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西塞罗的梦想

自然是如此稳固、坚实，命运与自然的对抗就好似凡人与女神之间的战斗。

——西塞罗，《论责任》（On Duties），公元前44年

欲厘清自由市场思想之源，首先得理解西塞罗的哲学。他认为，通过践行贵族农耕制度、合乎道德的行为和政治，人类可以将自然作为无限的、自我延续的财富来源。西塞罗著作中描绘的罗马共和国已经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获得了长达数世纪的和平与繁荣。他对罗马的理想日后成为众多自由市场思想家的灵感源泉，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世纪。

事实上，西塞罗生活在罗马共和国分崩离析之际，这名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元老院成员捍卫的乃是旧秩序。逐利商人的贪婪和潜在僭主，例如公元前49年成为独裁者的尤利乌斯·恺撒的野心，都令他震惊。西塞罗认为，作为财富生产的杠杆，理想的市场交易应在以务农为生，并遵守共和国法律的贵族之间进行。

他在从政和写作生涯中发展出一种理论，即共和国的领导者通过遵循斯多葛派的道德戒律并无私地为国家服务，就可以效仿稳定的自然律，维系一个能够自我延续的财富体系。

不过，西塞罗的经济愿景远非“自然”，它体现的是持续了近500年的罗马共和国的价值观。自传说中罗穆路斯于公元前753年建立罗马以来，古代精英阶级就一直以其领地上的巨额财富为生。西塞罗的著作表明，经济学永远不会脱离它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和物质条件。他坚信贸易应为罗马的统治阶级服务，这种哲学观点——或者毋宁说意图——尽管在不同时期指向不同的精英阶级，但一直延续到蒸汽机时代。直到今日，在现代自由市场思想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历史学家并没有将西塞罗视为理解现代经济思想起源的关键。然而，西塞罗是第一个宣称道德和情感可激发市场自行运转以创造经济均衡的人。在他看来，受过教育、拥有土地、处于同一社会阶级的人之间的友谊不仅可以产生信任，而且为理想的市场环境奠定了哲学基础。西塞罗出生在罗马东南约129千米的拉齐奥阿尔皮努姆，他的家族姓氏“西塞罗”的意思是“鹰嘴豆”，略显卑微的姓氏生动地暴露了其家族的农业背景。他的家族属于骑士阶级，该阶级由公元前2世纪崛起的低阶贵族组成，其地位低于元老院阶级，拥有以捐赠马匹代替服骑兵役的特权。这个阶级的人虽常常从事公共财政、税收征收或债务管理工作，但其基本身份是地主和农民。作为一名刚刚获得贵族头衔的“新人”，西塞罗深厚的家族人脉为他的政治升迁之路助力良多。然而，即便跻身元老院成员的行列，甚至当上共和国执政官，他仍背负着某种社会污名。一个以作品定义了日后欧洲传统贵族伦理的人，自己却从未成为真正的贵族，这似乎有些荒诞，但或许亦不尽然。无论如何，西塞罗已经登上了罗马体制的顶峰，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尽力维护它。

公元前1世纪，这个国家有4000多万人，而罗马城的居民超过100万。但在整个国家里，仅有500万居民被授予公民身份，可以获得免费面包，享有司法和公民权利。奴隶占总人口的10%，其余罗马非公民由下层阶级组成。社会的顶层是统治阶级，包括约700个元老院家族和3万个骑士家族。因此，罗马的精英家庭盘根错节，他们身着本阶级专用的服饰，拥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凭亲属和委托关系组成了一张人际网，彼此交换货物，提供贷款，购买地产。在西塞罗生活的那个年代，由该阶级组成的封闭市场已经运转了几个世纪，好似一种不可改变的自然秩序。[1]

沿着罗马元老院权力轨迹长大的西塞罗自幼浸淫于实用政治、法律和哲学，家中的座上宾不仅有罗马的饱学之士，也有权倾朝野的政客。他的导师来自元老院秩序和文化的捍卫者、声名赫赫的斯凯沃拉和克拉苏家族。这些保守派学者固守着罗马农业文明的习俗和准则，以及在他们看来由这套传统所代表的自然法则和社会等级制度。因此，他们忠诚于古罗马宪政，反对任何变革。共和国理应由民众的会议管理，入选平民大会（亦称“特里布大会”）的平民本应与元老院和负责行政事务的执政官紧密合作。但事实上，共和国早已僵化成由元老院把持的寡头政治，且元老院本身也逐渐被肆无忌惮的独裁者控制。尽管如此，西塞罗还是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即捍卫元老院阶级、共和制和良性市场社会就是捍卫古罗马的自然秩序观念。[2]

