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以“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为题，对中晚唐时期所独有的“宦官政治”诸问题展开探讨。所谓“宦官政治”，乃指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宦官集团之势力全面干预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甚至左右朝政，凌驾君主之上的一种畸形的政治格局。中晚唐宦官政治起于德宗贞元十二年（796）神策两军中尉制创立，止于昭宗天复三年（903）朱全忠尽诛宦官，前后延续一百余年。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历史上，中晚唐常被视为衰世、乱世。这一时期的政治问题，学界通常概括为藩镇割据、牛李党争、宦官专权三大问题。如所周知，政治演进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历史进程，用并列的三大问题概括，虽无大误，却把中晚唐政治史条块分割为三部分，有片面化、简单化的嫌疑，难以体现唐宋社会剧变中政治演进的历史规律，进而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展开。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中晚唐政治史理应受到更多的学术关注。
近些年来，日本学者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受到普遍重视。根据唐宋变革论的假说，由唐入宋，政治史领域内最显著的变革是君主独裁权力的强化。但是核诸史实，中晚唐时期，特别是宪宗遇弑以后，皇权对内受制于宦官，甚至君主废立皆出其手，对外则威权不行，致使朋党大兴、藩镇跋扈。这与唐宋变革的理论预设完全相反。论及中晚唐皇权问题时，变革论支持者多语焉不详，迄今尚无有说服力的解说。
我们注意到，中晚唐皇权不振是因为皇权受到宦官集团的挟制，而唐宋变革论中只讨论君主的独裁权力，没有充分考虑宦官的因素。与皇权不振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晚唐宦官集团权势迅速膨胀。军事上，宦官集团通过神策两军中尉控制了长安及京西北地区朝廷直接控制的所有军队，并以庞大的监军系统监控各地藩镇。经济上，宦官集团以赡军为名，攫取大量经济权益，卖官鬻爵，收受羡余，积蓄内库财赋。政治上，宦官集团通过枢密使侵夺宰相相权，参掌军国机密，形成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独特格局。最后，宦官集团还操纵君主废立，立君、废君、弑君，有如儿戏。非常明显，军事、经济、政治等领域，皇帝权威都受到宦官集团的挟制。在中国古代，皇权旁落，被其他政治势力长期挟制的情况，唐代并非首次。在此之前情形最为接近的一次是永嘉之乱后的东晋王朝。晋室南渡后，政治秩序的重建主要仰仗门阀士族，门阀士族在政治、军事上占据强势地位，故东晋政治被称为“门阀政治”[1]。以此类推，中晚唐政治军事秩序的重建，宦官集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军事、政治上都居于强势地位。某种意义上说，中晚唐政治也可以用“宦官政治”一词加以概括。
中晚唐宦官政治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课题。东晋门阀政治是在晋室南渡、“五胡乱华”这一社会大动荡之后重建的社会政治新秩序。同样，中晚唐宦官政治则是在安史之乱这一大动乱冲击之下重建的社会政治新秩序。通过对宦官政治这一论题的研究，至少可以对以下几个学术难点问题作出贡献。
（一）有助于解释唐宋社会转型的历史衔接问题。如前所述，唐宋变革论在论及中晚唐时有一明显悖论，即理论上君主独裁应该是不断强化的，事实上皇权却不断遭到削弱。关于中晚唐宦官政治的研究可以对唐宋变革论作出适当的回应。
（二）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皇权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之后，皇权不断强化是总的发展趋势。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皇权也会受到外力的抑制而短暂衰落。从历史上看，皇权或受制于外戚，或受制于权相，或受制于士族，中晚唐则受制于宦官。对宦官政治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皇权政治发展演进过程中的某些规律。
（三）有助于理解汉、唐、明三朝宦官干政的历史差异问题。汉、唐、明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跋扈的时期。汉、明两朝宦官只是皇权的延伸，皇帝可以罢废甚至处死宦官。但是，中晚唐宦官形成了庞大的使职系统，不仅与南衙朝臣抗衡，甚至可以废立君王。同历史上的权臣擅政一样，中晚唐皇帝不堪受制，屡次谋诛宦官，却以失败告终。如果我们仍然沿用成说，把宦官权力视为皇权的一部分，非但不足以揭示唐代宦官干政的特点，在理论上也有削足适履之嫌。“宦官政治”概念的提出，以及围绕这一论题展开的探讨，对揭示中晚唐宦官问题的历史特质将大有裨益。
中晚唐宦官政治牵涉的问题非常广泛，神策军外镇、永贞革新、牛李党争、甘露之变等等，凡此期间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多与之有关。如能以宦官政治为主线，从新的研究角度对这些历史事件重加讨论，或许可以建构一个耳目一新的中晚唐政治史解说体系，其价值不言而喻。
二、研究史回顾与展望
