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将管理学“置于括号内”

野中郁次郎×山口一郎

世界各地管理学者的访问

山口

说起野中先生，他是当今世界上众多享有国际盛誉的管理学者之一。

他与竹内弘高（哈佛商学院教授）合著的《创造知识的企业》一书，得到了英国《经济学人》等杂志的高度赞赏。书中提到的关于着眼于个人隐性知识的SECI模型理论，作为由日本首发的世界级管理理论，被广泛地传播。2008年，野中先生作为唯一的日本人，被评选为《华尔街日报》“最具影响力的20位商业思想家”之一。

当然，我其实早就久仰大名。但是当野中先生突然来拜访我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笑）。这大概是20年前的事情了。

野中

我第一次见到山口先生是在1997年。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一开始他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搞得我一点头绪都没有（笑）。

山口

在1985年，我出版了一本翻译自德语博士论文的书——《他者经验的现象学》。我记得当时野中先生在读了那本书以后，由于想要了解有关胡塞尔哲学的事情，特别是被认为很难理解的“主体间性”的概念，所以特意来找我。

野中

当时，我在完成《创造知识的企业》这本书以后，虽然开始着手准备撰写一本以“变化的状态”作为关键词的书——《管理流程》，但是，我当时对出生于英国的数学家兼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1861—1947）的“历程哲学”非常感兴趣。

在怀特海生活的时代，社会和科学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怀特海讨论的是“有机体”的概念。简单来说，他提出了“分科的学问”（科学）如何与作为“有机体”的社会整体之间相互关联的观点。这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而我所提倡的知识创造理论，是对传统的将组织视为“信息处理装置”的管理学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在这个理论中，我认为组织是一个“创造知识的生态系统”。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我们将尚未被语言化的技能、时机、窍门等隐性知识进行“社会化”，并在组织内部进行共享（即“外化”）。然后，将共享的知识与其他形式的知识相连接，进行系统化（即“组合化”），并通过实践系统化的知识，再次在个体内积累隐性知识，如技能、时机、窍门等（即“内化”）。在这个循环的生态系统中，组织在不断创造知识，它的本质并不是“静态”的，而是极其“动态”的。

然而，世间百态，千变万化。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我陷入了对“如何探寻取得普遍的真理”这件事的困惑之中。所幸，那时我拜读了山口先生的著作。阅读完毕后，我虽然从中获得了一些感悟，但也意识到书中有些内容我尚未完全理解。因此，我决定拜访山口先生，向他请教，并迅速采取了行动。

SECI与PDCA

山口

SECI模型虽然与所谓的PDCA循环（Plan，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Action，处理）相似，但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型。PDCA循环，首先是以“计划为先导”的追求效率的模型。即无论循环多少次，都不会超出最初计划的内容。相比之下，SECI模型是以“体验为先导”的。它是一种能够从隐性知识中创造具有附加价值知识的模型，并通过这个螺旋产生新的创新。

野中

特别是在经济泡沫破裂以后，日本企业越来越有意识地将科学的视角引入管理之中。像“战略”“选择与专注”这样的词语的流行，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用科学的价值观来思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将会成为说服他人的有力的客观依据。

然而，结果是，分析主义的管理手法使得日本企业日渐虚弱。这一点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尤其是在经历过以结果为导向的方法繁荣和崩溃、瓦解的今天。过度地适应欧美流行的方法，比如过度分析（over-analysis）、过度计划（over planning）、过度遵从（over-compliance）等，明显地剥夺了日本企业的活力。许多人对此的实际感受，都是可以证明的吧！

山口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将科学的界限进行理论性的展示，是相对容易的。那么，就让我们以“空间”和“时间”为例，思考一下吧！

有一位名叫马丁·布伯（1878—1965）的哲学家。他在14岁的时候，就被一些问题深深困扰：“空间是否有界限，或者说空间是无限的吗？时间是否有开始和结束，或者说是没有的吗？”

