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晚清所谓新派人物，皆处在创造性倒退中

描述近代史，长期以来使用一种二分法框架：中与西、落后与进步、挑战与响应、封建与现代、旧与新。历史的发展，即被讲成是由旧趋新的过程，说其如何渐具现代性，而终于“走向世界”。

传统的封建落后因素，被认为对现代化之进展，基本上起了滞后的作用。所以进步的知识分子，都要向西方学习，都要对中国的社会“启蒙”，都要打破传统。

持此类观点以论史，已有百年。著作汗牛充栋，现在仍源源不绝地被制造出来，占据着新书发布会的宣传版面。

其实多是谬论，相关论述多可入《笑林广记》。

以下，我要告诉你：魏源、龚自珍、曾国藩、吴汝纶、严复、康有为、黄公度、章太炎等被贴上新派标签的人，总方向都不是趋新或“向西方寻找真理”，而是复古。当然每个人所谓的复古都不一样，但在这个旗号底下，大家都在做着“创造性后退”的工作。据他们看，这远比求新求变更为深刻、有力！

他们的工作是全面的，不只在政治领域要如此，更涉及诗、文、词、赋、经学、书法、佛学等各方面。所以最终，革命运动乃以发扬国粹、古学复兴的面目出现，并作为其精神内核。

一

先说魏源。每一本近代史著作都把他列为变法派的代表，或称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强调变古。

哈哈，魏源怎么就变古了？《海国图志》固然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但他说得明明白白：“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什么才是兵本？就是人心。所以他引“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主张觉人心、起人才。

《默觚下·治篇四》讲得更清楚：“医之活人，方也；杀人，亦方也。……秦以尽坏古制败，莽以剿袭古制败，何其异轨而同归耶？秦之暴，不封建亡，即封建亦亡，两晋八王之事可见已；莽之悖，复井田亡，不复井田亦亡，隋炀、朱梁之辙是矣。《诗》曰：‘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

人心是本，法是枝叶，变不变法，岂是重点？

而且他说不能轻易变法，“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纵使要变，也须掌握这个原则：“今必本夫古。”《皇朝经世文编叙》也说：“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

因此魏源论法，重点不在“革”而在“因”。所编《明代食兵二政录叙》曾说：“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以《论语》‘监二代’，荀卿‘法后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后，岂非以法制因革损益，固前事之师哉！”

他哪是现今史家所描述的“主张尽变古法”的人呢？

依据“本与末”“心与事”“人与法”“古与今”“我与物”“因与革”的架构，魏源认为前者才是本。只有掌握本，方能“有验于事”“有资于法”“有验于今”“有乘于物”。所重在本，而不在于末事机权。

所以《圣武记叙》论圣王之武功，特别指出：“故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然以军令饬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食延天下之人材。”所重者仍然是人心与人才。