目前学界已公开发表了若干以“宦官政治”为题的论文或专著[2]，但与本书所论“宦官政治”名同而实异。本书所论“宦官政治”不是泛指与宦官有关的政治现象，而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宦官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畸形政治格局，它存在且仅存在于中晚唐时期。这一论题内容广泛，旁及中晚唐军事制度、朋党之争、君相关系、皇位之争等诸多问题，学界已有非常丰厚的研究积淀。限于篇幅，今择其最有代表性且与本书密切相关的论著略述如下。
（一）神策军及其他禁军
封建皇权是唐代宦官权力的最初来源，唐代宦官权势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神策军军权。以神策军为核心的中晚唐军事制度是本书讨论宦官政治的逻辑切入点。关于中晚唐军制，《新唐书》卷五〇《兵志》有专门记载，但是讹误颇多，唐长孺先生《唐书兵志笺正》有许多精审的考辨[3]。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神策禁军的发展》较早对神策军问题展开讨论[4]。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是关于神策军的一部专著，对神策军与永贞内禅关系的个案分析颇具价值[5]。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唐代的北衙六军述略》等文对唐代神策军、六军以及神策军外镇问题作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6]。赵雨乐《唐代的飞龙厩和飞龙使——以大明宫的防卫为中心》讨论了唐代飞龙使及其管辖下的飞龙兵在宫廷军事政变中的作用[7]。齐勇锋《唐后期的北衙六军、飞龙、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则认为唐后期中央宿卫体制仍然是南、北衙分治[8]。
从整体上看，目前学界对神策军的研究多局限于制度层面上的梳理，对神策军前后沿革的原因、过程等研究相对薄弱。事实上，中晚唐神策军经过了几次崩溃和重建。代宗时藩镇军体制下的神策军、德宗时“六军化”的神策军、僖宗幸蜀时的神策十军，虽然同称神策军，但是前后差异很大。至于规模庞大、形态复杂的神策京西北诸城镇问题，研究也非常薄弱，成果不多。
（二）唐代宦官制度
20世纪50年代以后，唐代宦官逐渐成为唐史研究的热门问题，矢野主税、室永芳三、马良怀、牛志平、杜文玉、王寿南等学者都有持续的研究。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宦官—侧近政治の构造—》[9]是较早关注宦官问题的专著。矢野主税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在20世纪50年代即撰写系列论文，对唐代宦官充当的枢密使、监军使等问题展开讨论[10]。室永芳三稍后也连续发表系列论文，对唐代内侍省作了详细的考证[11]。这些研究时间上早于国内学者二十余年，许多开创性的论点至今仍有重要价值。中国学者方面，目前已出版相关学术专著五部。1971年，王寿南在台湾出版了《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其后修订为《唐代的宦官》一书，书中对唐代宦官权势获得的原因、维持、演变及其政治影响作了深入研究[12]。马良怀《士人、皇帝、宦官》、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对唐代宦官制度亦有比较系统的论述[13]。王守栋《唐代宦官政治》，是此前关于宦官制度研究的集大成者[14]。在单篇论文方面，相关研究亦颇为丰厚。陈仲安《唐代后期的宦官世家》以刘行深、杨钦义等宦官世家为典型，讨论了唐代后期宦官高级职位长期把持在几个家族中的情况[15]。唐长孺《唐代内诸司使及其演变》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规模庞大的内诸司使系统[16]。杜文玉先生长期关注唐代宦官世家问题，先后撰写《唐代宦官世家考述》《高力士家族及其源流》《唐代吴氏宦官家族研究》《唐代宦官刘弘规家族世系考述》《唐代宦官梁守谦家族世系考》等系列论文[17]，充分利用出土墓志等新史料，第一次把仇、孙、梁、王、彭、吴等宦官世家的情况公布于世。此外，杜文玉先生还撰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等十余篇研究宦官的论文[18]，限于篇幅，兹不赘举。这些颇具开创性的研究，为本书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近年来，研究唐代宦官的学者队伍呈现扩大趋势，除中、日学者外，亦有韩国学者加入其中。韩国学者柳浚炯相继发表《试论唐五代内职诸使的等级化》《唐代地方监军制度的变化及其意义——以宦官监军和皇权之关系为中心》等论文[19]，表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
在中外学者的努力下，唐代宦官的若干特征日渐明晰。同汉、明等朝宦官相比，唐代宦官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一，中晚唐时期，宦官可以娶妻，收养子女，组建家庭。宦官集团还比拟外朝的士族高门，通过收养养子等手段，形成了绵亘几十年的宦官世家。其二，唐代宦官“官僚化”特征明显。不仅有体系完备的内侍省，还形成以两军中尉和枢密使为核心的内诸使司系统，足以与宰相为首的南衙百司相抗衡。这两大特点，直接弱化了宦官集团对皇权的依附性，与本书讨论的“宦官政治”也息息相关。
（三）宦官集团与皇位继承之争
中晚唐南衙百官的权力遭到宦官集团的侵夺，政治重心由外廷转到内廷。宫廷皇位之争，事涉暧昧，历来倍受史学家瞩目。吕思勉先生《隋唐五代史》虽为通史体裁，但对唐代诸帝皇位继承问题多有精辟之论[20]。陈寅恪先生《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以小说证史，揭示元和末宪宗遇弑的真相[21]。黄永年先生《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一文从内外朝党争入手，认为穆宗为弑逆宪宗的幕后主谋[22]。唐末宣宗出家为僧说颇为流行，岑仲勉先生《唐史余渖》“宣宗遇害之谰言”条曾对此说进行驳斥。
