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左翼文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活动本就极为困难，加之“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这种“主观主义”的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遭受严重损失，变得更加困难。从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接连遭到三次大的破坏。到1932年1月，全国赤色工会的会员，只剩下三千人。临时中央难以再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上海中央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间又接连遭到六次大破坏，于1935年7月停止活动。到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被破坏殆尽。

然而，即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和党外进步人士仍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坚持斗争，通过文化战线上的运动扩大党的影响，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左翼文化团体在国民党统治区相继成立，包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组织。这些团体在党的指导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革命文艺创作，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图2-6）。

图 2-6 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方面，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全译本，如《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这些著作的传播加深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认同。在国民党反动独裁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还坚持利用合法阵地开展工作。1929年春天，共产党员陈翰笙被时任中央研究院 院长的蔡元培聘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实际工作由陈翰笙主持）。在六年时间内，陈翰笙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1933年，陈翰笙和薛暮桥等人组织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公开发行的《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到了配合作用。

左翼文化工作者还密切联系了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如宋庆龄、鲁迅等人，并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鲁迅以大量战斗性极强的杂文批判了地主买办集团的媚外独裁、不抵抗主义和文化“围剿”，揭示了社会的丑恶和民众的痛苦。鲁迅的作品对培养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起到了重要作用。

左翼文化工作者还积极与中间派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斗争。一些左翼作家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如茅盾的小说《子夜》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田汉等拍摄的进步影片在国民党统治区获得了广泛的观众支持。左翼文化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甚至连国民党的舆论也感叹其影响力之大。在这一时期，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问世并迅速传播，成为动员人民奋起抗日的最强音。这首歌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激情，表达了全国人民保卫祖国的决心，体现了全民族的英雄气概，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不朽作品。

虽然当时的“左联”和“社联”等组织的左翼作家、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他文化工作者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也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总的说来，以这些组织为核心的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作出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它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使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在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骨干力量。

百年党史关键词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团体。1928至1929年间的革命文学论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高了革命作家的思想理论水平。通过论争，各方的观点逐渐接近，提倡和发展“普罗”（“普罗”即proletariat的音译“普罗利塔利亚”的简称，意为“无产阶级”）文学成为他们的共同要求。资产阶级文艺家对于革命文学的攻击，从另一个方面促使革命作家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力地进行文艺思想斗争；苏联的“拉普”（全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共产国际的“革命文学国际局”和日本的“纳普”（全称“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先后成立，也对中国革命作家的联合起了推动作用。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及其由于论争而暴露出来的弱点，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帮助革命作家成立联合的团体。

“左联”成立之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当时的形势迫切要求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努力下，“左联”于1930年的3月2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了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1936年春，根据形势的需要，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6年，但是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成为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 。

（徐迺翔，张占国：《新编中国民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95，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