对此，从人肉眼可视的范围出发，空间确实是有限的。但是，根据宇宙物理学可以得知，当前的宇宙仍在膨胀，并且在不断地无限向外扩张。我们通过逆推宇宙膨胀的速度，推导出了宇宙起源理论。即在大约138亿年前，发生了一次名为“大爆炸”的巨大能量释放。从那时起，宇宙本身就此存在。与此同时，还产生了空间和时间。

像这样的宇宙物理学的观点，解答了一部分困扰布伯的问题（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起源问题）。然而，在这一点上，一个新的疑问又浮现了：在大爆炸发生前的1亿年（即139亿年前），是否仍然存在着时间呢？

因此，一旦我们划定了空间和时间的边界，就会引发“那之后呢？那之前呢”这样的疑问。而这些问题将永无止境地困扰我们，没有终结。由于这些疑问的困扰，布伯陷入了神经症而无法再去学校。就在这个时候，他读到了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所写的《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它其实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导论。

导论的内容可以简要地概述为：“空间和时间对我们来说，就如同与生俱来的‘眼镜’，我们只能通过它来感知世界。这里所谓的‘眼镜’，是我们以五种感官感知世界时的一个‘感性的形式’。”而“感性的形式”，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现实存在。因此，即便问及世界本身的“空间”和“时间”的界限，也会“由于得不到答案，而没有必要提出疑问”。所以，布伯最终从这些问题的束缚和压抑中得到了解放。

这里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被称为“客观”的自然科学，也被认为主观上“不探讨意义和价值问题”。而人类除去对“生的意义和价值”的探求，剩下的就只有不再过问“科学是为了什么”、丧失生存方向的虚无主义了。这正是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所关注的“问题意识”。

野中

与过去相比，“how to”这样的提供实用指导和指南的方法，现如今已经不再适用，未来的商业人士应该学习人文知识（Liberal Arts）。这是因为在无法预测的VUCA（Volatility，变动性、不稳定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暧昧性、模糊性）的世界中，传统知识中所包含的“how to”的局限性已经显露了。

然而，无论是被称为人文知识的哲学还是历史，如果学习它们仅仅只是作为一种目的，那么最终它们只会变成一种方法论的教养，而不可能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血肉。

近年来，设计思维成为一种流行的理念。它强调通过设计师创造性思维的视角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依靠逻辑思维。然而，最终它是否可能会被归类到“how to”这样一种操作指南模式中呢？我们尚未可知。事实上，我们确实需要深入思考“教养究竟是什么”“人类拥有智慧，意味着什么”等本质性的问题。然而，在当今的管理学中，这种问题意识似乎被忽视了。

胡塞尔追求哲学的原因

山口

将一切都归类到“how to”这样一种操作指南模式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仅是管理学，哲学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正视并且诚恳地面对这样的状态，如同我之前所提到的，正是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所关注的问题意识。

事实上，众所周知，在投身于哲学研究以前，胡塞尔是一位数学研究者。在德国的时候，他进行了足以成为数学教授水平的研究。不仅是他的博士论文，他的教授资格论文也都是以数学为主题撰写的。

那么，这样一个数学专家为何突然转向哲学研究呢？在探究数学基础理论时，胡塞尔试图理解“‘计数’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数学这一学科是如何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中诞生的”。他不仅将现象学看作“数学的现象学”，还将其视为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胡塞尔在193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著作。这本著作通常被简称为《危机书》（Krisis）。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了以下问题：

“尽管西方文明深受犹太教、基督教的希伯来文化和希腊的古典文化这两大深厚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那时，欧洲各国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而相互敌对残杀。虽然当时的学术是有所发展的，但是政治、经济层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片地狱般的景象。那些原本被认为具有智慧的人类，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境地？”

胡塞尔找到的答案是这样的：在我们生活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中，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知识的盲目信仰，误以为一切都可以通过数学公式来解决。原本应该通过理性为人类展示未来的学问，已经陷入了变成仅仅是事实性学问的“危机”。这种“对自我智慧的盲目自信”的起源，在于人类通过自己的智慧，将世界分割为主观和客观两个部分，并认为或许可以从主观的角度来解释客观，或者认为，或许可以从客观的角度来解释主观。但是人类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二者选其一的形式，是一种对自身能力的贬低，由此导致了问题的产生。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二元对立的问题，现象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应运而生。因此，胡塞尔彻底审视了“以数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究竟立足于何种学问理论之上”。在此过程中，他也通过《危机书》揭示了“生活世界的数学化”的问题。

