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夏政权的统治并未能长久。1371年，朱元璋派遣明军攻入四川，统一了该地区。在明军由阴平入蜀的过程中，龙州土司薛文胜和王祥均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大局观，他们选择率众归附明朝，从而保住了龙州土司的世袭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明朝在四川的统治稳固，龙州地区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元帅府被撤销，薛、王土司的元帅、副元帅之职也随之消失。

王祥的仕途生涯虽然短暂，但他所担任的龙州元帅府副元帅和管军副元帅这两个职务，却见证了龙州地区从元朝到大夏、再到明朝的政权更迭与历史变迁。他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的荣辱兴衰，更是龙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通过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土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在不同政权下所展现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现存的《土官底薄》记载了袭职情况。王祥，洪武四年，投降。七年，除授龙州判官。故。男王思民，十六年赴京朝覲，当年十一月袭职，患疾。男王真，永乐三年十二月奉圣旨：既患眼疾，准他替了，钦此。故。无嗣。弟王智男王崇政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奉圣旨：照例，钦此。故。王玺系王思民庶长男，宣德三年十二月奉圣旨：准他袭，钦此。由此可见，每届土官袭职都必须得到皇帝的允准，尽管圣旨的内容十分简单，有走过场的感觉。

从王祥的投降与授职，到王思民、王真、王崇政，再到王玺，每一代土官的袭职都伴随着复杂的政治程序与皇帝的最终裁决。这种制度设计，既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重视与关注，也确保了土官职位的传承能够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与边疆的稳定大局。

因此，说龙州是“王家天下”，显然是对土司制度的一种片面理解。实际上，土司制度下的土官，虽然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与特权，但他们始终是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代理人与守护者。他们的行为必须受到中央政府的监督与制约，他们的权力也必须服务于国家的统一与边疆的稳定。只有这样，土司制度才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与价值。

四川地区土司历史悠久，至今仍保存有大量的土司文化遗产，涉及碉楼、官寨、衙署、寺庙等诸多类别。明代的四川地区，土司数量多，分布广，四川境内就有军民府六、安抚司一、宣抚司一、宣慰司三、招讨司三、长官司三十、卫一、府四、州十九、县三，例如平武县的龙州土司、屏山县的平夷长官司、宝兴县的穆坪土司等等。

平武王氏土司作为龙州土司中出现最早、消失最晚的土司家族，他们不仅历经了宋、元、明、清、中华民国等历史时期，还经历了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等四川地方政权，同时还与周洪谟、杨慎等四川历史名人发生过交集，在四川土司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明代龙州土司制度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正是该时期边疆治理特色的生动体现。确实，龙州并非王姓土司一家独大，薛姓、李姓、康姓等家族同样在这片土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同维系着边疆的稳定与繁荣。

薛忠义率军平定番人叛乱后，被任命为龙州宣抚司宣抚使，并世袭该职，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土司制度在边疆治理中的灵活性与实效性。宣抚使作为宣抚司的最高级别官员，不仅承担着维护地方治安、调解民族纠纷的重任，还代表着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权威与关怀。

《建祐圣宫碑记》和《敕修大报恩寺功德记》中的署名排位，则进一步揭示了龙州土司制度内部的权力结构与等级秩序。王氏作为龙州宣抚司佥事，其署名排在宣抚使薛氏和宣抚副使李氏之后，这既是对薛、李两家在龙州地区影响力的认可，也体现了明代官僚体系中严格的等级制度。佥事作为中级官员，虽然级别不低，但在权力与地位上仍逊于宣抚使及其副手。

此外，明代都指挥佥事、卫指挥佥事与宣抚司佥事之间的级别差异，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明代官僚体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宣抚司佥事作为正六品官员，在宣抚司内部扮演着执行与监督的重要角色，他们的存在确保了宣抚使及其副手的决策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与执行。

综上所述，明代龙州的土司制度是一个由多个家族共同参与、相互制衡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家族根据其历史贡献、军事实力及政治地位等因素，获得了不同的官职与权力。而土司们则通过维护地方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及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等方式，共同维系着龙州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在那风云变幻的14世纪末年，大明王朝如同晨曦中破晓而出的第一缕阳光，以其不可阻挡之势，照亮了华夏大地，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公元1368年，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朱元璋，这位出身贫寒、却胸怀天下的布衣天子，在南京应天府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元洪武，标志着明朝这一伟大王朝的正式建立。

随着大明王朝的崛起，其影响力迅速辐射至四面八方，即便是偏安西南一隅的龙州，也未能逃脱这历史巨轮的席卷。龙州，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摇篮，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底蕴，使得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明朝的统治下，龙州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明朝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通过设立土司制度，有效地维护了龙州地区的稳定与安宁。土司们作为地方上的领袖，既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又需向朝廷效忠，这种特殊的政治安排，既体现了明朝政府的灵活治理策略，也促进了龙州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明朝国力的不断增强，龙州也逐渐成为了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汉族的农耕技术、文字教育、宗教信仰等逐渐传入龙州，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同时，龙州的土特产如茶叶、药材、马匹等也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原，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物资交流与贸易繁荣。

然而，龙州的历史并非一帆风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龙州也曾经历过战乱与纷争。但正是这些挑战与磨难，锻造了龙州人民坚韧不拔、勇于抗争的精神品质。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守护着这片古老的土地，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

龙州，这片被壮丽山川环抱、民风淳朴的土地，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典范，然而，土司林立的现状也让它成为了政治局势中的一块敏感地带。薛文胜，作为龙州土知州，他不仅是这片土地上的最高统治者，更是万千百姓的守护者。面对新朝的建立，他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未知未来的忐忑不安，也有对龙州能够在新时代中繁荣发展的深切期待。

而王祥，这位薛文胜麾下的智囊，更是龙州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目光如炬，能够穿透重重迷雾，洞察天下大势。在王祥的心中，龙州的未来不应仅仅局限于现状，他渴望为这片土地开辟一条通往繁荣与和平的康庄大道。

洪武四年，春寒料峭，万物复苏之际，王祥肩负着重任，踏上了前往应天府的征途。他身着朴素，却难掩其非凡气质；怀揣密信，承载着龙州百姓的期许与薛文胜的信任。一路上，他穿越崇山峻岭，历经千辛万苦，但心中那份为龙州争取更好未来的信念却愈发坚定。

沿途所见，百姓们对新政的渴望如同春日里的小草，虽经寒冬却仍顽强生长。同时，他也听闻了各地起义被大明军队一一平定的消息，这些消息如同一剂强心针，让他更加确信自己此行的意义非凡。

终于，王祥抵达了繁华的应天府。在这里，他凭借过人的口才与智慧，成功觐见了大明皇帝朱元璋。面对这位开创了一代盛世的君主，王祥没有丝毫的畏惧与紧张，他从容不迫地陈述了龙州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以及薛文胜愿率全族归附的诚挚意愿。

朱元璋听后，龙颜大悦。他被王祥的真诚与才华所打动，更对龙州百姓的忠诚与渴望表示了高度的赞赏。于是，他挥毫泼墨，御笔亲书一道圣旨，承诺只要龙州能够助明军平定四川地区的叛乱与不安定因素，朝廷必将论功行赏，确保薛文胜及其后世的土官之位得以世袭传承。

这道圣旨的颁发，不仅是对龙州归附行为的肯定与奖励，更是对龙州未来发展的美好期许与承诺。王祥深知此行的成功对于龙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意义重大，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耀与责任返回了龙州，准备与薛文胜一道迎接新的挑战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