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其实，修建报恩寺还有一个鮮为人知的秘密。

在晨光微露的紫禁城下，历史的秘密如同被轻纱覆盖的珍宝，等待着有心人的发掘。王玺与龙州人民所修建的报恩寺，其背后隐藏的深意，远远超出了表面上的感恩与祈愿。在这座明初罕见的建筑杰作中，蕴含着对建文帝的深深怀念与纪念，这是一段被岁月尘封，却在民间默默流传的故事。

建文帝，这位大明王朝短暂而神秘的皇帝，他的命运如同紫禁城中的一缕轻烟，虽已消散，却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与遗憾。王玺，作为边疆的土司，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了建文帝改革理想的余温，亦或是出于个人对这位未竟事业的皇帝的敬仰，他巧妙地将报恩寺打造成了建文帝的纪念馆。

在报恩寺的每一个角落，都可能隐藏着对建文帝的纪念与致敬。无论是寺庙的布局、装饰，还是供奉的佛像、经文，都可能蕴含着深意。工匠们在雕刻每一块木头、每一块石头时，或许都在心中默念着建文帝的名字，将他们的情感与敬仰融入了这座不朽的建筑之中。

然而，这段历史在明廷的操控下，被刻意地掩盖与遗忘。王家作为基层的执行者，虽然心中有着对建文帝的敬仰与怀念，但也只能默默地按照朝廷的意愿行事，将这份深情隐藏于报恩寺的砖瓦之间。

报恩寺的建成，对于龙州人民而言，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与信仰的象征。他们或许并不完全知晓其中的秘密，但那份对皇权的敬畏、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在这座寺庙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每当晨曦初照或夕阳西下时分，报恩寺的钟声响起，它不仅是在祈福与感恩，更是在诉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与情怀。

而紫禁城，这座古老的宫殿群，依旧静静地屹立于京城之中，它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更替，也包容了无数边疆土司的忠诚与向往。在它的庇护下，报恩寺的故事得以流传，建文帝的记忆得以延续。这一切，都构成了大明王朝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让后人在瞻仰与探寻中，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震撼与感动。

在深入剖析明政府为何选择“王佥事”（王玺）而非“薛宣抚使”来主持修造报恩寺的任务时，我们可以从胡濙的行事风格、王家的家族背景及声望，以及薛家可能的“野蛮”特质等多个角度进行考察。

胡濙作为朝廷重臣，深知任务执行的敏感性和重要性。报恩寺的修建，不仅仅是宗教文化的展现，更可能涉及到政治稳定、民族和谐等深层次问题。因此，他需要一个既能保证任务顺利完成，又不会引起过多关注的人选。王玺，作为一位出身科举、深受教育熏陶的读书人，不仅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因其家族背景和教育传统而显得尤为合适。王家历来重视教育，培养出众多贤达之士，这样的家风使得王玺在与朝廷和其他读书人沟通时更加得心应手，能够确保任务的顺利进行。

此外，王玺在军事上的卓越表现也为他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认可。宣德年间，他成功平定了松潘少数民族的叛乱，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和谐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一系列的功绩不仅提升了王玺的个人威望，也让他成为了朝廷眼中的得力干将。因此，在需要执行重要任务时，朝廷自然会优先考虑这样一位既有能力又值得信赖的人选。

相比之下，薛家可能因为其“野蛮”的特质而不适合执行此类任务。这里的“野蛮”并非指薛家缺乏文明或教养，而是可能指他们在地方上的强势地位或某些行为方式可能引发不必要的争议和冲突。在胡濙看来，一个过于张扬或可能引发民众反感的人选，可能会给任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因此，他更倾向于选择一个低调务实、能够赢得广泛支持的人选来执行这一任务。

综上所述，明政府选择王玺来主持修造报恩寺的任务，是出于对其个人才能、家族背景、声望以及政治表现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胡濙的低调务实策略与王家的教育传统和王玺的卓越表现相结合，共同促成了这一决定。而报恩寺的建成，不仅成为了龙州地区的一大盛事，也见证了王家对朝廷的忠诚与贡献。

在历史的长河中，1423年的那个夏夜，胡濙与朱棣的深夜长谈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这次秘密会面，不仅标志着建文帝下落之谜的尘埃落定，更开启了明朝后续政治格局的微妙调整。

