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决心去医院
即便如此，每每想起要去医院，我还是感到心惊肉跳。似乎患病这件事一旦被外界一锤定音，那么所有好事都将荡然无存。
对照我掌握的脑科学知识，我判断母亲患上的是认知症。目前，没有任何药物能够彻底治疗认知症。但当这个疾病的名称摆在面前，就真的意味着我无能为力了吗？
夜深人静时，悲观的设想无数次浮现在脑海，病情的未来发展让我不寒而栗。我几乎每天都会在被窝里默默流泪。“母亲与之前判若两人了怎么办？”“产生严重的妄想怎么办？”“不认识家人了怎么办？”“我需要抽出多少时间来照顾母亲？”“父亲刚刚退休，两个人好不容易有时间四处走走，悠闲地享受生活，可现在……”
我甚至没有勇气查阅论文，去好好地了解一下认知症，就连维基百科都不敢看上一眼。我曾打开过一次网页，但是在“瘫痪”“死亡”“游走”等词汇映入眼帘的那一瞬间，我触电般关上了电脑。事关至亲，我又怎么可能平心静气地去查什么“平均存活时间”？
然而，很快我便目睹了一个又一个以往从未出现的状况。
以前，如果我情绪低落地回到家，母亲立刻就能看出我脸上的异样，询问我出了什么事。可如今她只是怔怔地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直勾勾地盯着电视，似乎对我毫不关心。
母亲的朋友们也吞吞吐吐地表示：“你母亲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这进一步加深了现实的残酷。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母亲的状态，他们都礼貌地闭口不谈，但现在，母亲的情况已经严重到让他们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一位跟母亲一同参加合唱练习的朋友看到她在原本熟门熟路的车站迷了路，那惊慌失措的样子让人十分心疼，于是给我发来邮件，问我母亲是不是出现了惊恐障碍一类的问题。他说母亲坐车回家的时候，只要车外变暗，就会弄不清自己该在哪里下车，然后焦躁不安地絮叨个不停——“下一站是哪里”“还没到吗”“是不是坐过站了”“这一站是哪里”。他还安慰我说：“大家都一样，有一段时间我也像是得了抑郁症，过段时间就好了。我觉得你妈妈很快就会没事的。”
但我觉得不太像惊恐障碍，母亲的问题应该出在她自己身上。
“怎么办？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吧。”
我把母亲的情况告诉了研究脑科学的朋友们，他们给出了这样的意见：“症状虽然符合阿尔茨海默病，但也不能排除是其他疾病。比方说，脑血栓病人也会出现类似症状，如果是这类疾病，那就有生命危险，最好尽快就诊。如果万幸只是暂时性的症状，那就早治早好。也可能只是错觉，其实一点毛病没有。假如诊断确实印证了你的判断，那么起码也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了。在治病方面，大夫比科学家更专业。了解一下怎么治疗、吃什么药，还可以打听一下其他患者的情况。”
我又问这些朋友，如果是他们的父母患病，在明知无药可治的情况下，还会不会带父母去看医生。
“就算治不了，也不代表没有其他可做的事呀。而且，想象和实际情况终究是不一样的嘛。情况明确了以后，看问题的视角也会变化。何况去问问大夫，总好过一个人胡思乱想！”
就这样，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终于带母亲去了医院。我猜测，在走到这一步之前，父亲内心的感受应该与我如出一辙：一方面是恐惧未来，另一方面是心里不接受母亲变了的事实。因而，无论是我还是父亲，尽管都忧心忡忡，但在彼此面前都绝口不提母亲的异样。
然而事到如今，当我开口说“去医院吧”的时候，父亲也爽快答应道：“好，走吧。”
无论大病小病，但凡到医院就诊，都要等待很长时间。我在候诊室里四处张望，只见有人坐在轮椅上，有人躺在担架上输液，被抬着从候诊室外经过。每个人都因为不同的疾病来到这里，又都羡慕着其他人的身体状态。
我不禁设想，如果母亲腿脚出了状况，或是脏器要动手术，以后必须在轮椅上生活，那会怎样？恐怕我们家的生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吧，比如，我可能要一直居家办公了。但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生活还是要继续。那么，记忆力和认知能力衰退以致无法操持家务的人，难道就比肢体不便的人的情况更糟糕吗？我又想到那些因为疾病和事故眨眼间便撒手人寰的人，他们的家人又要如何面对现实呢？为什么我要因为母亲可能患上认知症而黯然神伤呢？认知症就那么糟糕吗？至少母亲现在身体健康、行动自如。