中晚唐宫廷政变频仍，宫闱之事多出暧昧，亦有文士官僚卷入其中，当日社会上即有大量的政治谰言，文献记载颇为芜杂。有些研究者只关注对自己有利的材料，立论稍嫌武断。中晚唐几次废立事件，皆由宦官集团主导，互相间存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目前学界关于皇位继承问题的考论，主要是某位皇帝的个案研究，未能做到前后融通。如能有一条线索贯通前后历次皇位之争，厘清中晚唐皇位继承问题的前后演变脉络，无疑会把中晚唐政治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四）宦官集团与外廷官僚政治
宦官政治势力向外廷渗透，最核心的表现是枢密使成为中枢决策的主要成员。关于枢密使和枢密院，继矢野主税以后[23]，相关研究成果颇多，如贾宪保《唐代枢密使考略》、李鸿宾《唐代枢密使考略》、戴显群《唐代的枢密使》等[24]，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一书是目前研究唐宋枢密使制度的集大成者[25]。尽管学界对枢密使及其职掌作了大量探讨，但是受相关史料的限制，研究仍有明显不足，随着相关墓志石刻等新史料的刊布，部分观点还需作出进一步的修订。
宦官势力染指外廷官僚政治，势必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这一时期，官僚集团的政争，即牛李党争，也打上宦官政治的烙印。关于牛李党争问题，日本学者渡边孝《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一文有非常精辟的概述[26]。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李党是重门第的山东士族集团，牛党是重科举的新兴文辞进士集团[27]，这一论点过去流传甚广。但是岑仲勉先生从实证的角度，证得陈氏所论牛、李人物绝大部分都是科举进士出身。日本学者砺波护排列牛党四十一人，李党二十二人[28]，所得结论与岑仲勉基本一致。李党是进步的改革派，牛党是苟安的保守派的观念逐渐为学人所接受。近些年来，在牛李党争概念本身的阐释上取得一些突破。周建国《李德裕与牛李党争考述》指出，从古至今在评论牛李党争问题上对“党”的概念很不统一，牛党、李党之“党”指政治派别，“李德裕无党”之“党”则是指贬义的“朋党”之“党”[29]，这种见解是颇为独到的。但是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始时间，目前仍有较大争议。可以想见，相关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学界牛李党争的研究误区在于研究者往往局限于党争本身，对党争之外的相关问题关注不够。相关史实已反复证明，牛李双方的政治进退并不是以自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一次宫廷政变足以彻底改变一派官僚的命运。这也就是说，牛李党争本身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脱离依附者而专言党争，很难触及问题本质。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唐中后期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内廷宦官勾结外廷士大夫党派进行的斗争，“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氏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30]。今以“宦官政治”的角度论之，此论尤为精要。
除牛李党争外，宦官集团与外廷政治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还有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发动的“永贞革新”，以及文宗朝李训、郑注集团发动的“甘露之变”。1949年后，大陆长期流行“永贞革新”的提法，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是其代表性论文[31]。王文认为王叔文集团代表庶族地主阶级的新兴力量，与宦官、藩镇豪族地主阶级旧势力进行斗争。1971年，章士钊出版了近百万言的巨著《柳文指要》[32]，“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33]，书中广征博引，对永贞新政及王叔文都有很高的评价。20世纪末，此说遭到部分学者的质疑，黄永年《所谓“永贞革新”》认为王叔文集团既不算革新运动，更不是庶族地主对士族地主的斗争[34]。其后，研究重心逐渐由史学研究转向文学研究，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35]。关于“甘露之变”的论著也颇为丰富。田廷柱《唐文宗谋翦宦官与甘露之变》认为文宗参与了甘露之变的谋划并在事变中配合了李训等人的行动[36]，汪篯《隋唐史杂记》指出唐代少数士大夫对宦官的斗争不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因而很快归于失败[37]。卢向前先生也发表系列研究论文，收于氏著《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它》[38]，书中通过扎实的史实考证，提出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把甘露之变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由于大陆历史学界在“永贞革新”和“甘露之变”上长期存在以论代史，以成败论英雄等研究倾向，很少有学者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如果从中晚唐“宦官政治”的全局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王叔文、王伾、李训、郑注等人，或以棋、或以书、或以医、或以经，皆以一技之长为皇帝所幸，其政治进退亦全仰仗皇帝一人，政治身份颇为类似。在宦官专擅跋扈的背景下，皇帝若不甘于被挟制，势必要联合周边的政治力量进行抗争。鉴于牛、李两党官僚皆与宦官有牵连，能为皇帝所用者只有身边的近幸侍臣。因此，王叔文、王伾集团和李训、郑注集团登上历史舞台，自有其存在的政治空间和历史合理性。若能以“宦官政治”的角度重新加以审视，应可以获得更为深刻的历史认识。