朱棣，这位以铁血手腕夺取天下的帝王，在得知建文帝已逝的消息后，深知这不仅仅是个人恩怨的终结，更是国家历史需要妥善处理的重大事件。他与胡濙的深谈，是对这段复杂历史的深刻反思与规划，旨在通过一系列措施，彻底了结建文旧账，稳定朝局，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为稳固的江山。

成祖的突然驾崩，以及随后明仁宗、明宣宗的相继继位，标志着明朝进入了“仁宣之治”的辉煌时期。这两位皇帝秉持着与民休息、节俭治国的理念，推行了一系列轻徭薄役、减轻百姓负担的政策，使得国家经济得以恢复，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在这一背景下，皇家对于大型工程的建设显得格外谨慎，力求避免过度劳民伤财。

明宣宗在修建自己的明献陵时，更是身体力行地践行了这一理念。他力主俭朴，注重节约，仅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浩大工程。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勤俭品质，也向天下昭示了朝廷对于国家财政的审慎态度和对民生的深切关怀。

然而，在这样一个国家上下都在倡导节俭、轻徭薄役的时期，龙州却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这并非意味着龙州被朝廷遗忘或忽视，而是由于该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所致。龙州作为边疆要地，其稳定与发展对于国家整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朝廷在对待龙州时，更加注重的是其军事防御和民族关系的维护，而非单纯的经济建设或文化繁荣。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玺被选为修建报恩寺的主持者，无疑体现了朝廷对于王家的信任与重视。王家以科举起家，重视教育，家族中人才辈出，且王玺本人也在边疆平叛中立下赫赫战功，这些都为他赢得了朝廷的青睐。而报恩寺的修建，不仅是对王家忠诚与贡献的肯定，也是朝廷借以彰显其仁政、笼络边疆人心的重要举措。

总之，1423年的那个夏夜之后，明朝的历史轨迹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成祖的遗愿在胡濙等人的努力下得以逐步实现，而“仁宣之治”的出现则为明朝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与稳定。在这个过程中，龙州虽然看似平静无波，实则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为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在1435年，九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登基为帝，改元正统，标志着明朝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与繁荣，国库日渐充裕，这为完成永乐帝朱棣生前未尽的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胡濙，这位忠诚的臣子，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时机，便以少年天子的名义，悄然推动着报恩寺扩建的计划。

四年后的正统四年（1439年），司礼太监王振，作为英宗的心腹，将一道旨意远传至龙州，召唤王玺进京朝觐。王玺抵达京城后，王振以他惯有的圆滑与客套接待了这位边疆重臣。然而，很快他便将话题引向了报恩寺的扩建上，似乎这一切都在按照某个既定的剧本进行。

王振说：“现在的报恩寺是不是太小了？”王玺看了看这位权势熏天的太监，也不知道对方卖的什么药，只好顺着说：“是太小了，当时胡大人就说小。”

王振听后，便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说辞，向王玺传达了英宗的意愿，“那你见到了皇上，就说：自己‘受命于朝，世守斯土，与国同休，恩至渥也’，想在龙州建造一座大的报恩禅院，‘保障遐方’，‘祈国永宁，祝延圣寿’”。

希望他能以“受命于朝，世守斯土，与国同休，恩至渥也”为由，在龙州建造一座规模宏大的报恩禅院，以“保障遐方”，并“祈国永宁，祝延圣寿”。

王振自然不知这背后的复杂政治与情感纠葛，他只是忠实地执行着上级的命令，将这段说辞一字不落地传达给了王玺。而英宗，在接到王振的汇报后，也并未深究其中的真正含义，只是顺水推舟地下了旨意，特许王玺进行报恩禅院的扩建，并以“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为由，打破了常规。

然而，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其中的微妙之处。报恩寺的扩建，其背后的深意远非简单的感激与回馈所能涵盖。它更像是朱棣对建文帝遗憾的一种间接表达，是对天命、正统的深刻反思与自我救赎。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朱棣还是后来的胡濙，都未能找到一种完美的方式来传达这种复杂的情感与思想，最终只能以一块碑名与内容并不完全相符的石碑来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

而对于王玺来说，他更像是一个被历史选中的执行者，忠诚地执行着上级的命令，却未必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他如同一个机器人一般，按照既定的程序与要求，开始了报恩禅院的扩建工程，将这段复杂的历史纠葛以一种具体而实在的形式呈现在了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