从这些所谓经世思想的文献上看是如此，若综合魏源其他方面的表现和文章来说，那就更明显了。

他为何要作《书古微》《诗古微》《小学古经》《大学古本》？

为何说“乌乎！古学之废兴，关乎世教之隆替”？

为何说“《大学》之要，知本而已。……此千圣之心，传六经之纲领也”，“蒙以养正，是谓教本”？

为何主张治古文者须“沿溯乎当代经术掌故，以求适乎姬、孔之条贯”？

又为何会作《老子本义》？

为何会受菩萨戒，强调“是心作佛，是心即佛”？

为何要反对乾嘉之所谓汉学，谓其不够古，只恢复到东汉，而致力于复西汉之今文学？

又为何会称赞龚自珍之学能够复古，强调做学问须“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

从“经世”“变法”“向西方学习”等角度，对于魏源这些行为，绝不能通贯地解释。只有脱离这些流行的分析模式，我们才能重新认识魏源。

一个本乎心、本乎经、本乎古的魏源，重新在向我们说话，“无一物不归其本，无一日不有太古也”。

二

又如黄公度。研究者都说黄氏是在日本见到维新改革的成绩，又接受了王韬早期改良主义之影响，所以编撰《日本国志》，号召国人向日本学习。

试检《日本国志》，便知此说大谬。

该书《学术志一》说得很明白：日本在战国时期，将军专政，士大夫不知有名义。德川家康以后，汉学日盛，“民益知义。逮外舶事起，始主攘夷，继主尊王以攘夷，终主尊王。皆假借《春秋》论旨，以成明治中兴之功，斯亦崇汉学之效也”。明治维新以后，汉学衰，西学盛，但“明治十二三年，西说益盛，朝廷又念汉学有益于世道，有益于风俗，于时有倡斯文会者，专以崇汉学为主”。

可见在黄公度眼中，明治维新本是汉学之效。后来西学虽盛，日人仍欲复倡汉学。

不但如此，明治维新中崇西学、废汉学之风，公度也不赞成，故于《学术志一》后以“外史氏”评论道，“狂吠之士，诋諆狎侮，以儒为戏。甚且以仁义道德为迂阔，以尧、舜、孔、孟为狭隘，而《孝经》《论语》举束高阁。……而日本学者，正赖习辞章、讲心性之故，耳濡目染，得知大义。……卒以成明治中兴之功。则已明明收汉学之效矣，安在其无用也耶”？

所以他预测，“汉学之兴，不指日可待乎”？他作《日本国志》若欲使国人有所借鉴，当然主要是对日本这段西化历程的反省。

这样的反省，价值判断甚为明显，根本不认为西学胜于中土，只是说西学源于墨子、用法类乎申韩、设官近于《周礼》、行政同于管子。既然都源于中国，那么，“礼失而求诸野”，把我们自己失传而他人发扬光大之术学回来，自不必以学洋人为耻。

但西学不过申韩管墨而已，又怎么比得上儒术？依那套学问发展下去，必有大弊：“吾观欧罗巴诸国，不百年必大乱。……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这是对西学的绝望。

这些，在一般史著中当然不会提到。大家都说他主张变法，主张向西方学习，却未注意到他说要学习西方时，都是“权说”，只是要工具性地使用西学，而非变古以求新。因此他说：“西人每谓中土泥古不变，吾独以为变古太骤。三代以还，一坏于秦之焚书，再坏于魏晋之清谈，三坏于宋明之性命，至诋工艺之末为卑无足道，而古人之实学益荒矣。”

所以，大家都说黄公度要求新求变，其实他是复古的，期望恢复古人之实学。此学若复，不唯“西人之学，未有能出吾书之范围者也”，更可避免西学之流弊。

公度之本怀如此，所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想办《国学报》时，他便复书云：“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国矣。”

三

魏源与黄公度，只是两个例子。扩大来说，从魏源到黄公度，文坛之趋势，与其说是骛新，不如说是复古。从曾国藩到章太炎，都如此。

由文体看，古文势力最大的仍是桐城派。

现在大家都说道光中期以后，政治思想都变了，桐城那一套孔孟程朱之道、起承转合之法，便已为有识之士厌弃了，代之而起的是龚自珍一类文章。其实桐城派在姚鼐以后，弟子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都是名望高、影响大的人物，方东树尤为重要。古文文法且发展到诗法上去，对道咸以后诗坛之发展至为关键。光宣朝时，张裕钊、吴汝纶父子、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严复、林纾等也都属于桐城文脉，可见声势浩大，未尝衰亡。

桐城派在发展中还衍生了另两支，一称阳湖派，一称湘乡派。称湘乡派，是曾国藩的缘故，他欲恢复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途合一之路，而以义理为核心。

古文之外，骈文同样复兴。古文运动之后，古文盛而骈文未衰，一直是并行的。骈文且有时文之势，具应世谐俗之用。而且乾嘉汪中、胡天游、袁枚、刘星炜、孙星衍、邵齐焘、吴锡麒、洪亮吉、曾燠、孔广森诸家俱起，势力甚张。阮元虽力倡文笔分立，以骈文为“文”，并不能遽视为“复兴”。