这种价值认同的核心是对自然和农业的理解，西塞罗孜孜不倦地从众多农业思想家那里汲取养分。对西塞罗影响最大的是保守斗士、罗马父权制的捍卫者、历史学家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他在《农业志》（On Farming，公元前160年）一书中指出，高尚的财富取决于良好的农业管理。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正确地耕作，大自然的赏赐就会如共和国一般稳定。至于创新和贸易，老加图不屑一顾，因为他认为唯有大宗土地所有权才是真正“有益的”，才能培养出有德行的公民和士兵。[3]

在西塞罗时代的罗马，大多数人都在辛勤劳作，但不会有人对劳动本身做任何思考。罗马社会里有商人和服务业从业者，但大部分人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中有的是奴隶，有的是薪酬微薄的释奴。西塞罗对这些人毫无兴趣。劳作乃是天命，自然自有安排。农民生来是农民，奴隶注定是奴隶。他坚称，所有人都“必须工作”，也必须得到“他们应得的报酬”，如此而已。唯有贵族无须劳作。精英阶级的天生地位不是靠拥有财产获得的，他们的身份本身就是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因此，西塞罗和他所属的阶级对土地税深恶痛绝。他们拥有所有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劳动力。在他们看来，对大自然的恩赐征税，无疑是暴政。地主的工作只是压榨奴隶和劳动者的劳动，以满足基本的产量，并为那些有权享有财富的人创造财富。[4]

由于具备亲近自然的优势，地主阶级的成员自认为有责任研究自然界的神圣法则，以确保他们的贵族社会永久延续。西塞罗在《论共和国》（On the Republic，公元前54—公元前51年）中写道，当“最好的人”以“适度的方式”实施统治时，“公民”就能在和平繁荣的社会中“享受最大的幸福”。富有的贵族“无忧无虑”，可以唯美德为本，专注于政务。西塞罗对“最好的人”的信心基于这样一个观念：自然并非平等地创造人类。既然自然在造人之初就有分别，那么人类自身理应效法。真正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只属于拥有土地的少数人。[5]

在西塞罗的世界观中，贵族“不为财富所动”，生来鄙视职业放债人和市场上的小贩。他自称憎恶贪婪，憎恶以谋财为目的，认为商业价值必然意味着道德上的卑劣，并将“商人”一词用作贬义。西塞罗认为，理想的市场既能引导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而使用共有财产，同时又能保护私有财产。他解释说，按照斯多葛派的观点，“大地上出产的一切皆为人类所用”。从这一观念中引申出了自由的概念以及可自我延续的交换。同样，道德和哲学推理能够引导人们通过辩论和善行促进共同利益，以便“让人类社会、让人与人之间结合得更紧密”。西塞罗认为，如果私人物品交换始于思想的交流，那么一旦被表达出来，该思想就属于所有人，可以在对真理的共同追求和对国家的崇高服务过程中被分享。思想的交流应遵循一句希腊谚语：“朋友之间，一切共有。”良性的哲学交换有助于罗马共和国及其领导者的“共同利益”。[6]

“责任”在西塞罗的理论体系中至关重要。在公民宗教的范畴内，这意味着像“好人”那样为国家服务。不过，西塞罗警告说，虽然人们对“同胞和全人类”均负有责任，但不可能帮助“无穷无尽”的穷人。一个人必须把大部分个人资源留给家人和朋友。他相信，基于“友谊”和“仁慈”的“共同纽带”建立起来的封闭式精英市场既“维护了正义”，也维系了财富和社会。此外，他认为，真正的、亲密的友谊“为繁荣增添了一道更明亮的光辉”，因为它“通过分担和分享减轻了困境中的重负”。持久的财富绝非来自贪婪，亦不能从他人身上获取，而是来自“善意”的共同纽带。正是这种诚挚的情感“撑起了家园，让田地不至于荒芜”。[7]