野中

确实，这与管理学所经历的道路是一致的。退一步想就能明白，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理论如何精练，最终，进行管理的还是“人类”。

然而，现代的管理学似乎忘记了“人”的存在。尽管管理学的实质是“如果不实践就毫无意义”，但负责这些实践的，除了人，还能是谁呢？

管理学，与其说它是科学，不如说实际上更像是“人文与科学”的结合吧？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拥有身体的人类，始终生活在人文的世界中。当然，正如之前所说的，“通过数字化可以清晰地展示事物表面现象”的理论也并没有错。

然而，其中并没有出现现象学所谈论的“意义赋予”和“价值赋予”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理解数字背后的真正含义，那么不进行实践也就不足为奇了，不是吗？

“意义赋予”和“价值赋予”的概念

山口

“意义赋予”和“价值赋予”所指向的“意向性”的概念，是现象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一。本书接下来的第1部分将对这两个“赋予”概念的重要性进行解说。在这里就先简要地概括一下重点吧！

假设我们乘坐的电车，突然急刹车。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会站立不稳，会摇摇晃晃地移动脚。这时，我们就会意识到移动前的脚部位置（动作的起始位置）与移动后的位置（动作的结束位置）之间存在着距离。也就是说，空间扩展了。

与此同时，当我们意识到脚部移动时，如果我们不小心地“踩到他人脚”，大多数人会向被踩到的人说声“对不起”。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给别人造成了不便这件事情，进行了“价值评估”。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脚步移动”并不是出于有意识的选择时，我们身体对周围空间的“意义”感知和对“无意中踩到他人脚”这一不良事件的“价值”评估结合起来，使得我们会向受影响的人道歉。我们通常将其称为“意义赋予”和“价值赋予”，这体现了所谓的“意向性”。换言之，在我们完全意识到某事（例如，在脚步移动结束后意识到移动的脚步）之前，我们其实已经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中。简言之，这便是现象学中的“意向性”概念。

野中

说起管理学，虽然近年来的战略理论主要集中于客观和分析的层面，但若希望超出分析层面，追求“意义赋予”和“价值赋予”所构建的人文世界的丰富性的话，不仅需要依赖科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激发组织内部每位成员的共情能力，释放他们的潜在能力。

山口

正如您所说，虽然数学构成了科学方法论的基石，并存在像“真理的世界”那样的客观体系，但是，即使是数学的天才，他们也不是完全与主观的意义和价值无关的个体，仍然有自己的主观情感和价值观。

虽然这个问题在本书的第1部分中有详细的说明，但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追求“意义赋予”和“价值赋予”呢？我们应该如何在生活的世界中，将它们培养出来呢？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胡塞尔关于“意向性的生成（产生）”的观点来进行明确的解释。

野中

在我看来，当前的管理学正经历着与“胡塞尔描述的危机”相似的情况。因此，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让管理学暂时进入现象学所提到的“置于括号内”，又称悬搁的状态。

山口

所谓的“置于括号内”，其实是实现现象学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现象学还原”的一种方法。简单来说，“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就是“回归经验本真的状态”的方法。它意味着从潜意识中，摆脱身体已经具备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和观念（例如科学性的世界观）”。假设对“时间”进行“现象学还原”，那么“置于括号内”的就是“被钟表测量的时间”。

在将“被钟表测量的时间”置于括号内后，我们可以通过“回归经验本真的状态”来阐明“时间是如何直接影响我们的意识的”。最终就可以揭示“被钟表测量的时间”本身是如何在我们的意识中进行构建的，进而接近现象学所追求的“时间的本质”这一概念。

野中

仅仅依赖形式逻辑而不深挖事物的真实本质，会导致隐性知识的巨大潜能得不到充分利用，进而使这股力量渐渐衰退。当隐性知识被遗忘时，我们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失去对生活真正意义和价值的洞察。在这样的情境下，即便借助形式逻辑来构建模型，我们也难以接触到那些人类普遍追寻的真、善、美的境界。