可是为何骈文本已流行，而阮元却要刻意高扬之？骈文并未中衰，为何看起来却在此时有复兴之势？

原因在于古文运动之后，骈文一直处在被攻击面。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八代之文，特色是俪体，而亦以其骈俪被鄙视。古文的正当性建立于此。骈文虽仍流行，但未曾正面反对这一论述，只是不理它，兀自发展着而已。作骈文的人，唐宋以下，各有传承，亦未为八代平反。

乾嘉前后，情况才有了变化。阮元上溯“文”之古义，以《易·文言》为依据，认为骈文才是文之正宗，挑战古文之古。骈文之势，自然大张。情形犹如阮元提倡北碑，挑战了帖学的传统权威之后，书法风气亦为之一变。

加上科举经义文在此时亦被视为骈文之分支，骈文的阵营当然更见堂皇。阮元说“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明代古文家曾拉经义文到古文阵营中去，现在又被拉回到骈文传统中了。

阮元之后，李兆洛作《骈体文钞》，地位略等于古文中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其他流行选本尚有曾燠《清骈体正宗》、姚燮《皇朝骈文类苑》、王先谦《骈文类纂》等。一时文士创作，多效唐宋四六；经史学者，多作古骈。风气所染，名家络绎。

这段时期，论赋重唐，浦铣还另选刻评注了唐宋律赋。嘉庆间顾莼评选《律赋必以集》，道光间潘遵祁编《唐律赋钞》，也都如此。

再就是律赋。乾隆以后，翰林院每年举行的庶吉士考试，考律赋。士子揣摩，自然少不了要对此道痛下功夫。乾隆时李调元《雨村赋话》、同治间李元度《律赋正鹄》皆大便于骈文之盛行。

辞赋复古，渐渐就由宋而唐，而六朝，而魏晋了。吴锡麒为王芑孙文集作序，说自己常想“由六朝而晋而魏，沿流溯源，上规作者。……以仰窥东京之盛”，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同治年间马传庚选注《六朝唐赋读本》；王引之替汪中作行状，也夸他“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道光间许梿编《六朝文絜》，更由赋而及于整个六朝文风的推扬。《六朝文絜》经黎经诰详加注解，成为训士之通行教材，八代文风乃全面恢复矣！

到后来，“八代”竟成一特殊词语，以“八代”相标榜者不乏其人；也用在诗上，例如王闿运即编有《八代诗选》。

另一种由唐宋上复魏晋的文风，则不说八代、六朝而说五朝，文章也不是骈体。这就是章太炎、黄侃一类人讲的魏晋文。

一般讲六朝，都说其玄学与骈文。章氏不以为然，故特立一个“五朝学”的名目，以东晋及宋、齐、梁、陈为五朝。但实际上他所论的思想与文风，仍兼摄魏和西晋，说魏晋学风不只是玄学而已，论礼、论政、论艺、论颐养都很精微，说经论礼之文尤佳，足以为文事之楷模。

他及他的门人都发扬这一路，故不同于讲六朝骈文一系，也不同于古文家。魏晋南朝说理文字之美，久遭遗忘，至此乃得复兴。包括《文心雕龙》这样的书，自来并不受重视，到清代才有纪昀、黄叔琳开始替它做简单的校注，到黄侃作《文心雕龙札记》才大获表彰。

诗，与文章相似，各自寻着模范，以就典型。学明七子宗唐诗的谭献，用一种新观点恢复七子的诗风。

曾广钧、曹元忠、张鸿、孙景贤、李希圣、汪荣宝等则是学北宋刘杨[1]诸家以上溯李义山的，曾刻《西砖酬唱集》以继西昆。用熏香掬艳之笔，比兴寄事，辄亦无愧诗史，名篇极多。