可见，在斯密提出自由市场思想之前的1800年，西塞罗就设计了一种存在于志趣相投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合乎道德的自由商业交换体系。这种得体的交易纽带可以通过批判性的方式保护社会，令其不至于走向非自然状态。西塞罗说：“一个人倘若从邻居那里拿了东西，并从邻居的损失中获利，就违背了自然，比死亡或贫穷更不可取。”交易必须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导致“掠夺”。高尚的道德，即交易行为中的“礼貌、公正和慷慨”，是通往和谐富裕社会的准则。[8]

如是，罗马贵族通过庞大的小麦分配系统向公民捐赠面包，为国家做贡献，这也是当时罗马经济体系的支柱。帝国舰队在地中海——或者借用罗马人的说法“我们的海”——沿岸分发小麦。地中海之于罗马，宛如脏器之于人体，促进了罗马经济的自由流动。博物学家、军事领袖老普林尼也因此在《博物志》一书中将地中海称为“肠子海”。通过这种模式，财富以地主阶级收获的小麦为起点，在整个帝国自然流动，好似遵循着自我调节的自然律。罗马利用季节的无形之手，在看似长盛不衰的国家及其元老院阶级的帮助下生产商品，自给自足。国家对亚平宁半岛与北非间，乃至一直延伸到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半岛和黑海的市场及航线给予补贴，货物在庞大的罗马贸易区内自由流动。[9]

如果说西塞罗在罗马政坛的上升之路令人惊叹，那么他的陨落则更具戏剧性，因为导火索正是他对罗马宪法、良性交易规则、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基本法则的捍卫。公元前63年，四十出头的西塞罗成为罗马的两位执政官之一，登上了政坛之巅。在他担任国家元首那一年，国内发生暴乱，而他本人也与元老喀提林发生了冲突，后者是改革派的执政官候选人，主张减免债务，向穷人分发土地。西塞罗素来蔑视抛弃贵族精神的大众改革者。他认为，向穷人提供土地的承诺不仅会破坏市场规则，而且会对现有秩序本身造成威胁。于是，他在元老院里当着喀提林的面发表了那场著名的演讲。一连数日，西塞罗指责喀提林目无法纪，称他的朋友负债累累，质疑他救济穷人的动机，并最终获准处决喀提林的几名同谋。西塞罗喊道：“时代啊，习俗啊！”这既是在谴责喀提林全然漠视法律、腐败贪婪，也是在捍卫自己眼中自然的、合乎道德的经济秩序。[10]

通过西塞罗对现有制度的戏剧性辩护，我们能看出在他心目中荣誉之于市场的重要性。贿赂或欺诈手段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虚伪的”。例如，西塞罗在公元前63年通过了关于反选举舞弊的《杜里亚法》，禁止以选票换取利益。值得一提的是，包括尤利乌斯·恺撒在内的不少人都认为西塞罗才是腐败分子。当然，还有更多人觉得他只不过是自卖自夸——这倒是无可否认。但与恺撒不同的是，西塞罗坚决捍卫元老院的合法地位，且从未试图推翻宪政。[11]

公元前49年，尤利乌斯·恺撒宣布终身独揽罗马共和国的大权。公元前44年3月15日，一群支持共和制的元老院元老在马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的带领下刺杀了恺撒。虽然西塞罗本人并未参与，但他希望引导元老院重回共和政府。在罗马共和国衰落、罗马帝国崛起的剧烈动荡中，在自己命运的低谷里，西塞罗写下了足以名垂青史的不朽作品《论责任》（公元前44年）。这本名义上写给他儿子的哲学建议，后来成了西方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也为自由市场思想勾画了蓝图。[12]

西塞罗在《论责任》里表述了这样的经济观点：友谊和对知识的追求带来了和谐与和平，保护了财产，并造就了基于政治服务、情感、仁慈和慷慨的公正社会。换言之，良好的道德推动了健康的市场，令有德之人能够放心地进行交易。信任是释放贸易的机制，西塞罗的礼仪观念和斯多葛式的自我控制则是令贸易永久存续的核心。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思想后来引起了基督徒的兴趣，并启发了寻求合乎道德的贸易模式的18世纪启蒙哲学家。[13]

