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杂文十家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怪也不怪
——品刘征同志的《怪味集》

段柄仁

召开刘征同志杂文研讨会很有必要,在他九十华诞,对他的作品开会研讨,就更有意义了。人活到九十岁很不容易,本身就应庆贺。如果有生之年能有一句“对推动社会进步尽力了”的结语,就应给以尊敬。如果做出的贡献又被人们广泛称颂,那就更为可贵,更值得赞誉。

刘征同志就是值得我们尊敬和赞誉的人,对我来说,他早已是心仪很久的“大家”。我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大学读书时,就经常读到他发表在报刊上的诗作,不久又知道他曾是北京中教界声望很高的语文教师,我们上中学时的语文课本的创编,就有他的心血,他参与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中学语文教材。作为诗人,他最大的贡献是对寓言诗的开拓。他的《海燕戒》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部寓言诗集,且至今无人超越。“文革”后,沉默多年的诗人,突然激活起来,不仅有诗歌、散曲、评论常见于报纸杂志,而且一篇又一篇的杂文出手,其思想的深邃明晰,写法的独特新颖,常常让人眼睛一亮,心头颤动。很快在各类杂文获奖名单中不断出现刘征的名字,且数次立于鳌头。诗坛的战将又一跃而成为杂文界的耀眼明星。

最近他的老伴阿玲女士又从他等身的著作中,选取部分带刺的寓言诗、散曲(作者称“杜撰曲”)和杂文,编成上下两卷,称《怪味集》,奉献于社会,让人们再一次品尝、领教、享用。这部文集,为什么冠之以“怪味”,编者说“怪在动植物人格化,怪在时空交错,怪在不按常规出牌,怪在想入非非、匪夷所思。把读者引入迷幻世界,猜不透他的结论,到最后才恍然大悟”。这段话论述精当,切中肯綮。我想在此基础上,发挥一下,从胆识、味道、成色三方面,作点品评,发点探索性议论,目的有二:一是抒发心意,二是抛砖引玉。

品胆识。首先是识。这部文集思想敏锐,见识超群,许多社会问题,常常是在其萌芽阶段,便被作者一眼识透,给以揭示、预警。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些当政者对武装革命转向和平执政的新形势思想准备不足,不认识、不适应,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弊病逐渐滋长蔓延。一些干部,包括部分“官二代”,陶醉于功劳荣誉,“越是无知,越自命不凡”等问题,被作者敏锐地捕捉,并加以揭示,针刺,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早期写的寓言诗《木偶探海记》《自命不凡的跳蚤》《海燕戒》等篇章中多是针对这类问题而发的。六十年代,社会腐败现象开始露头,作者写了“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山泉戒》),“脱离了太阳,天鸡的歌喉再嘹亮也得不到四方呼应”(《天鸡戒》)等名篇名言。“文革”结束后,作者的笔锋暴发式地转向揭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罪行,杂文名篇《“帮”式上纲法》《雕蛇篇》《“牛鬼蛇神”粗考》《四霸闹学》等,就是这个时期写就的。进入八九十年代,为改革开放扫清道路和反腐倡廉,成了他作品的两大主题。1981年写的《金燕子》,点明了“没有任何竞争,生活就会停滞”的道理;1982年写的《南郭新传》,讲的是必须打破“铁饭碗”;1984年的《移山逸事》,是谈改革必须勇于冲破保守思想;1989年写的《一篓螃蟹》和《刺猬咏叹调》,倡导打破旧体制的束缚。反腐败的文章就更多、更广、更深刻了。从为谋私利而走后门、拉关系、请客送礼到大权在握而横行霸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再到弄虚作假,骗上瞒下,行贿受贿,买官卖官以至官职授受市场化,牢狱变成罪犯的豪华宾馆,等等,给以辛辣的揭露鞭挞,成为杂文文坛上的亮点。这些认识多是先见、远见、真知灼见,富有时代精神,代表人民心声。但是面对日益兴盛的贪腐现象,光有认识,有先见之明,有准确判断,虽然难能可贵,如果不敢发声,不去展示,即便见识超人,也只能窝在心中,对社会毫无用处。还需有胆量,有敢于揭示黑暗,针砭时弊,伸张正义、正气的胆略、勇气。在这方面刘征同志不仅以其诗、曲、文直面风险,而且公开申言要和假丑恶斗争到底,为此专门写了《笔的碑文》。抄录一段如下:“眼前浮现,幢幢鬼魅,一鞭打去,丑类顿缩,小如蚂蚁;纷纷逃散,散而复聚。聚而再打,打之不已。仰天大笑,颤动天地,眉飞色舞,此乐无比。为的是天晴地朗无风雨,为的是熙熙百姓无忧愁。咱一双八角眼,洞彻鬼画皮,猴儿戏。”“你就是不老的青山拔地起,你就是不折的长剑倚天立,你就是锋锋棱棱的笔之碑。”“戒烟戒酒戒甘肥,但愿与你长相依。”真是志坚如钢,豪气冲天。

