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问题

首先，尽管写书这一举动具有积极性，但古代犬儒主义哲学对“著书立说”这一行为抱有敌意。从古代犬儒主义的观点来看，书籍由一种爱刨根问底的学术兴趣所推动，学院派学者的著作尤其如此。著书和读书，是一种专门的品味和脾性，一种理智性情（intellectualdisposition） 的产物，而这种理智倾向与古代犬儒主义哲学格格不入。即使抱着最良好的意图，对古代犬儒主义的研究也将系统地偏离古代犬儒主义哲学的基本教义，并且会歪曲那些它仍旧渴望得到理解的东西。

这样一本书可能会如此描述：“第欧根尼以将大多数人关起门来做的事情拿到公共场合来做而出名，以将私密行为转变为反常的、不知羞耻的公开表演而出名。”因为第欧根尼在古代犬儒主义传统中的显赫地位，任何论述古代犬儒主义的著作都难以回避他，而不得不给予他本人和他那些最为离经叛道的“突然发作”以一定的篇幅来加以描述。但这些行为还是可以被认为是“有品”的。这样的书 籍或许还会试图引领读者以轻松的心态去了解古代犬儒主义在民间传闻中更多的“丑闻”。它们会在冗长的介绍之后出现，但随后就被其他文字所掩盖。这些文本将劝导读者，那些最为出名的古代犬儒主义行径（恰好也是那些最为下流的）乃是一种独特而可敬的哲学表达。这种论述将古代犬儒主义的荒诞言行与“追求更高的目标”的任务相关联，从而为古代犬儒主义教义中最不知羞耻的例子开脱（或至少是让它们变得有意义起来），指出这些行为即使不是为了指向“更伟大的善”，至少也指向了一系列更严肃的基础性哲学承诺。

本书并不打算采取上述那种进路。尽管书中的确提供了对古代犬儒主义哲学的学院式解读，但并不会因此种事业的严肃性而去刻意地曲解古代犬儒主义。相反，本书会坚持重新聚焦于古代犬儒主义的离经叛道。从古代犬儒主义那些最为哗众取宠、特立独行的例子入手，避免所有的顾左右而言他，这的确是诱人的。然而，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通达古代犬儒主义的主题，直截了当或其他方式， 古代犬儒主义那种下流的、挑衅性的力量总会多少被消减。描写这种行为削弱了其冲击性。尽管一本关于古代犬儒主义的书不可能不去描写第欧根尼如何让他的雅典追随 者们为其行径而震惊，但任何关于第欧根尼的描述——比如他公开地拉屎和自慰——都会不可避免地弱化他所干出的丑事。当主导这种叙事的知识分子给出一些关于“第欧根尼到底在干什么”的说明之时，其行为所具有的力量就被削弱了。

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中的一个脚注或许可以成为例证，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尽管读者可以发 现，弗洛伊德是在讨论狗，而非古代犬儒主义，但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犬儒主义的”这个词是从古代希腊术语kynikos中衍生而来。这个术语的意思就是“像狗一样”（dog-like）。考虑到这一点，通过弗洛伊德对“狗”这个词为什么可以被用作脏话的解释，我们可以读懂古代犬儒主义的实践，并理解这种实践所激发的敌意。由于狗也以忠诚的伙伴而闻名，“狗”这个词成为一个贬义词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弗洛伊德指出，这种用法是基于以下事实： 狗同时还具有另外两个绝对令人不齿的特性。

弗洛伊德写到， 狗“没有对排泄物的恐惧”，也没有“对性行为的羞涩”²。这些词一样可以用来描述古代犬儒派的第欧根尼：他精确地展示了这些特征。弗洛伊德争辩到，由于鼓励清洁与秩序是有教养社会的一种基本特 性，两者作为如影随形的习俗，潜移默化地教化着人际行 为，引导和抑制着本能冲动（libido）。古代犬儒主义者在大庭广众之下排泄和性交，成为对任何有教养人士的公开羞辱。狗为什么成为骂人的脏话，其解释基于弗洛伊德先前的一个论点：进化至直立步态，导致了智人（Homo sapiens）忍受臀部散发出的恶臭的能力下降。这些遗传的特性难以完全逃避。即使我们依然在散发着恶臭——无人 能找到彻底的治愈方案，但弗洛伊德对他的观点给出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补充：“尽管人类经历了种种进化，却很少为自己排出的粪便感到恶心。”³在弗洛伊德学派的话语中，我们依然是“肛欲”（anality）的产物，尽管我们毫无疑问地否认这点。过度清洁、蔑视那些行为像狗一般的人，在弗洛伊德学派的图式（scheme）中都是精神疾病的症状。狗与古代犬儒主义者同样昭示着，我们教养的积累乃是多么肤浅和成问题，只要一丁点儿的“污”与“秽”就可以 引发不安。