《论责任》的高超与精妙之处在于，从某种层面而言，西塞罗借此回应了彼时充斥于罗马社会的暴力。他在书信中对此也多有描述。在这本书里，他不仅指责了恺撒的非法独裁野心，也谴责了一种更普遍的贪婪倾向。西塞罗在此明确地画出了道德底线，谴责狮子的蛮力“卑劣”，而狐狸的“欺诈”则“更可鄙”。他告诫读者，这种对权力和财富的兽性欲望“贪得无厌”，绝对不能放任其存在。社会精英不能屈从于独裁恶行，而是必须保持自律，遵守宪法。[14]

在经济事务中，责任不仅要战胜贪婪，还要对抗快乐。西塞罗不认同自利或欲望可以驱动经济互动的说法，亦不赞成希腊伊壁鸠鲁派哲学家提出的生活的核心在于追求快乐的主张。他批评单纯以逃避痛苦或寻找欢愉为目的的生活方式过于简单。他指出，被视作痛苦的东西也可能带来快乐，同样，放弃快乐也可能有助于避免痛苦。责任、学习和友谊绝对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而且可以为实现自由交换奠定必不可少的信任之基。[15]

西塞罗在《论学园派》（Academica，公元前45年）中将人类学习理解自然视作“首要之善”。这种善不是为了寻求快乐，而是要通过质疑的哲学方式探求真理，它“提供了面对死亡的勇气”和“心灵的平静”，因为它“消除了对自然奥秘的所有无知”。学习的美德创造了一种纪律和信任，使人类能够超越基本的自利。例如，西塞罗希望通过研究希腊物理学理论来理解宇宙的自我调节系统，并在《论共和国》的最后一章进行了讨论，即著名的“西庇阿之梦”章节。通过寻找“永恒运动”的“第一因”，他得出最基本的市场原则不是贪婪而是爱这个结论。良性交换是这些神圣机制的一部分，如果允许其发挥作用，将产生可靠的财富。[16]

然而，西塞罗关于自然的，能自我调节的，由学习、情感和自由交换构成的贵族世界之梦与他所处的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在争夺帝国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公民领袖抛弃了所有有名无实的元老院旧例。公元前1世纪，罗马内战不断，西塞罗夹在强大的马克·安东尼将军和屋大维（未来的奥古斯都）之间，终于迈向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但也以他可怕的死亡而告终。

正是在这场灾难性的战争中，西塞罗发表了针对马克·安东尼的著名演说《反腓力辞》（The Philippics），对不道德的交易予以斥责。在元老院的大厅里，他斥责安东尼违犯共和国的法律，嘲笑他轻率、腐败，伪造账簿。他质问安东尼：“你3月15日欠下的4000万塞斯特斯在4月1日前一笔勾销了，这是怎么回事？”[17]

令人惊讶的是，公开抨击了彼此对立的共和国各腐败派系之后，西塞罗竟以为自己能幸免于难。或许他认为自己得到了屋大维的支持。但这位未来皇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自身对皇权的主张。在与安东尼的那场生死攸关的政治交易中，屋大维最终迫于压力，同意了处决西塞罗的要求。这是西塞罗始料未及的，但他早已失去权势靠山，只能独自捍卫一个业已死亡的共和国。

听闻判决后，西塞罗逃到一处乡间别墅，打算在那里体面地迎接死亡。面对行刑士兵，他请求他们下手干净利落。但刽子手砍了三刀才砍下了这位命途多舛的哲学家的头颅，一名士兵还砍下了他的一只手。马克·安东尼没有辜负西塞罗对其残暴粗鲁的指责，下令将西塞罗的头和手钉在广场面向元老院的主演讲台上。这就是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共和国的捍卫者的遗产，一个将在后世回荡千年的符号。死于拿撒勒的耶稣降世之前的西塞罗为共和国殉难，成为西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这为他的政治和经济道德观增添了一种近乎基督教式的色彩。他用这种方式践行了自己的理想，与暴政和腐败交易的恶行做斗争。他试图维护自然秩序和经济道德，给后人揭示了一条通往财富的良善之路。