因此，如何将那些深刻影响我们生活方式的人文知识真正地融入社会科学，而不仅仅使其流于时尚之表面呢？可以说，这种思考对于探索管理学的未来之路至关重要。

追溯到人类本能世界的哲学

山口

让我再补充一些关于“意义赋予”和“价值赋予”的内容吧！正如野中先生所说，肩负着人文和科学使命的是人类。这也可以理解为人类既是“知性”和“感性”的化身，又是“客观”和“主观”的结合体。而现象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彻底地思考与探索了“在‘客观’和‘主观’、人文和科学有所区分之前，人类究竟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中”这一核心问题。

举个例子，假设这里有一个母亲和她的婴儿。当婴儿想要的不是玩具小汽车，而是旁边的布偶娃娃时，如果母亲递给了他那个布偶娃娃，他就会高兴起来。但如果给他递上了玩具小汽车，他就会明显地表现出不满。也就是说，对于婴儿想要的东西“是玩具小汽车还是布偶娃娃”这一“客观事物的同一性”，通过婴儿的情感表达，在母子之间得到了确认。

另外，据说婴儿在差不多四个月大之前，是无法区分自己身体内部的感受和外界带来的感受的。所以，当其他婴儿啼哭时，他就会感觉自己也在哭，从而引发“传染性啼哭”。然而，在这个“传染性啼哭”的阶段，也就是世界分化为“主观”和“客观”之前，母亲就已经开始哄哭着的婴儿了。而婴儿对此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就这样，母子之间情感的互动就相应地建立了起来。在这种情感的确认中，通过递交玩具小汽车、布偶娃娃等物品，“客观事物的世界”在母子之间也就形成了。

没有什么能比母子间的“确认”更有说服力了。正是通过这种持续的“确认”交互，婴儿开始逐步认识到自己所在世界的构建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事物作为一种中介，在“确认”中助力婴儿形成一个先于自然科学的客观世界认知。这一现象由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通过“主体间性”的概念来描述。

野中

然而，当我们尝试将“主体间性”这一概念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课题来探讨时，得到的结论实际上是无趣的。例如，当我们尝试将发展心理学或脑发展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客观化或对象化时，我们可能会产生如“婴儿和母亲看到的玩具小汽车或布偶娃娃是不是同一事物”或“基于概率，婴儿会做出怎样的判断”这样的思考。

山口

这样的方法实际上忽略了婴儿的“生存动机”。简言之，它忽视了婴儿为了生存的基本驱动。如果失去了对这种动机的关注，那我们又该从何处寻找人类意义和价值的根本来源呢？

野中

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现象学正试图从更底层的角度来把握人文和科学这两方面。它试图追根溯源到人类的本能世界，来解释人类的生存动机。那么，能够提出这样的哲学观点的，除了现象学家还有其他人吗？

山口

不论是康德，还是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在现象学出现之前的哲学研究时期，都没有针对这一部分进行深入的探讨。不过，有一个人，一个名叫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的哲学家，通过“微知觉”的概念，对这种无意识的领域进行了一些考察，但是他的分析远远不如胡塞尔的深入。

野中

对于您刚才的话，按照我的理解是，尽管客观无法孕育出主观，但主观确实有能力塑造客观。事实上，现象学的观点与SECI模型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每个人的思考、直觉和经验都能与他人的主观产生共振和共鸣。尽管在不同的场合和环境中可能会产生分歧，但只要双方深入交流，往往能触及那由情感构成的、似地下水流一般的共享领域。一旦双方建立起初步的共鸣，主体间性就会不断加深。

创新，就是在持续探寻共同点后，再由共同点的不断扩展延伸而产生的。当各种主观观念相互交锋时，就很容易突然“叮”的一下，产生灵感，形成共鸣。我认为这是推动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那么，就让我们在这样的论调基础上，在本书的第1部分中，向山口先生请教一下关于“现象学究竟是什么”这一现象学的本质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