不论弗洛伊德的解释是否被接受，都有助于公开检视古代犬儒派“不知羞耻”的问题。我们或许会好奇，古代犬儒派的下流行为是否不只是单纯的“突然发作”，而是在引导人们注意到这一点——有教养的生活及其风俗在其本质上不过是任意专断的产物。古代犬儒派试图激发对有教养生活所有特性的怀疑。它的努力是朝着文明的反方向——有教养的生活之最佳成就被怀疑、被不予信任，甚至是被完全蔑视。古代犬儒派引发愤怒，招来厌恶，从而打断了文明的习惯性表达方式及其发展方向，文明的发展将被重新定向。古代犬儒主义使得那些先前惊得目瞪口呆的人最终对文明的力量产生怀疑，而文明的力量正是造成他们鄙夷所有低级与卑劣事物的根源。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尼采的“大轻蔑者”⁴——古代犬儒主义对文明习俗的批判，要求相当程度的拒绝，要求付出努力，要求一定程度的预先训练。这样，犬儒主义者才能对抗并超越那种习以为常、自然而然的轻蔑态度。

如上所述，任何对古代犬儒派的离经叛道行为的叙述或解释，不论对古代犬儒派哲学的意图抱有多大的同情， 都应该预料到自己将会受到古代犬儒派的谴责。这是自作自受。在那些被古代犬儒派所攻击的自认为理所应当的有教养的生活习俗和态度中，存在着一种自信的、有洞察力的理智。从古代犬儒派的观点来看，这种理智也必须被扰乱。所以哪怕是抱有同情之态度去理解古代犬儒派的尝试，也不能免于古代犬儒派的嘲笑，尤其是上述那种学院派式的研究企图。尝试去解读古代犬儒派的“作案手法”（modus operandi），必将引发古代犬儒派哲学的愤怒。对古代犬儒派那些离经叛道行为的解读之所以会引发其轻蔑，并不只是因为正在讨论的这一理论（弗洛伊德派关于类人动物不再嗅闻同类之臀部的理论）是不可靠的，更是因为这种对理论的诉求本身在古代犬儒派看来就是令人鄙夷的。应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或是应用其他理论家或哲学家的理论，试图由此来达成对古代犬儒主义实践的某种理解，最终都将无法把握古代犬儒主义的重要意义。诉诸理论的做法与古代犬儒主义哲学的实践格格不入。所有理智活动，所有试图占据“更高”、更严肃领域的企图，仅能 显示出它们与古代犬儒主义哲学之间的距离，而无法真正体味古代犬儒主义哲学的激进性。没有关于古代犬儒主义的著作能真正配得上其论述对象。本书也依然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做法，是作为受过教育的人们去理解古代犬儒主义的中介。而受过教育的人们恰恰是古代犬儒派试图去扰乱的主要目标。

对一本论述古代犬儒主义的书而言，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在古代犬儒主义与其更晚近的后裔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道鸿沟不仅仅是时代的鸿沟，也是气质上的鸿沟。双方的差异是极为明显，甚至可能是无法跨越的。人们甚至会声称，古代与现代的犬儒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共享同一个名字只是历史的偶然，基于一些历史错 13误，把“犬儒”及其相关字词，与一个更近代、具有完全不相容属性的社会现象进行了错误连接。尽管如此，本书认为早期古代犬儒主义的痕迹依然留存至今——当然它遭受了扭曲，但古代犬儒派的传统就其起源而言，自身就建构在一种根本性的畸变失真之上——本书将追踪早期古代犬儒主义那些奇怪的痕迹，以便重新思考现代犬儒主义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考虑到现代犬儒主义具有典型的逃避性这一事实，本书认为，如此梳理从古代犬儒主义到现代犬儒主义的谱系，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解而言是必要的。这种逃避态度使得现代犬儒主义愤世嫉俗的一面保持相对低调，仿佛羞于充分表达一般。这一立场同时也是现代犬儒主义式的愤世嫉俗得以深化和扩散的精准条件。古代犬儒主义通过对抗性的、常常是挑衅性的举止来宣扬自身的存在，而现代犬儒主义则偏爱私下里表达自己，比如表现为怨恨。