以这种方式，西塞罗预见了亚当·斯密市场观念的核心原则：如果受过教育的精英阶级专注于农业生产，并以正当的、合乎道德的方式进行交易，那么市场就能自行运转并产生财富，共和国也将随之繁荣。随着基督教在西欧的传播与兴盛，这种均衡模式将成为经济哲学中长盛不衰的概念框架之一。后世基督徒将社会的终极目标从世俗的公民政治转换为天国的救赎，上帝也随之进入了交换体系。

注释

[1]Titus Livy,History of Rome,trans.John C.Yardley,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bk.1,chap.8.网络版见Rev.Canon Roberts,Perseus Digital Library,Tufts University,gen.ed.Gregory R.Crane,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urn:cts:latinLit:phi0914.phi0011.perseus-eng3:pr。

[2]Livy,History of Rome,bk.23,chap.24;bk.1,chap.35;Ronald Syme,The Roman Revolution,rev.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15.

[3]Cato,On Agriculture,in Cato and Varro:On Agriculture,trans.W.D.Hooper and H.B.Ash,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bk.1,paras.1-2.

[4]Cicero,De officiis,trans.Walter Miller,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3),bk.1,sec.13,para.41.

[5]Cicero,On the Republic,in Cicero,On the Republic,On the Laws,trans.Clinton W.Keye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bk.1,sec.34,paras.52-53;bk.1,sec.5,para.19;bk.1,sec.8-9,para.24.

[6]Dan Hanchey,“Cicero,Exchange,and the Epicureans,”Phoenix 67,no.1-2(2013):119-134,at 129;Wood,Cicero'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55,81-82,112;Cicero,De officiis,bk.3,sec.6,para.30;bk.1,sec.7,para.22.

[7]Cicero,On Ends,trans.H.Rackham,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bk.2,sec.26,para.83;Hanchey,“Cicero,Exchange,” 23;Cicero,De officiis,bk.1,sec.13,para.41;bk.1,sec.16,para.50;bk.1,sec.17,paras.53-54;Cicero,De amicitia,in On Old Age,On Friendship,On Divination,trans.W.A.Falconer,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3),sec.6,para.22;sec.7,paras.23-24;sec.7,paras.23-24;sec.14,paras.50-52.

[8]Cicero,De officiis,bk.14,sec.5,paras.21-22;bk.3,sec.5,para.23.

[9]Caesar,The Gallic War,trans.H.J.Edward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7),bk.5,para.1.另见“Internum Mare,” in William Smith,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Geography,2 vols。(London:Walton and Maberly,1856),1:1084;Peter Brown,Through the Eye of the Needle:Wealth,the Fall of Rome,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350-550 A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69;Pliny,Natural History,trans.H.Rackham,37 vol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2),bk.3.

[10]Wood,Cicero'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48;Cicero,In Catilinam,in Cicero,Orations:In Catilinam,I-IV,Pro Murena,Pro Sulla,Pro Flacco,trans.C.Macdonald,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bk.2,para.21.

[11]Cicero,De officiis,bk.1,sec.13,para.47;Hanchey,“Cicero,Exchange,” 129;Brown,Through the Eye of the Needle,253.

[12]A.E.Douglas,“Cicero the Philosopher,” in Cicero,ed.T.A.Dorey(New York:Basic Books,1965),135-171.

[13]Douglas,“Cicero the Philosopher.”

[14]Cicero,De officiis,bk.1,sec.13,para.41;bk.1,sec.7,para.27.

[15]Cicero,On Ends,bk.1,sec.9,para.30;bk.1,sec.10,paras.32-33.

[16]Cicero,On Ends,bk.1,sec.19,para.69;Cicero,On the Republic,bk.6,sec.24,paras.26-28.

[17]Emily Butterworth,“Defining Obscenity,” in Obscénités renaissantes,ed.Hugh Roberts,Guillaume Peureux,and Lise Wajeman,Travaux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no.473(Geneva:Droz,2011),31-37;Cicero,Orations:Philippics 1-6,ed.and trans.D.R.Shackleton Bailey,rev.John T.Ramsey and Gesine Manuwald,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chap.2,paras.9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