唐代宦官势力延及外朝，不可能仅局促于长安一地，势必还进一步向各地藩镇渗透。宦官势力在藩镇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遍布诸道的宦官监军使。矢野主税《唐末监军使制にっぃて》，首次肯定了监军使对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作用[39]。张国刚《唐代监军制度考论》、何敦铧《唐代宦官集团势力及其在藩镇监军的影响》对中晚唐宦官监军之制及其影响进行系统的整理[40]。赵和平《〈记室备要〉初步研究》一文据敦煌文书《记室备要》，考证出枢密使是各地监军的“长官”[41]。这一结论为考察监军使与内朝宦官集团之间的权力运作模式提供了新的线索。随着大批宦官墓志的陆续刊布，监军使问题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
（五）关于唐宋社会变革
唐宋变革论由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该假说将唐宋之际的变化看作是中国由“中世”走向“近世”的分水岭。这一历史分期理论在日本引起京都学派和历研派的长期论战，在欧美汉学界也有广泛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唐宋变革论成为大陆唐宋史学界激烈讨论的热点问题。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影响》、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分别从学术史的角度，系统梳理了唐宋变革论的来龙去脉[42]。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对研究领域中削足适履，把“变革”泛化为“转变”的研究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判[43]，指出“我们没有必要找一些无足轻重的转变来印证唐宋变革，也不要找一些不曾转变的东西来反驳唐宋变革”。本书以“宦官政治”为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相关史学理论。谨慎而批判地对待“唐宋变革论”，是本书所持基本立场。
最后特别提到的是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如所周知，宽泛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可以指两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格局，但田先生所讨论的“门阀政治”主要指东晋“王与马共天下”这种皇权政治的变态形式，在概念界定上别具一格，并由此得出许多重要的结论。该书对本书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晚唐宦官集团既控制军权，又握有财赋，还形成绵亘不绝的世家，这与东晋的门阀贵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从历史背景看，两者都经历了严重的军事叛乱，旧的政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但是仍有一定的生命力。皇权丧失了对全国武装力量的直接控制，只能让渡部分权力给可以提供庇护的政治势力。在东晋是控制北府兵的门阀世族，在中晚唐则是操控神策军的宦官集团。因此，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皇权政治都是一种变态形式。田先生指出，“门阀政治是皇权的变态，它来自皇权，又逐渐回归于皇权政治”。宦官的权力中枢枢密院，入宋以后与中书对举，并号“二府”，这正是宦官政治向皇权政治回归的具体表现。我们认为，中晚唐宦官政治也是皇权政治在唐宋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变态形式。田先生的结论，活用在中晚唐宦官政治上，大体也是可以成立的。
三、思路框架及研究方法
研究中晚唐宦官政治，首先要找出论证的逻辑起点，亦即宦官政治得以形成的原因。汉、唐、明是宦官擅政最为严重的三个朝代。但是，汉、明两代，宦官基本上依附于皇权，不论宦官如何骄横，皇帝一纸诏书即可将其除去。唐代独不然，宦官凌驾君主之上，立君、废君、弑君，有如儿戏。皇帝几次联合朝官谋诛宦官，最后无不惨败，招致宦官集团的疯狂报复。司马光曾比较汉、唐宦官专权异同，认为原因在于“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44]，此论甚是。唐代宦官废立君主，干预朝政，根源皆在于宦官控制宿卫宫禁的神策军。故中晚唐时期中央禁卫军事体系是我们研究宦官政治的切入点。
中晚唐宦官政治，始于宦官操控禁军军权。宦官由军权而得权柄，在后宫恣横跋扈，弑君废君，进而染指外朝，左右朝政，再则威权延及地方，监控藩镇动向。以此逻辑顺序，本书拟分四编逐次展开讨论。
