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如果认为成为了土司，龙州就是王家天下了，是完全的误解。“土司”或“土官”者，是说某家人可以世袭某个特定的职位。

土司制度，作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核心在于通过授予地方少数民族首领以世袭官职，来维护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间接统治。然而，这种世袭并非无条件、无限制的。每届土官的袭职，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严格审核与批准，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皇帝的圣旨。这些圣旨，虽然文字简练，但其所承载的意义却极为重大，它们不仅是土官袭职合法性的象征，更是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控制的重要手段。

在公元13世纪初的浩瀚历史长河中，成吉思汗的铁骑如同不可阻挡的洪流，席卷了蒙古高原，将分散的部落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随后更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随着蒙古帝国的疆域不断扩张，西夏与金国的相继覆灭，其势力如日中天，逐渐逼近了相对安定的南宋王朝，如同一道阴影笼罩在江南的繁华之上。

南宋末年，风雨飘摇之中，朝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蒙古大军蠢蠢欲动，意图从多个方向突破南宋的防线。尤其是阴平古道这条险峻的通道，一旦失守，蒙古铁骑便可长驱直入四川腹地，对南宋造成致命打击。为了捍卫疆土，南宋朝廷采取了果断措施，于1226年在战略要地——平武县南坝，设立了龙州白马寨、白草寨、木瓜寨三寨长官司，以期通过这一前沿阵地，有效阻遏蒙古的南下之势。

而担任这一重任的，便是来自江南扬州府兴化县的进士王行俭。他不仅学识渊博，更有着非凡的胆识与谋略，被朝廷寄予厚望。王行俭被任命为长官司长官，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更是朝廷对其家族忠诚与勇武的信任。为了激励王行俭及其家族坚守阵地，朝廷还赐予了他们子孙世袭的特权，这一决定，标志着王行俭家族正式成为了统治平武及北川关外地区的土司家族。

这种父传子、子传孙，其家族世代拥有统治权的官员被称为土官或土司，王行俭由此成为统治平武及北川关外地区的第一个土司。

王行俭上任后，立即着手加强边防建设，整顿军备，同时积极与当地各民族建立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与协助。在他的治理下，龙州三寨逐渐成为了抵御蒙古入侵的坚固堡垒。王行俭以其卓越的智慧和领导力，不仅保卫了领土的安全，更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使得这片土地在动荡的时局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繁荣。

在王行俭受命守护龙州三寨的第八个年头，即公元1234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金国在蒙古铁骑的猛烈攻势下，终于走到了尽头。蔡州的城墙上空回荡着金哀宗绝望的叹息，随着他生命的终结，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王朝就此陨落。这一消息，如同一道惊雷，不仅震撼了北方的天空，也让南宋的君臣们心中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次年，蒙古帝国并未因金国的覆灭而停下脚步，他们的目光已经锁定在了更加富庶的南宋身上。1236年，蒙古大军如同黑色的潮水，再次汹涌而来，目标直指南宋的心脏地带。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皇子库端亲自率领，沿着汉中、阳平关、广元、剑阁的路线，势如破竹地向成都逼近；另一路则由大将安笃儿指挥，从甘肃出发，穿越阶州、文州、松潘、茂州，意图与库端在成都会师，形成合围之势。

尽管石泉军（驻地在今禹里）和龙州并未直接遭受蒙古军的攻击，但它们却恰好位于这两条进军路线的交汇之处，成为了蒙古军潜在的下一个目标。这种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两地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威胁。王行俭深知，一旦蒙古军决定继续南下，龙州三寨将成为他们无法绕过的障碍。

面对这样的危机，王行俭没有选择退缩或逃避。他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与责任，不仅关乎个人的荣辱，更关乎整个南宋的安危。于是，他迅速调集兵力，加固城防，同时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共同抵御蒙古的威胁。他还积极发动民众，组织起一支支民兵队伍，让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保卫家园。

然而，蒙古军的强大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撼动。王行俭深知，仅凭一己之力难以长久支撑。幸运的是，南宋朝廷并未忽视这一地区的防御工作。他们派遣援军、调拨物资，给予王行俭及其部队以坚定的支持。在内外夹击之下，蒙古军虽然势如破竹，但在龙州三寨面前却遭遇了顽强的抵抗。

最终，蒙古皇子库春的突然死亡成为了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得知这一消息后，蒙古军内部出现了短暂的混乱与动摇。他们担心继续深入南宋腹地会遭遇更大的风险与损失，于是决定放弃对成都的围攻，转而北撤。这场危机四伏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但王行俭及其家族守护龙州三寨的传奇故事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公元1251年，蒙古帝国迎来了新的君主——蒙哥（宪宗）的登基。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继承了先祖的遗志，将目光投向了南方的南宋王朝，誓要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于是，大规模的战争阴云再次笼罩在南宋的天空之上。

1258年，蒙古帝国的铁骑再次轰鸣，蒙哥皇帝亲自率领主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地杀向了四川。成都、彭州、汉州、怀安、绵州等地，以及威州、茂州等少数民族部落，在蒙古军的强大攻势下纷纷投降，整个四川似乎已然失去了抵抗的意志。

