语言也要经历“成长”“衰败”“死亡”。施莱歇在代表作《印欧日耳曼诸语比较语法纲要》（Schleicher，1861—1862；英译本1874—1877）中把语言的生命（vom leben der sprache/life of language）分为两个阶段：1. 史前期—成长（entwickelung/growth）；2. 有史期—衰败（verfall/decay）18。由于将语言视为鲜活的有机体，施莱歇被称为自然主义学派的创始人，“growth”（成长），“decay”（衰败），“corruption”（腐烂），“regression”（退化），“degeneration”（衰退）等是该学派的语言概念，其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了顶峰。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生命”“成长”仍常出现在关于语言发展的著作名称里，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启发性隐喻，而不像在施莱歇理论中那样还是一个本体论层面的断言。例如：美国语文学家威廉·德怀特·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894）于1875年出版的著作《语言的生命与成长》（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德国比较语文学家菲利普·魏格纳（Philipp Wegener，1848—1916）于1885年出版的著作《关于语言生命基本问题的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Grundfragen des Sprachlebens）；法国语文学家阿尔塞纳·达梅斯特（Arsène Darmesteter，1846—1888）于1888年出版的著作《在词的意义中研究词的生命》（La vie des mots étudiée dans leurs significations）；英国词典编纂者和语文学家亨利·塞西尔·怀尔德（Henry Cecil Wyld，1870—1945）于1907年出版的著作《英语的成长：我们 语言的现状及其发展简述》（The Growth of English：An Elementary Account of the Present Form of Our Language, and Its Development）；而在怀尔德于1906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关于母语的历史研究：语文学方法导论》（The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Mother Tongue：An Introduction to Philological Method）中，“growth”（成长）、“life history of many languages”（很多语言的生命史）、“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lives and grows”（其生存和成长的条件）、“lif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itself”（语言本身的生命史）等表述贯穿始终；叶斯柏森在1924年出版的《语法哲学》中谈论“life of language”（语言的生命），认为语言的生命在于形式和意义的相互作用，“语法学家必须始终牢记形式和意义，因为在语言的生命中语音和语义、形式和功能是不能分隔的。讨论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从而完全忽略了语音和语义经常的相互作用，这对语言科学已造成了损害”（Jespersen，1924: 20）。正如任绍曾（2021）19指出：“叶氏所用的life显然是比喻性的，实际是指语言的实质”。

由此可见，“生命之树”这一隐喻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语言学领域的广泛应用，是达尔文进化生物学对其他学科产生重大影响的时代痕迹。

其二，叶斯柏森明确反对施莱歇自然主义学派的观点，其于1891发表的博士论文《英语的格的研究》（Studier over Engelske Kasus, med en Indledning: Fremskridt I Sproget）和于1894年出版的该论文的英语扩充版《语言进化论：特别着重英语》将施莱歇作为对立面进行驳斥，可以说，正是在与其论辩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进化论。与施莱歇完全相反，叶斯柏森认为语言发展的倾向是进步，而不是衰退。论辩时，采用同一套词汇是有针对性驳斥的需求。叶斯柏森（1894）标题中的progress（进化）与施莱歇自然主义概念regression（退化）相对，而本书标题中的growth （成长）则与decay（衰败）相对。

施莱歇的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后开始消退。实际上，叶斯柏森的同代人普遍不再拥护施莱歇的语言阶段衰退论，但他们对其只有零星批判，且语气温和。叶斯柏森认为当时施莱歇的影响犹在，“现在施莱歇仍然是每个比较语文学家的精神之父”（Jespersen，1894: 4）。他在本书的自序里写道：“我力图使文字通俗易懂，以期对语文学家有所裨益”（write at once popularly and so as to be of some profit to the expert philologist），我认为这里expert philologist指的正是施莱歇一脉的历史比较语文学家，即施莱歇的追随者是他要说服的目标受众。

在叶斯柏森之前，拉斯姆斯·拉斯克（Rasmus Rask，1787—1832）、约翰·尼古拉·马德维格（Johan Nicolai Madvig，1804—1886）、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约翰·弗里德里希·克劳特（Johann Friedrich Kräuter，1846—1888）、埃萨亚斯·泰格纳（Esaias Tegnér，1782—1846）等都肯定了现代分析性语言的优点，但他们的评论也是零星的、非系统性的。叶斯柏森（1894）要再往前走一步，旗帜鲜明地提出“形式越简短，越好”，并以英语史为例系统性地阐述现代欧洲语言的分析性结构远非缺点，恰恰相反，“分析性结构，毫无疑问地，使现代语言优于早期语言”（Jespersen，1894: 14）。而本书正是建立在叶斯柏森（1894）的基础之上。

其三，“成长”呼应了第九章“语法”结尾处的比喻：语言之草。

……那些谨遵语法规则却对其历史、起源和发展过程一无所知的教师，往往最容易认为“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而那些耐心地学习语言史并俯身倾听语言之草在当今时代如何成长的人（he who has patiently studied the history of the past and trained himself to hear the linguistic grass grow in the present age），会从人类语言中看到一个明智的自然选择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没有价值的创新会很快消失，唯适者存；他们使人类语言更加灵活多样，但对说话人而言却更加简单、方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过程会随着迈进20世纪戛然而止──希望权利越来越大的老师们，不要把有益的变化消灭在萌芽状态（let us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the more and more almighty schoolmaster may not nip too many beneficial changes in the b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