第一编集中讨论中晚唐神策军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神策军由河陇入援的数千藩镇行营军发展为规模十余万的北门禁军，组织结构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鱼朝恩时期，神策军沿用藩镇军结构，最高长官为都知兵马使。大历中，代宗诛鱼朝恩，罢宦官典兵权。德宗建中年间削藩战争失败，原神策军体系崩溃。反正之后，德宗重建神策军体系。新组建的神策军分左、右两军，置神策大将军、将军，结构上开始“六军化”。贞元十二年（796），德宗正式设置神策两军中尉，宦官成为神策军最高军事长官。除两军中尉外，中尉副使、都判官等重要职务也由宦官充任。代宗得诛鱼朝恩，原因在于宦官典兵没有制度化，皇帝可以随时任用其他武人代之。德宗置两军中尉后，宦官典兵遂不可去。司马光称唐代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45]，所谓“成于德宗”，即主要针对两军中尉制而言。神策两军中尉制创立后，包括京西北神策城镇在内，几乎朝廷能直接控制的军队都被宦官控制，这标志着宦官政治的开始。
找出神策两军中尉制度这个逻辑起点后，下一步就是讨论宦官集团如何依托神策军专擅朝政的问题。宦官集团扩张权势，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内廷发展，在宫廷作威作福；二是向外廷发展，在庙堂侵夺文武百官之权；最后从中央延及各地藩镇。本书二、三、四编分别围绕“宦官集团与内廷皇位之争”、“宦官集团与外廷政治”、“宦官集团与地方政局”三个主题展开讨论。
第二编，集中讨论神策军两军中尉确立后，宦官势力如何在内廷操纵皇帝废立的问题。宦官典兵之后，中晚唐政治重心由外朝移至内廷，皇位之争直接关系到各派政治势力的进退沉浮。德宗以神策中尉执掌禁军，虽然保证军权不致旁落异姓，但也导致后世子孙受制宦官的恶果。自宪宗以后，唐朝帝位更迭频繁，掌握的宦官或宦官家族往往历事数帝，亲历多次政变。由此推论，中晚唐宫廷政争彼此并非孤立事件，而应存有某种内在关联性。神策中尉及左右军在历次皇位继承问题中的作用将是我们揭开中晚唐宫廷斗争秘密的重要线索。
第三编，集中讨论两军中尉制度确立后，宦官集团如何向外廷官僚政治集团扩展自己的权势。代表宦官势力操纵朝政的主要是枢密使。牛、李两党激烈党争，但背后都与宦官有所结交。皇帝在内廷受制于宦官，必然在外朝寻求帮助。既然牛、李双方都无意于对抗宦官，那么在牛、李之外，有第三种政治势力存在的政治空间。符合第三政治势力特征的，主要是王叔文集团和李训郑注集团，本书概括为文人近幸集团。如此一来，“永贞新政”、“甘露之变”、“牛李党争”等传统政治史问题，都可置于宦官政治的视野下重新加以考察，极有可能获得一些不同于前人的新认识。
第四编，集中讨论宦官集团与地方政局之间的关系。宦官政治一旦形成，其活动范围不可能仅局限于长安城内。宦官集团在地方政局中的作用是本书的最后一个逻辑层面。宦官对地方政局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各种使职差遣实现的，最重要的就是藩镇普遍常置的监军使。监军使将诸道情报源源不断奏报至朝廷中央，皇帝个人精力有限，需借助一套官僚化的机构统一处置，这个机构就是枢密院。诸镇监军使奉枢密使为长官，监军院相当于枢密院在地方的派出机构。那么，监军使院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对地方政局又有哪些重大影响？这些问题对我们全面理解宦官政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神策军和宦官政治是本书的逻辑主线，几乎所有的政治大事都可借此串联起来，内容非常庞杂。除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外，还需要恰当的研究方法。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以下特点：
（1）坚持传世文献同地下出土碑刻材料相结合。史学的进步总离不开新史料的推动。《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秦晋豫新出土墓志蓃佚》等碑志材料提供了大量不见于史籍的新史料，本书许多重要观点即从墓志中发掘而来。
（2）坚持实证和考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中晚唐时期党争蔓延至官修史书和民间著述，历史记载中“阴挟翰墨”的情况比较普遍。因此，我们在使用中晚唐史料时必须慎加考辨。
（3）充分借鉴政治学、社会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吸收日本学者史论中的若干合理成分。
（4）把握历史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努力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研究不能为迎合某种理论而削足适履，更不能采取贴标签的方式而为之，在探讨社会演进轨迹等问题时更应该如此。
唐代宦官集团是高度官僚化的政治势力，特别是充任各种使职差遣的宦官，识文断字是其必不可少的基本技能，故不乏较高文化素质者。唐末枢密使严遵美家有《北司治乱记》八卷，“备载阉宦忠佞好恶”，五代时期孙光宪在荆南“尝闻此传，偶未得见”[46]，南宋王应麟撰《玉海》时犹引此书[47]，明代《万历野获编》也曾提及，惜乎今已亡逸。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有关唐代宦官的文字材料，除少量碑志外，多数属文人撰写。如所周知，传统士人对中晚唐宦官多有鄙夷，直斥为“宦官之祸”，对宦官事迹的记载和议论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另外，唐末皇室屡遭播迁，史籍飘散，存世者十无一二。受史料所限，同时也受个人学力限制，本书所论宦官政治对僖、昭政局动荡时期的内容涉及较少，而获得的某些认识也带有一定的推论色彩，故不能自信皆属确论。我愿意将此论题作为以后进一步继续探究的方向之一，为中晚唐历史的研究付出自己的努力。
