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朝贡秩序下的“美丽旧世界”
一
1687年，一艘朝鲜船从济州岛前往汉城，不幸因风暴而失事。船上的朝鲜人在海上漂流了几十天，在水尽粮绝近乎绝望之际，终于望见一个岛屿。
这显然是一个异国的岛屿。岛上的人看见失事船，向他们大声呼喊，但是这些声音在朝鲜人听来如同禽鸟鸣叫：“互相叫噪，不得解听，有同禽鸟之声，莫知所以。”[1]
不过朝鲜人并不惊慌，他们拿起纸笔，写下几行汉字，拿给对方看。朝鲜人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识字的人都懂汉语，只要有纸和笔，与任何不同国家的人都可以交流。果然，双方顺利地开始了“笔谈”：
通过“笔谈”，朝鲜人得知，原来这里是几千里之外的安南国会安府。越南[3]人把朝鲜难民接到岸上，加以救助，后来又帮助他们回到了朝鲜。
如同拉丁语曾是欧洲的通用语言一样，在传统时代，汉语就是东亚文化圈的统一书面语言。在朝鲜、越南、日本、琉球，每一个读书人都认识汉字。东亚国家之间的交往，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一般都使用汉语。今天留存下来的朝鲜和日本、越南、琉球等国之间的国书，几乎全部以典雅的汉语写成。
即使是与那些“非儒教”的国家——比如暹罗（泰国）、爪哇、苏木都剌等——交往时，这几个东亚国家也都使用汉语。琉球曾是东南亚海上贸易的一个中心，日本冲绳至今存有一部重要的外交档案，叫《历代宝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1424—1867年，琉球王国与爪哇、旧港、巡达（顺塔）、满剌加（马六甲）、大泥等东南亚国家交往时，使用的都是中文。比如琉球人在1510年前往暹罗贸易时所持的汉字执照：
大意是：琉球国中山王尚真因为进贡等事宜致信贵国。因为我国产物稀少，缺乏给天朝进贡的贡物，所以，特派遣正使勿顿之玖、翻译梁敏等人，驾驶宁字号海船一只，装载瓷器等货物，前往暹罗国，以公平的价格购买苏木、胡椒等货物，以备明年进贡给大明天朝。
这份文件及相关资料告诉我们，琉球以向中国朝贡为理由，积极展开与各国的国际贸易。它会派出船队，将从中国获得的瓷器、漆器、布料、纺织品、文具等货物销往东南亚诸国，从东南亚采购苏木、胡椒、香料、玛瑙、象牙等，再进贡给中国，从二者的价格差中获得巨大的利润。[5]
二
除了共同的语言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还有另一个共同标准，那就是时间。中国、朝鲜、越南、琉球之间的往来公文，所署的都是中国皇帝的年号纪年。朝鲜国王对内发布的文告，上面署的也都是中国的年号纪年，比如“万历某年某月”。
在清代，朝鲜每年都要派“历咨官”在十月一日前抵达北京，以便及时领取下一年的宪书，在新年前赶回朝鲜，不耽误第二年使用：“向来朝鲜国系遣使臣先期赴京，于十月朔日，祇（祗）领宪书。”[6]
琉球由于距离太远，在更换宪书一事上要比朝鲜费事一些。琉球使臣虽然也在十月份就到达中国，但是要到第二年的四月左右才能回到琉球。这样一来，琉球国头四个月就没有新宪书可用。因此中国“特批”琉球可以参照中国历法，先行造出一份日历，在国内暂时使用几个月，等中国颁发的宪书到达后再将其取代。
之所以如此费事，而不能用本国日历径直取代中国日历，是因为颁行宪书，是宗主国中国的特权，别的国家决不可擅自行事。这叫作“奉中国之正朔”。“正”是指正月，“朔”是指每个月的初一。孔颖达说：正谓年始，朔谓月初。在传统中国的观念中，时间标准要由天子来确定，使用谁的纪年，就意味着服从谁的统治。因此中原王朝改朝换代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正朔”，更换新的历法。在同一个王朝内，每更换一个皇帝，也要换一个新的年号。这些都要及时传达到天下各国，以便共同遵守和使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带着几百部《大统历》，向每个国家颁发。“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俾天子生灵，旁达于无外”[7]。
因此琉球在自己所造的日历封面上，专门印着一段话：“琉球国司宪书官，谨奉教令印造选日通书，权行国中，以俟天朝颁赐宪书。”[8]此举虽然费事，却是“共得凛遵一王之正朔，是千亿万年尊王向化之义也”[9]。也就是尊中国为正统的重要标志。
越南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即因为距离较远，每年十月初一领取日历，返国时已经过了新年。所以乾隆皇帝专门安排礼部每年将二十本宪书发往广西，越南人到镇南关领取即可，“无庸该国遣使赴京，以示体恤”[10]。
因此，东亚各国虽然相隔千里万里，却可以在同一个时间欢庆新年，过端午和中秋，各国统治者按照同一份日历来举行籍田礼，各国农民也依照同一套节气来决定各自的耕种与收获日期。
三
除了共同的语言标准、时间标准，东亚及部分东南亚世界还拥有共同的政治标准。
在这个世界里，有一位地位至高无上的“共主”，那就是中国的皇帝。他至少在名义上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是“君”。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在他面前是“臣”，最高只能称王。而且只有经过中国皇帝的册封手续，他们才能正式登上王位。只有中国皇帝可以自称“朕”，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只能自称“予”或“寡躬”。中国皇帝可以被称为“陛下”“万岁”，其他国家的国王只能被尊为“殿下”“千岁”。只有中国的首都可以称“京师”，属国的首都只能称“王城”。中国的中央可以设六部，其他国家则不能设部，只能设曹。比如朝鲜只能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曹。
中国皇帝发给各国国王的公文，是以上对下的“谕旨”，各国国王呈给中国皇帝的公文，则是以下对上的“表文”。至于各国之间的公文往来，则采用“咨文”这一平行体裁。也就是说，除了中国这个高高在上的天朝之外，其他国家的地位是平等的。
