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嫉妒的社会？

在某种文化中，无论我们在哪里发现了看似不考虑嫉妒或妒忌的制度，它们都是例外，这并不能否定前文所说的观点。例如，在许多实行一夫多妻制的非洲部落中，有一种规定要求丈夫必须严格公正地在所有妻子之间平均分配他的恩宠。在洛维杜人（Lovedu）部落的案例中，克里格夫妇（the Kriges）†明确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个部落里，妻子们拥有各自的小屋，围绕着丈夫的小屋呈半圆形排列，她们总是密切关注丈夫是否在其中一个小屋里花了过多的时间，或者是否偏爱某个特定的妻子。如果一个妻子在一天中只能享受到与其他人共享的丈夫的两到四个小时，她就会像一个可以在整整24小时内对丈夫拥有独占权的一夫一妻制的妻子那样，嫉妒地守护这段时间。一夫多妻制并不能否定人类具有普遍易激发性的性嫉妒假设。

因为某个社会没有“薪酬禁忌”来避免嫉妒，就说它是一个相对不嫉妒的社会，这同样是错误的。瑞典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嫉妒的民族，有一种表达是“瑞典皇家嫉妒”（königlich schwedischen Neid）。[2]然而，在瑞典，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其他公民的纳税申报表。事实上，有一家私人公司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备受关注的名单，列出所有年收入超过大约15,000德国马克家庭的收入。这类制度可能是在有意识地利用民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嫉妒现象，目的是在税收事务上落实诚信原则。因此，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为了避免嫉妒而保密的数据在另一个社会中被公开，这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态度就不那么嫉妒。在美国，在报税问题上一般都能保证保密。然而，从1923年到1953年，在威斯康星州（可能并非纯粹的巧合，该州是美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怀恨在心的政治家的故乡），曾有一项法律允许任何人查看其他公民的纳税申报表，包括所有的细节和详细情况。直到1953年，这项提供给好奇或嫉妒人的权利，才被一项新的法律限制，该法律要求支付一美元的费用，且仅限于了解另一个人所缴纳的总税款。[3]在某些州，民主社会普遍存在警惕心，要求每一个公务员的薪酬和开支在每一年都应记录在公共图书馆的书中。任何听到这一制度的人都可能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人很少受到嫉妒的困扰，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嫉妒，他们就不可能这样公开薪资了。但是，正如可以观察到的，财政部门的坦率往往导致个人之间的冲突，而后者正是其他地方薪酬禁忌所要避免的。

比较文化人类学提供的数据越多，就越能看出，我们不能从某种制度和典型做法的缺失中，推断出任何一种人类基本驱动力的相应缺失。这尤其适用于嫉妒。各种个性的文化已经演变出各种不同的、有时当然相当弱的机制，以便其成员尽管存在嫉妒，仍然能相互共处。

要验证一个关于嫉妒的理论并不容易。当然，在明确提到了嫉妒或关注嫉妒的情况下，可以证明嫉妒动机的存在，而且在大多数语言中，都有一个词来表示它。同样，如果一个人希望其他人拥有的比自己少，甚至一无所有，而不是允许别人拥有更多；或者他想要去损人不利己，那么至少可以认为存在嫉妒。

在一种文化或特定社会情境中，要证明没有嫉妒，或嫉妒的作用很小，这方面的证据更难找到。充其量可以说，某人已经能够抑制他的嫉妒，因此能够欣然接受他人的特权或优势。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断言，在特定的社会情境或习俗中，参与者都没有感受到嫉妒。然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在访谈节目中自发承认自己嫉妒的人。通常情况下，他更有可能会隐瞒这一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相信那些坚持认为这件事或那件事不会引起他嫉妒的人。

我们不能因为某些社会制度［如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或一夫多妻制（Polygamie）］的存在而认为其中就不存在嫉妒。这些制度往往会导致黑魔法或其他行为模式的出现，这些现象表明，受到这些制度许可行为（比如父亲或配偶的行为）影响的人，都有可能产生嫉妒心理。

如果一种文化不能在合理范围内迫使那些真正有理由妒忌或嫉妒的人合作，社会生活将是不可能的。毕竟，一个从未存在嫉妒理由的社会，一个完全平等、恒定的社会，即使是在思想实验（Gedankenexperiment）中也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唯一能够追问的是：一个社会在生活的某些领域如何很好地消除、转移或限制嫉妒？我们永远不能说，如此这般的文化、如此这般的社会环境，没有任何成员是妒忌或嫉妒的人。相反，某些文化可能会努力实现某种条件，可以使得许多社会活动的进行如同没有嫉妒发生一样。

每个社会、每个文化都可能对某种东西、地位、成就或精神状态（如狂喜）给予如此高的尊重，以至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那些引发嫉妒的区别和差异，是所有社会都有的伴生现象。在某些社会中，声望来自对财产或财富的占有和操控，而在其他社会中，声望来自正式的学术研究（在古代中国），在印度教和佛教文化中，声望来自精神上的完美。但是，嫉妒和怨恨不仅仅来源于声望上的差异；正如人类学家H.G.巴尼特（H.G. Barnett）所强调的，大多数文化都为一个人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从而成为嫉妒的原因，即使他的成就与社会的一般声望体系只有很小的关系，或完全无关：“……引发怨恨的源泉，是无穷无尽的。”[4]