品味道。编著者为这部文集冠名《怪味集》。何为“怪”?就是不同于常规、同类之异象。也就是鲜明的个性,独有的特点,让人眼亮的创新。对文艺作品来说,个性鲜明,写常人之未写,突破人们的想象,是作家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衡量作品价值的一个标准。《怪味集》的创新之处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辣味。无论寓言诗或散曲,都是带刺的玫瑰,杂文更是辣味十足。但这个辣,不是单纯刺激人喉咙的辣,而是麻辣烫的辣,是以辣为主,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辣。特别是反贪腐的文章,在火辣尖锐的抨击中,有的让你酸楚,有的使你苦涩,有的则在酸苦中让你看到了希望,略带甜丝丝的味道,有的在酸甜苦辣中加点盐,使味道更浓烈、更诱人。比如杂文《绞杀现象》,以大自然中某寄生物菟丝子绞杀繁盛的参天大树作比,揭示了人类生活中,应时刻警惕身边有害物,不可麻木不仁,更不能姑息养奸。作品中有亲身经历和丰富的学识的展示,也有苦涩心境的流露,但结尾则以世上还有反绞杀的树而兴奋,不由自主地高呼“你好啊,反绞杀的树”。一篇作品,五味杂陈,令人感叹,发人深思。二是诗味。刘征同志的杂文有浓烈的诗味,作者称之为诗话体杂文,也有人叫它有韵杂文。这对杂文来说,应是一个升华性的创新。在这部文集中,寓言诗作为诗中一品,诗味是其本性。杂曲,也是由诗词歌赋杂陈脱胎而来,诗味之浓,顺理成章,但杂文出现浓烈的诗味,则创出了杂文的新手段,拓展了杂文的新境界,提高了杂文的吸引力。但这必须有诗人的气质、诗人的情怀、诗人的功力。诗需要展开想象的翅膀,海阔天空,任意翱翔,把它融入以直面现实为特点,以真实的社会现象为内容的杂文中,必然会增强杂文的想象力、空灵感、艺术感染力。诗句有规范,有韵律,有节奏感,把它融入自由运用语言和散状结构为主的杂文中,使深沉辛辣的杂文融进诗味,是杂文创作的新路,杂文美感的升华。从这部文集中,我们可抽出任何一篇杂文诵读一下,就会深深感到其想象力的丰富,形象的鲜明生动,语言的凝练活泼,幽默风趣。这一点在我国杂文创作上很少有人企及。

品成色。成色就是档次、层次、品位,是相比较而言的。讲成色有两个客观标准:一个是思想的穿透力,一个是艺术的感染力。《怪味集》在思想内容上是和时代发展同步行进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有真理的穿透性。翻开文集,不少文章是几十年前面世的,但今天看来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褪色以至消亡,相反,好像刚刚出手,仍然十分鲜活。文中的论述,经过时间的沉淀,实践的一再确认,其光彩更加耀眼,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983年写的《某仙诉苦》,矛头直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现象。2001年写的《杏花村的愤怒》,一针见血地指出“话说这腐败啊,根儿深,萝儿绕,皮儿厚,性儿狡。闹大了,不得了,凄惨惨众芳凋零,呼啦啦大厦塌倒”,“根除它,靠严明的律条,靠铁面无私,靠锋利的锄刀”。2013年《贪官憾》写的是已入“大墙”的贪官仍然留恋有权时的享乐和任性,与现在贪官们的“检讨书”相对照,更可发人深思。《怪味集》在艺术感染力上,更为人们所称道、所钦佩。不仅想象力丰富多彩,而且形式花样繁多,读之令人不忍释手。作者说他的作品是“游戏的笔墨”表现“严肃的主题”。游戏的笔墨,就是把奇思妙想融于笔端,有虚有实,有人有戏,兴之所至,笔亦随之;就是有故事,有意象,有情感,神魔鬼怪拟人化,动物植物人格化,古今中外串通化。最突出最引人的是把一些相互矛盾的关系做了巧妙处理。比如,虽然是异想天开,却使之脚踏实地,最终落脚于现实,产生很强的现实感;让人匪夷所思地出其不意,却能纳入必然之中,产生严密的逻辑性、说服力;澎湃的激情,不断冲击人心,但被清醒和冷静制约,使诗文有很高的准确度和分寸感;把不断探索的敏锐目光,纳入缜密的思维之中,避免了眼花缭乱的偏颇和不确定性,使创新的见解和手法产生稳定感。总之,作者把形象思维深度融入杂文之中,把杂文推向质文并茂的较高的档次,弥补了当代杂文缺乏艺术性的不足,有益于阻止杂文时评化的滑坡。应当说,刘征同志的杂文在我国当代杂文中,成色是一流的,是值得让人去追赶的,其中不少精品也必将流传后世。

刘征同志为什么会不断产出如此高水平的杂文?首先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杂文,在深刻变革中奋勇前进的人们,不仅需要筑路者,也需要清道夫。时代的需求在呼唤杂文,并为杂文的发展不断克服障碍,创造条件。这是杂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但同一时代,刘征同志能站在杂文队伍前列,成为冲锋陷阵、成绩卓著的排头兵,则主要取决于他自身的苦学修炼。有三条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是立足点和着眼点。他一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属于知识精英层,但他的立足点始终在人民大众之中,无论遇到多大挫折和诱惑,从未产生动摇。他的心一直与广大群众合拍跳动。作为高层次文化人,他虽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着眼点总是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血管流出的总是血,他写出的文章也必然会为人民代言,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二是他有深厚文化底蕴。翻开他的著作,其知识的广泛和丰富令人仰慕,古今中外的文化精髓,他可随手拈来,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故事,他常作为文章的引发点,比拟的参照系,艺术美的原材料,使其下笔如有神,品位格外高。三是他的创新精神。他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总是突破束缚,开辟新的天地,以诗的形式写寓言,使他创造了诗中之另类“寓言诗”。他把诗、词、歌、赋、曲等多种文体杂交而纳入杂文创作中,产生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杂交体——诗性杂文。这类作品怪吗?也怪也不怪,怪也不怪。因为突破是创新的先导,创新是发展的常态。

以此文祝贺杂文界的战士、榜样——刘征先生九十华诞,祝他健康长寿。

(原载《北京杂文》2017年第1期,第29~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