现代犬儒主义在完全表达自身上的不情不愿，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之中得到考察。此两章着重讨论了现代犬儒主义所试图解决的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主要问题。正如古代犬儒主义的“非理想化的形式”一样，现代犬儒主义的态度也受到了强烈的否定。如果说现代犬儒主义还值得研究的话，那它似乎作为一个集体或个人的问题出现，需要治疗。通过治疗，个人与群体可以摆脱他们的犬儒主 15义，通过那些非犬儒主义的行为者和论点。本书尝试提出另一种观点，一种对现代犬儒主义的最坏特征更积极的观点。尽管今天的现代犬儒主义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以至于可能腐蚀并损害现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彻头彻尾的坏。总之，本书认为，现代犬儒主义与其坏名声很匹配，但可能依然受欢迎。在古/今犬儒主义传统中，有着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激进主义，可能会发挥作用。

本书遇到几个问题，如下：一、用现代理智方式对古代犬儒主义进行解释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二、分隔现代犬儒主义与其祖先的那道巨大的鸿沟，没有任何著作可以彻底地加以弥合。三、现代犬儒主义和古代犬儒主义所必要的“闲暇”，已在不同程度上被摒弃了。可以 说，任何关于古代犬儒主义的著作（当然也包括本书这种篇幅的），都只有通过一种不可避免的歪曲，才能让人们对其所讨论的对象有所了解。正如本书只能根据晚近学者的研究，使人们对“何为可能的关键点”有所了解——在 这些关键点上，古代犬儒主义从一个勇敢而蓄意的反文化实践，蜕变为一个内嵌的、弥散的现代犬儒式状态。尽管如此，本书依然认为，某些畸变失真要比另一些更为富有成果。为此，本书特别关注古代与现代的犬儒主义对教育文化的影响。从广义上来说，这种“教育文化”包括从各种制度形式的教育，到受教育者的价值观、行为和自我理解⁵。正如我在下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古代犬儒主义并未逃离它自身周遭的教育文化与哲学传统，但它以对这两者都抱有敌意而闻名。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或轻描淡写， 因为古代犬儒主义最终失败了，并未能颠覆它所攻击的文化。正如本书所证明的那样，如果说在古希腊（这是古代犬儒主义自称的起源），古代犬儒主义在某些方面设法扰乱过西方受教育者的文化霸权，但从未使得这种文化霸权从根本上受到颠覆。古代犬儒派似乎计划从内部来消解我们的教育承诺，从而将之置于公开的质疑中，但这一计划从未实现过。古代犬儒主义依然有很多可以启发我们的东西。这一课始于将教育本身置于其嘲笑之下，或许也终于此 ⁶。

(1)目前中文世界对“犬儒主义”及其衍生词的理解与英语cynicism及其衍生词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而考虑到译文的行文通顺，无法直接对cynic（犬儒主义者，犬儒派、愤世嫉俗者）、cynical（犬儒式的、愤世嫉俗的）之类的词做统一处理。在不涉及作为思想派别的犬儒主义之时，暂且译为较为烦琐的“犬儒式的愤世嫉俗者”和“犬儒式的愤世嫉俗”。为了行文的考虑，间或也会翻译为“愤世嫉俗者”与“愤世嫉俗”。——译者注， 本书脚注一律为译者自行添加，后不另注。

(2)中文无法享有这种基于首字母大小写的便利。所以只能通过“古代犬儒主义”“古代犬儒主义者”“现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者”这样 冗长的词组来进行区分。在某些地方，为了行文简洁，译者也用了“古/今犬儒主义”“古/今犬儒”这样的译法。在不至于引起误解的地方，前 置形容词“古代”“现代”或将被省略：在第二章到第四章中，不带前置形容词的“犬儒主义”都是指“古代犬儒主义”；在第五章到第八章 中，不带前置形容词的“犬儒主义”都是指“现代犬儒主义”，或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犬儒主义”。的确存在着另一种可能的处理方法——仿效尼许斯-普勒布斯廷的处理方式，用Kynismus和Zynismus来加以区分，将“Cynicism”（Kynismus）翻译为“犬儒主义”，将“cynicism”（Zynismus）翻译为“狗儒主义”。这种处理方式可能过于戏谑化，且在行文中难以驾驭，故本书译者不采用这样的方式。另外，以首字母大小写来区分“古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是本书作者的发明。因此在涉及引用其他作者的时候（尤其是在作者的注释中），不将“cynicism”译为“现 代犬儒主义”，而是直接译为“犬儒主义”。

(3)在古代犬儒主义的语境下，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让人“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