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失出法严？
七十一岁的王士禛在经历了入京后四十三年鸿翔鸾起的坦途后，迎来了他人生最大的一次低谷。京城中萧瑟秋风今又起，只是换了不同的心境。一片黄叶吹进房中，似一只眼睛怔怔地看着这位老人。此时，两行清泪已流过诗人的脸颊。他遍索自己的大脑，然后一遍遍翻阅和放大王五案的每个细节。他想弄明白，自己的失误究竟在哪里。
往事像风中的黄叶，撒满他的心头。他不得不一片又一片捡起，检索着往事，检索着岁月。
这又是一个甲申年，想到上一个甲申的改朝换代，他那时只有十一岁。明朝的崇祯皇帝自缢，王士禛的伯父王与胤携夫人于氏、儿子王士和自尽殉明，王士禛随祖父、父亲避祸山中。风乍起，满山的黄叶呜咽，而那呜咽声中却分明还有坚强的希望，而这次在经历了鹤唳华亭之后，那泪水也分明充满了沮丧和痛苦。
而此时，更加懊恼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康熙。除了懊恼，康熙还多了一分愤怒。
康熙八岁（1662）登基，八年后，十六岁的康熙扳倒鳌拜亲政。再过八年（1678），康熙二十四岁的时候，吴三桂病死，三藩之乱基本平定。康熙三十二岁（1686）时，清政府收复台湾，设立了台湾府。康熙的经历，恰恰印证了《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中的一段话：“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每一个八年，好男儿康熙总有一个可大书特书、功德圆满的事情发生，这也真是应了天意。
康熙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文韬武略，他一生马上征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一生对汉文化充满迷恋，对诗词歌赋钟情有加。康熙一生作了一千一百四十七首诗词，可谓高产作家，而对诗词的热爱使他迫切需要有个亦师亦友的人常伴左右。于是，在他二十二岁（康熙十五年）的时候，年轻的皇帝也许遇到了写诗中的难题，也许是想重造国朝的文鼎，就问：“各衙门中，谁的诗文最好？”这时，首相李高阳（李霨）推举了户部郎中王士禛。到了第二年，康熙在经筵讲学之后，又用同样的问题问了大学士张英，张英毫不犹豫地说，是王士禛。康熙这时心里有数了，但他并不急于要见王士禛，因为，那时他还没有闲工夫去吟诗作赋。直到了第三年（1678），也许是三藩既平，康熙也终于有了闲暇，想再次攻读诗词了，便又想起了王士禛。于是，懋勤殿召见，并出题面试，之后特旨传谕：“王士禛诗文兼优，着以翰林用。”授翰林院侍讲（后改侍读）。部曹小吏改为翰林词臣，大清建国以来，还是首例。
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情。你想，郎中和侍读，官品一样（从五品），但地位却不一样，原来可能终生见不到皇帝，现在每天陪在皇帝左右，成了皇帝的近臣，每天值班南书房，这不是“异宠”是什么！
然而，对王士禛将“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作为诗论，康熙是接受的，但将此作为处世之法，康熙却不敢苟同。大力整饬吏治、奖廉惩贪，赏罚严明甚至崇尚用重典的康熙皇帝，在面对王士禛“失出法严”的执法理念时，不能不头痛。
如果把法律比作一个密密实实的大网，那么，一支箭从法网中穿过，就是找到了法律的漏洞，而“失出法严”的意思，无非就是钻法律的漏洞。
对于王士禛的“失出”，康熙其实是有感觉的。就在王五案的前不久，刑部呈上一个案子：江苏镇江的陈蒂生、陈潮父子二人，将邻居陈大胜打死，起因就是陈大胜屡盗陈蒂生家的牲畜。陈蒂生在忍无可忍之际，与儿子陈潮将陈大胜逮个现行，父子俩怒不可遏，竟下了死手，陈大胜一命呜呼。王士禛初审此案，便同意了江苏督抚的初拟结果：以陈蒂生年老为由，认定陈潮是凶手，判陈潮在狱中等候执行绞刑。然后又援引“存留养亲”的律条将其免死。所谓“存留养亲”，就是当子孙犯了死罪，如果父母、祖父母仍在世并无人抚养时，便可免除死罪以便安养父母。
存留养亲制度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一种刑罚制度，从北魏入律至清末修律，一直作为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常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存在于律条中，它存在的思想基础就是孝道。倒是现代，这个有积极作用的条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下被废除了。
王士禛判决陈蒂生父子这个案子时，他的考量也许是想保全两条性命，先保了年老的“老子”，后又以“存留养亲”为由保住儿子的性命，可谓一举两得。
但皇帝也有皇帝的考量！
因为是命案，必须报皇帝，康熙眼里不揉沙子，一见此案，顿生疑心：存养律条规定，被存养的人首先不应是案犯，而此案中，陈蒂生不是主犯也应是教唆。于是发回刑部重审，审定结果：陈蒂生罚杖一百，念其年老，以罚金代刑；儿子陈潮则以杀人罪绞监候，不得减刑或免死。
看来康熙看得更清楚：一、陈蒂生有生活能力；二、他还是主谋杀人者。至于陈潮的孝道当是其次的，如果留下他去孝敬一个杀人犯，可能于法于情都不能讲通。
康熙认为，王士禛是错引了律条，甚至是钻了法律的漏洞。在人命的问题上，王士禛屡屡轻判，这与其说是尊重生命，不如说是赏罚不明。康熙觉得，王士禛不是政治家。政治，必须下狠手，否则，温柔敦厚所带来的必将是政治上的一团混沌。
王士禛，这位词臣出身的官员，在诗歌和人品上，也许甚得康熙赞赏，但是，作为一个执法的大司寇，康熙还真的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