[1] 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田先生所言“门阀政治”，主要指“王与马共天下”这种皇权政治的变态形式。此一变态形式存在且仅存在于东晋一朝，概念上与从经济、社会等领域全面推演而来，具有历史时段划分意义的“门阀政治”并不完全等同。
[2] 冯辉：《论唐代的宦官政治》，《求是学刊》，1987年第4期；王永平：《论枢密使与中晚唐宦官政治》，《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卫建林：《明代宦官政治》，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
[3]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初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新版。
[4] 〔日〕日野开三郎：《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1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京都：三一书房，1980年。
[5] 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
[6] 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唐代的北衙六军述略》，收入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13—142页。
[7] 赵雨乐：《唐代における飞龙厩と飞龙使—特に大明宫の防卫を中心として—》，《史林》第74卷第4号，1991年。
[8] 齐勇锋：《唐后期的北衙六军、飞龙、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河北学刊》，1989年第2期。
[9] 〔日〕三田村泰助：《宦官—侧近政治の构造—》，东京：中央公论社，1963年。
[10] 〔日〕矢野主税：《枢密使设置时期にぃて》，《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科研究报告》第3号，1953年；《唐代监军使制の确立について》，《西日本史学》第14号，1953年；《唐代枢密使制の発展》，《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科研究报告》第4号，1954年；《唐末监军使制について》，《长崎大学学芸学部社会科学论丛》第7号，1957年。
[11] 〔日〕室永芳三：《唐末内侍省における鞫狱の性格と机能について》，《长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论丛》第28号，1979年；《唐代内侍省の宦官组织について―高品层と品官.白身层》，《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の诸问题—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记念—》，福冈：中国书店，1987年；《唐内侍省知内侍省事》（上、中、下），《长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论丛》第38、39、40号，1989—1990年；《唐末内侍省内养小论》，《长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论丛》第43号，1991年。
[12]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唐代的宦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
[13] 马良怀：《士人、皇帝、宦官》，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 王守栋：《唐代宦官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15] 陈仲安：《唐代后期的宦官世家》，《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16] 唐长孺：《唐代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初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6辑，1983年、1984年，后收入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初版，2011年二版。
[17] 杜文玉：《唐代宦官世家考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高力士家族及其源流》，《唐研究》第4卷，1998年；《唐代吴氏宦官家族研究》，《唐史论丛》第20辑，2015年；《唐代宦官刘弘规家族世系考述》，《唐史论丛》第21辑，2015年；《唐代宦官梁守谦家族世系考》，《唐史论丛》第22辑，2016年。
[18] 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其余诸篇，参看本书书末《主要参考文献》，此不赘。
[19] 〔韩〕柳浚炯：《试论唐五代内职诸使的等级化》，《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唐代지방监军변화와의 의—宦官监军과황제권의관계를중심으로—》，《东洋史学研究》（韩国），第123辑，2013年。
[20]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初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新版。