另一种风气却是更古的，学唐以前，绝不做唐以下语。如王闿运，平生探源八代，集中除五律外都是古体。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推之为“托塔天王晁盖”，亦可见其曾有领袖群伦之地位。风气所及，湖湘诗人颇多景从。

元明以来，诗家均虚尊汉魏，实法唐宋。明代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王夫之《古诗评选》都曾想改正风气，上溯汉魏以超越杜韩元白，可惜议论虽精，创作之才调不足。经此振刷，汉魏六朝诗才真正成为可学习、可效法的典范。

在文章方面，与推崇八代的人相似而不相同的，有魏晋一路；相对地，有桐城古文一路，诗坛亦略相仿。章太炎云“吾辈平日好谈建安，次外陶、谢”，属于前者；而声势浩大的却是后者。

陈衍《石遗室诗话》开篇第一则就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磵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其后又说此时“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这也是大趋势。

当时所谓“学宋”，实是以宋元祐为基础而上溯元和、开元，然后再由唐再上溯到元嘉。

所以它是以宋合唐、合六朝的大综合之路。此派在晚清声势最大，名家不可胜数，也正因它代表了大综合取向。同光体，或细分为闽派、江西派、浙派，而其实这个大方向是差不多的。

同光体又与桐城派颇有渊源。曾国藩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其直接间接衍为同光，并不奇怪。毕竟义理与辞章合、诗与文合、人与诗合，正是从桐城到同光发展的总体趋向。

词，在晚清大盛，面貌与方向亦与诗文相同，均是复古的。俞樾在《徐诚庵大令词律拾遗序》中把词跟清朝“义理、名物、声音、训诂，无一不实事求是，力求古初”相提并论，即是有见于此。

道咸以后，词坛因词人众多（叶恭绰《全清词钞》所录三千一百九十六位名家中，道咸以后的占一半左右）、词论发达（唐圭璋《词话丛编》所收古今词话，晚清占了三分之二，且精到逾于往昔），故词风词学非常多元，区域性特征也颇明显，如湘籍、粤东籍、闽籍词人之作风即未必与江浙相同。

但整体看，大方向正是复古，内在精神则是把词当诗来作，寻求“与经义诗赋方轨”。

把词当诗来作，主要是反对词出于流行歌曲的事实，为其另构一种身世，说它出自诗这个传统，源头即《诗经》。故其作词之法，亦是把汉人解《诗经》的比兴、讽喻、美刺那一套移来要求词人，如此才能使“词与经义诗赋方轨”。

说词源于《诗经》，属于诗的传统，叫作“尊体”。

总之，诗、赋、文、词，由其整体方向上看，都是复古的。通过复古而得伦理经世之意，则可以用魏源《〈诗比兴笺〉序》的话来说：“自《昭明文选》专取藻翰，李善《选注》专诂名象，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一敝；自钟嵘、司空图、严沧浪有诗品诗话之学，专揣于音节风调，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再敝。而欲其兴会萧瑟嵯峨，有古诗之意，其可得哉！”

对过去整个文学传统，他们颇有李白那种“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之感，所以刻意复古。复古者寻找的典范各不相同，彼此攻伐，颇不一致，但复古的态度很统一，认为文学应是“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作焉，岂第藻绘虚车已哉”，谓诵诗足以论世，且可知人阐幽，恐怕亦是共识。

把当时如此明显的复古趋向，硬解释为求新求变，当然是这一百年学者们努力不懈的功绩。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效果很是神奇。只不过，眼翳不可能久而不刮，墨镜不可能永远戴着，睁开眼来看清史实，终究是必要的。创造性后退，这个概念及其动向，才值得今后的人多想想。

注释

[1]刘杨指刘筠、杨亿，西昆体诗人之代表。西昆体是北宋真宗时出现的一种文风，专从形式上模拟李商隐，讲求辞藻，多用典故。——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