但是平等之中又有细微的差别。中国的王爵分为亲王、郡王两级。按规定，藩属国王的地位低于中国的亲王，相当于郡王爵位。但是为了笼络朝鲜、琉球与安南等几个特别恭顺的朝贡国，中国会在某些方面给予特殊待遇。比如明朝赐给朝鲜国王李芳远的金印，是按“三寸五分”的尺寸规格铸造的，这个规格小于中国亲王的三寸六分，大于郡王的三寸四分，以示其地位介于中国亲王和郡王之间，用以“荣宠之”。有时候，藩属国王犯了错误，级别也会降低。比如嘉靖二十年（1541），明朝曾削去“安南国王”的王号，降其为从二品的“安南都统使”。[11]
四
两千多年来，东亚文化圈之所以能如此整齐划一、井井有条，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一套独特的礼仪制度，叫作“朝贡”。
各藩属国每年或每隔几年，要派出使臣，带着大批精美的礼品来到中国首都，向中国皇帝行五拜三叩或者三跪九叩大礼，并献上表示祝贺和臣服之意的表文。中国皇帝则赐给他们的国王和大臣们价值不菲的冠服、瓷器、丝绸和书籍，告诫他们要恪守藩国本分，替他管理好世界的各个角落，让天下共享升平之福。
通过这套朝贡体系，各国与中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交往，中国式的政治体系和文化观念被慢慢传播，这个原本风俗、语言各异的世界，在千余年间被逐渐编织成了拥有统一文字、统一价值观的“文明”世界。
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冲突不断、战乱不休的时候，朝贡秩序下的世界却相对和平安定。高程认为，古代东亚地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处于有序状态，不像同时期的欧洲那样频繁地爆发战争和冲突。他把这种状态称为“中华帝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12]
不过，对于这个“美丽旧世界”，很多读者的了解往往停留在表面，或者说，解读的角度是单向且单一的。和大部分事情一样，朝贡世界的“表”和“里”，“名”与“实”，是有很大差别的。杨联陞说：“中国的世界秩序常被描述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然而，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即可发现这个多面向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由许多真假程度不同，有时甚至子虚乌有的‘事实’构建的一个神话。”[13]
如同旧式大宅门里经常上演着不为外人所知的明争暗斗一样，朝贡秩序下的“美丽旧世界”的风平浪静的表象下其实也经常波涛汹涌，一元化的体系之中实际上又并存着多个中心，恭顺与臣服的背后，经常隐藏着野心和计算。如果我们沿着朝贡这条线深入历史，就会发现，真相远比我们印象中的要复杂得多。因此，了解朝贡制度的“表”和“里”，“名”与“实”，是我们认识中国史和东亚史的一个关键。
[1]《金大璜漂海日录》，转引自陆小燕《17世纪朝鲜人赵完璧和金大璜的安南之旅》，《海交史研究》2021年第4期。
[2]同上。
[3]为了简便，本书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越南统以“越南”指代。
[4]冲绳县历代宝案编集委员会：《历代宝案》校订本，第2册，卷42，冲绳县立图书馆史料编集室，1992，第594页。转引自吴浩宇《琉球〈历代宝案〉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2016，第30页。
[5]除了暹罗之外，琉球前往旧港、满剌加、安南、巡达、大泥等国家所持执照，也都与此类似，文件开头都会说明，因为“本国产物稀少，缺乏贡物，深为未便”，所以才要展开贸易。打着这样“高大上”的旗号，是为了方便贸易进行。
[6]《高宗实录》卷一三四四，收入《清实录》第二十五册，中华书局，1986，影印本，第1219页。领取宪书，有专门的礼仪。史料记载：“礼部预取钦天监时宪书，函封钤印讫，颂朔。翼日设案于仪制司堂上正中，会同四译馆大使，引朝鲜国陪臣服本国公服入仪制司。郎中公服就案坐，吏奉时宪书置于案，赞礼者一人立于案右，赞进，大使引陪臣诣案前。赞跪，陪臣跪。赞受朔，吏奉时宪书授陪臣。陪臣恭受，兴，退。乃归报朝鲜国王。王朝服祗受如礼，遂颁布于其国人。”（《钦定四库全书荟要·钦定大清通礼》，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第344页）
[7]南京图书馆藏清佚名《明史稿》“郑和传”，转引自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第132页。
[8]周煌：《琉球国志略》，陈占彪校，商务印书馆，2020，第120页。
[9]同上。
[10]《高宗实录》卷一三四四，收入《清实录》第二十五册，第1219页。1833年，由于交通延误，礼部印刷的宪书没有及时送到广西，广西巡抚于是与越南商量，是否可以将广西本地刊刻的“地方版”宪书颁发给越南，等“中央版”到了再换，结果遭到了越南的拒绝。（参见何新华：《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第15页）
[11]黎朝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复辟，冯克宽来北京为黎氏重新求取安南国王封号。朝鲜国王使者和安南都统使使者的政治身份是难以等同的。因此李晬光在诗词酬唱、答问中处处流露出对安南的轻视以及文化上的不认可。（参见陆小燕、叶少飞：《万历二十五年朝鲜安南使臣诗文问答析论》，《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14年第1期）
[12]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以东亚秩序的演化路径为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
[13]Line-sheng Yang，“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in 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p.20，转引自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