头脑的疾病与身体的疾病又有什么分别呢？所有人都会生病，每一个病人都要忍受独属于自己的痛苦。“痛苦”并没有量级上的差别，无须把认知症看作独一无二的大不幸。
不过，今后母亲将要承受的究竟是何种痛苦？记忆、理智，究竟是什么东西？我越发感到自己脑科学知识的匮乏。
曾听人说，医院的气味是由消毒水和患者散发出来的恐惧混合而成的。坐在被千百种焦虑和恐惧充斥的候诊室里，我愁肠百转。母亲坐在我旁边，嘟囔着“还没到吗”“下一个是几号”，时不时看看自己的就诊号码。
最后，那天还是成了跑检查的一天。先是“今天是几号”“请记住放在这里的东西”等问答形式的记忆力、认知能力测试，之后是血液、脑部等各类身体检查。第二天，母亲又做了一次SPECT，也就是脑功能成像检查。一周后，医院告知了诊断结果——母亲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或许是因为我们到医院之前，先经历了“肯定是病了，想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阶段，听到结果的时候，我心里只有四个字——不出所料。其他可能性被排除得一干二净，反而让我有了一种释然的感觉。母亲只是僵直着身体坐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听着医嘱，嘴里连连称“是”。
医生的意见可以简单概括为两条：“虽然无法治愈，但有些药能够保护神经细胞，促进信息传导，延缓病情的发展。给您开一些药吧。除此以外，从治疗的角度来说，医院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剩下的就是多多参与有助于身体健康的活动，保持良好的情绪。”这病是多么纯粹。正如朋友们建议的那样，当疾病的名称摆在面前，自然就明白能够做些什么了。
我们在医院开了药。此后我要做的事情，就只有在医生照看不到的日常生活中仔细关注母亲的症状，自己分析每种症状的原因，以及研究怎样改善生活才能让母亲过得更加愉快。
母亲曾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甚至从没见她踏踏实实地坐下歇一分钟。她还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命运真是残酷无情，竟然让母亲这样一个人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不要像那样无所事事，不然总有一天会变傻的！”“一定要有兴趣爱好，预防老年痴呆！”世人总觉得凭借一己之力就能避免阿尔茨海默病，但这样的责备在母亲身上完全不成立。总有些事情是人力不可掌控的。
对于怎样才能更好地照顾母亲，家人都无计可施，我只能靠自己摸索和积累经验。下定决心以后，我一改往日否定、无视母亲的做法，开始认认真真地关心她。一方面，这对于我而言是现实可行的；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能够发现其他可以为母亲做的事。
在母亲被确诊之前，我常幻想悲惨的未来。可确诊之后，我发现今天的母亲与昨天相比其实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生活一如往常。认知功能并非急转直下，而是缓慢衰退，时间上绰绰有余。
听到确诊结果后安定下来的似乎不只我一个人。
母亲的表情很镇静。事实上，在我第一次提出去医院的时候，她拒绝了我，并说：“不用担心。哪里不舒服，我最清楚了，还没什么事，别管了。”
可是，此后的一天，母亲忽然挠着头对我说：“真怪呀，小绚，我给你讲讲吧。”随后，她向我讲起了一个梦：“昨天呀，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在小学运动会上玩红白球投篮。那个篮子是黑不溜秋的。大家轮流投球，就我投的是个黑漆漆的球，结果篮子‘嗖’的一下掉下来了。大家都能投进，可是一轮到我，篮子就到处乱跑，投了好多次都投不进。你说怪不怪？”不论自己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命中靶心。用尽浑身解数，目标也无法企及。母亲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的病，但在梦境之中，她也真实感受到了自己与世界的格格不入。
据说梦是人的盲点的映射。纵然白天无数次刻意地告诉自己“我没有病，我没有改变”，但那种捉摸不透的焦虑感依然在人的潜意识中蓄积。做梦时，人的意识偃旗息鼓，这种焦虑便显现狰容。如今已经确诊，也就没有了否定事实的必要，母亲看上去如释重负。
结果出来以后，大家都坦然接受了，既没有愤怒，也没有困惑。母亲终于意识到自己只是得了一种会让人出错的疾病，脸上也略微露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