纳瓦霍族是美国现存最大的印第安部落。他们在保留区过着贫困的生活。纳瓦霍人没有与我们的“个人成功”或“个人成就”相对应的概念。他们也不可能有幸运或厄运。根据他们的观念，任何一个人的繁荣或富裕，都只会是以别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生活条件更好的纳瓦霍人，会感受到持续的社会压力，要求他们慷慨地招待客人，慷慨地赠送礼物。他们知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嫉妒的声音会在巫术的低语中说出来”，而那将会使他们在社会中的生活“变得紧张和不愉快……”[5]

再举一个例子，原始的渔民，即使他只有一次幸运的捕捞，也必须考虑到同伴的嫉妒。研究波利尼西亚（Polynesien）岛屿民族的专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描述了一个渔民群体之间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只捕到一两条鱼，而他的同伴们（在海上的船上）没有任何收获，那么他就会把鱼送给船上的其他成员，而不是留给自己。如果他真的保留了自己的鱼，让其他人空手而归，他就会有被恶意诽谤的风险。人们将这种习俗理性地解释为对社交场合的考虑。因为，如果其中一个人不是在海上，而是在内陆湖泊用网捕鱼，他可以保留所有的鱼，“因为他是一个人”。只有作为船员的一分子时，他才需要遵循上述的习俗。这种做法被直接描述为“遏制嫉妒”（te pi o te kaimeo）‡。[6]

一个旨在避免嫉妒的做法，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而被部落的习俗公开予以规定。在其他情况下，一种无法解释的禁忌也试图达到同样的目的。因此，人们注意到，在玻利维亚，一个西里奥诺印第安猎人可能不会吃他所猎杀动物的任何部分。如果他违反了这一禁忌，同类动物将永不会成为他的箭下猎物。这一禁忌最初是为了公平分配猎物。然而，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阿伦·霍姆伯格（Allan Holmberg）注意到这个规则已经被频繁打破。[7]

西里奥诺人（Siriono）是一个以15~25人的小群体生活的部落，他们的生活极度贫困。他们表现出一些显著的行为特征，而那可以解释为是为了避免他们部落伙伴的嫉妒。西里奥诺人一般都是独自在夜间进食，因为他不希望与别人分享他的猎物。如果他在白天吃东西，一群非直系亲属的人会聚集在他身边。他们嫉妒地盯着他看。尽管他几乎从不给他们任何东西，但他还是会感到不安。甚至连霍姆伯格在与他们一起生活时，也最终采用了这种独自进食的做法。[8]

在大多数情况下，西里奥诺人表现出极端的个人主义，尽管他们常常不情愿地遵守一些群体规范。例如，一个给了亲戚食物的人，可以期望得到一些回报，不过，他也几乎总是去要求这样做。[9]食物（肉类尤其稀缺）几乎从不与核心家庭成员（妻子，或者可能是最喜欢的妻子和孩子）以外的小群体成员分享。西里奥诺人互相指责对方囤积食物，但无法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10]他们不断谴责对方偷食物。典型的情况是，每个人都会把任何可以吃的东西藏起来。一个回家的猎人，会把他的猎物藏在营地外，然后带着沮丧的神情加入到群体中。直到夜幕降临，他才会返回，也许是和妻子一起，回到藏身之处，吃掉他杀死的动物。[11]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所谓的原始人在物质匮乏时期存在的紧密共同体的任何迹象——据说，越是贫穷，共同体的意识就越强。如果这些现象在一个多世纪前就能得到适当的观察和评估，则社会学理论本可以避免许多错误。

*千禧年主义（Chiliasmus），一种宗教信仰，指的是一个预期的黄金时代或乌托邦，通常与世界末日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译者注

†即艾琳·詹森·克里格（Eileen Jensen Krige，1905—1995）与其丈夫杰克·丹尼尔·克里格（Jack Daniel Krige）。艾琳·詹森·克里格是南非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以对祖鲁和洛维杜文化的研究而闻名。1928年，她与杰克·丹尼尔·克里格结婚。杰克是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的辩护人，与克里格分享了对人类学的兴趣，随后陪同她进行了大部分实地考察。他们一起成功鼓励了非洲学生对人类学的兴趣。其中包括后来发表论文《祖鲁的变迁》（“Zulu Transformations”）的阿布索洛姆·维利卡齐（Absolom Vilikazi）和以著作《祖鲁医学中的身心》（Body and Mind in Zulu Medicine）而闻名的哈丽特·恩古班（Harriet Ngubane）。——译者注

‡“te pi o te kaimeo”，波利尼西亚语短语，意思是“阻止嫉妒”（抑制嫉妒的情感）。在中文表达中，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化解嫉妒”或“遏制嫉妒”。——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