[21] 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初载《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册》，1940年，后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
[22] 黄永年：《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1992年，后收入氏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二册《国史探赜》（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23] 〔日〕矢野主税：《枢密使设置时期にぃて》，《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科研究报告》第3号，1953年；《唐代枢密使制の発展》，《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科研究报告》第4号，1954年。
[24] 贾宪保：《唐代枢密使考略》，《唐史论丛》第2辑，1987年。李鸿宾：《唐代枢密使考略》，《文献》，1991年第9期。戴显群：《唐代的枢密使》，《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5] 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26] 〔日〕渡边孝：《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原载《史镜》第29号；《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5期节译。
[27]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二种）》，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初版；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新版。
[28] 〔日〕砺波护：《中世贵族制の崩坏と辟召制—牛李の党争を手がかりに—》，《东洋史研究》第21卷第3号，1962年。
[29] 周建国：《李德裕与牛李党争考述》，《唐研究》第5卷，1999年。
[30]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二种）》，第304页。
[31] 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
[32] 章士钊：《柳文指要》，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初版；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新版。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18—519页。
[34] 黄永年：《所谓“永贞革新”》，《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35] 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
[36] 田廷柱：《唐文宗谋翦宦官与甘露之变》，《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
[37] 汪篯：《隋唐史杂记》，收于氏著《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0页。
[38] 卢向前：《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39] 〔日〕矢野主税：《唐末监军使制にっぃて》，《长崎大学学芸学部社会科学论丛》第7号，1957年。
[40] 张国刚：《唐代监军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何敦铧：《唐代宦官集团势力及其在藩镇监军的影响》，《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89）》，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
[41] 赵和平：《〈记室备要〉初步研究》，《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2]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影响》，《唐研究》第11卷，2005年。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
[43]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辑。
[44] 〔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卷二六三昭宗天复三年（903）正月甲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716页。
[45] 《通鉴》卷二六三昭宗天复三年正月甲子条，第8718—8719页。
[46] 〔五代〕孙光宪撰，贾二强校注：《北梦琐言》卷一〇“严军容猫犬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25页。
[47] 《玉海》卷一六七“唐宣徽院条”：“严遵美曰：枢密使无厅事，惟三楹舍藏书而已。今堂状帖黄决事，此杨复恭夺宰相权之失。”（〔宋〕王应麟编，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3101页）所引当即《北司治乱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