然而，在这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之中，却有一股力量依然坚守着阵地，那就是龙州。当蒙古的使者带着招降的旨意来到龙州城下时，镇守此地的宋将王德新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投降。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震惊了所有关心龙州命运的人。

但就在这片绝望与混乱之中，有一个人却如同磐石般屹立不倒，他就是龙州三寨长官司的长官王行俭。面对四邻皆降、孤立无援的绝境，王行俭没有选择放弃，而是按照抗元名将余玠的精心部署，毅然决定将治地由平武县南坝迁至更为隐蔽且易守难攻的雍村（今江油市大康），并在此地另建新城，继续抵抗蒙古的入侵。

大康之地，背倚匡山，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王行俭的这一战略转移，不仅巧妙地避开了蒙古军由阴平道入蜀的正面攻击，还为自己留下了一条后路，确保了在最坏情况下也能保存实力，继续抗争。

在新建的城池之中，王行俭与手下的将士们同甘共苦，誓死守卫这片土地。他们深知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也明白这场战争的残酷与艰难。但正是这份坚定的信念与不屈的精神，让他们在面对蒙古铁骑时依然能够挺起胸膛，展现出中华民族应有的骨气与尊严。

王行俭的故事在后世传为佳话，他成为了人们心中不屈不挠、勇于抗争的象征。而他的事迹也告诉我们：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与多么艰难的困境，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的信念与不屈的精神，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与挑战。

公元1262年，南宋王朝已至风雨飘摇之际，大片国土沦陷，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宋理宗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决心，他任命了临邛的进士薛严前往辖区已大部沦陷的龙州担任知州，与王行俭并肩作战，共同守护这片最后的疆土。

薛严，一位才华横溢、心怀家国的文人，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深知自己此行所肩负的使命不仅是保卫龙州，更是为了南宋的尊严与希望而战。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龙州的征途，与王行俭一同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薛严与王行俭携手并肩，共同抵御蒙古军的进攻。他们利用龙州地形的优势，灵活布置防线，多次击退蒙古军的侵扰。薛严的智勇双全与王行俭的坚韧不拔相得益彰，使得龙州成为了蒙古军难以逾越的屏障。

1265年，南宋朝廷为了表彰薛严与王行俭在守土抗敌方面的卓越功勋，特赐薛严为龙州世袭土知州。这一殊荣不仅是对薛严个人能力的认可，更是对龙州军民长期坚守与牺牲的肯定。从此，薛氏家族便与王姓土司一样，世代相袭，在平武地区维持了长达700多年的土司统治。

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追述龙州薛姓土司的历史渊源时，便特别提到了薛严因在龙州“捍卫有功而得世袭”的史实。这简短而有力的评价，不仅是对薛严个人功绩的肯定，更是对龙州军民不屈不挠、勇于抗争精神的颂扬。

然而，历史的车轮终究无法逆转。随着南宋都城临安在1276年的陷落，南宋王朝也走向了覆灭的深渊。面对这不可抗拒的历史大势，薛严与王行俭虽然心有不甘，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顺元王朝。他们在雍村的龙州新城中放下了武器，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抗蒙斗争。

尽管南宋王朝已经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但薛严、王行俭以及龙州军民们的英勇事迹却永远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与领土的完整，成为了后世传颂的英雄与楷模。

后世对龙州第一代土司薛严与王行俭的政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以“开疆拓土，兴学化夷”八字概括，既认可了他们在领土扩张上的贡献，也赞扬了他们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努力。这两位汉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不仅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教育理念带到了边陲之地，还通过实际行动促进了汉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开疆拓土”这一成就，虽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个人及家族利益的驱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客观上推动了龙州乃至周边地区的开发与发展。王行俭为了抗击蒙古军，在江油大康建立龙州新城，不仅增强了防御能力，还顺势将领地向南面扩展，这无疑是“开疆拓土”的具体体现。同时，他也可能利用堵塞蒙古军入蜀通道的机会，进一步向西南方向扩张，占领了如陈家坝、曲山、擂鼓等地。这些地方在后来的行政区划中虽然被划归邻县管辖，但其历史渊源与土司时期的扩张行为密不可分。

值得注意的是，王行俭等人的扩张行为并非毫无章法，而是基于一定的战略考量与地理条件。例如，他们可能利用了当地的地形优势，以及蒙古军可能的进攻路线来规划扩张区域。此外，他们还可能通过加强与周边少数民族部落的联系与合作，以巩固新占领的领土。

至于“兴学化夷”，则是薛严与王行俭更为深远的贡献。他们深知教育对于提升民族素质、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因此不遗余力地在辖区内推广汉文化教育。这不仅提高了当地人的文化水平，也促进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龙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薛严与王行俭作为龙州第一代土司，其政绩不仅体现在领土扩张上，更体现在文化教育等更深层次的领域。他们的努力与贡献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也为龙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