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人格、成长与治疗

在马斯洛对心理学和更为宽泛的社会科学的众多贡献之中，他特别强调文化影响着人的动机与人格。特别是在他非常熟悉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影响下，马斯洛后来在探讨个体的人格与文化为何总是密切相关时，明确阐述了协同效应和优心态这两个概念。这篇未出版的短文写于1970年6月4日，即马斯洛因心脏病突然去世的前四天。这篇文章体现了他在文化与人格这一跨学科领域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观点。

01 我早期对文化与人格的理解

我对优心态社会的思考越多，就越发感受到1932年前后在威斯康星大学所接触到的社会人类学对我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当时是我第一次阅读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玛格丽特·米德、露丝·本尼迪克特和拉尔夫·林顿等人的著作。这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启迪。我曾在各种心理学讲座上讲过这一新的发现。我觉得心理学当时已经存在严重的优越感。我决定成为一名兼职的人类学家，因为这对于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学家而言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你就只能是一只井底之蛙。我记得自己对很多人讲过这句话。

正是在这段时间，我研究撰写了可能是美国心理学家的第一篇关于人格与文化的文章，这篇文章也成了罗斯·斯塔格纳的《人格心理学》教科书中的一章。在这本教科书出版之前，我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相关素材，给斯塔格勒的教科书撰写的这一章实际上是高度概括与凝练的（Maslow，1937）。

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对于人格与文化的理解也是我在纽约市立大学二年级时思想的延续。因为我当时读了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著作《社会习俗》。我是在一个极度偶然的情况下看到这本书的，当时我选修了莫里斯·拉斐尔·科恩（Morris Raphael Cohen）教授的“文明的哲学”课程。我当时非常崇拜他，很希望能够跟随他做研究。但是去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科恩教授休假了，由斯科特·布坎南（Scott Buchanan）教授代替他上课，而布坎南教授指定的教材就是《社会习俗》。

布坎南当时究竟讲了些什么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可能这本书对我来说太难了，因为当时我并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思维比较混乱（我现在知道是这样），所以我一直没有搞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不管怎样，当时我把这门课程困难的原因归结于自己，最后放弃了这门课程。但我也因此喜欢上了萨姆纳的这本书，这也使得这门课程成了我所学过的最重要的课程之一。

我一点点啃完了《社会习俗》这本书，但不能完全理解。我又回过头一遍一遍地看。后来一天晚上我正一个人在家具厂上班，当时我在这个家具厂兼职做守门人，当再次读到《社会习俗》时，我突然迸发出了强烈的敬畏与赞赏，我体验到了一种浑身发冷、毛骨悚然的“高峰体验”，当时我并不只是感到“快乐”，还有一种很怪异的感觉，一种渺小、无能的感觉。

当时，我立下誓言：像萨姆纳那样去做。虽然500年以前可能已经有人这样说了，但在当时，这样的誓言依然算是一种雄心壮志。我发誓要为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做出像萨姆纳一样的贡献。为什么是这三个领域，我已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想的了。但那天晚上，优越感就像破衣服一样被我抛弃了，我成了一个世界公民。

如果我当时在亚瑟王的宫廷之中，我想我会执剑在祭坛前彻夜守候。这就是那种精神。无论如何，我已经践行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