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长篇白话章回小说的经典之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座巍然屹立的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数百年来，它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广泛流传。如今人们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并称为“四大名著”。
《水浒传》这部小说以北宋徽宗年间社会文化为背景，在宋江起义这一历史事件基础上演绎而成。宋江领导的起义在史书上仅有零星记载，如《宋史·徽宗本纪》载，宣和三年（1121）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1]。该事又见于《宋史》的《侯蒙传》《张叔夜传》等，但都比较简略。根据这些记载，宋江等人的声势远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么大，但是这些记载却为小说提供了历史依据。
梁山好汉们的故事主要是在民间流传的，如南宋后期，文人周密在其《癸辛杂识》里记录了画家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在《赞序》中，龚开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2]还有罗烨《醉翁谈录》一书中记录了一些当时的话本小说名目，其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单篇话本。元朝初期不知作者姓名的话本小说《大宋宣和遗事》包含了缀合在一起的梁山泊宋江等人故事，这也被一些学者视为《水浒传》最初的蓝本。这些零星的文献记录似为冰山一角，它们说明宋末元初时期，水浒故事已经成为民间艺人讲唱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后，又陆续出现了一批“水浒戏”，如《双献头武松大报仇》《梁山泊李逵负荆》《张顺水里报冤》等，这些作品又进一步丰富了水浒故事的素材。在流传的过程中，经过一些文人和民间艺人一次次加工、整理，故事情节越来越曲折，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涉及的人物也逐渐多了起来。到了元末明初，施耐庵就以这些传说、话本、戏曲为基础，进行重编再创作，完成了这部脍炙人口的《水浒传》。
据明嘉靖刊刻的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3]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本子，有明嘉靖郭勋残本和明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本，均作“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这说明罗贯中又在施耐庵的基础上对这部书进行了加工。罗贯中与施耐庵大约是同一时代的人，不过由于历史上缺乏记载，这两个人的生平事迹和他们进行创作的具体情况，都已经很难考证了。
《水浒传》历史版本比较复杂，大体而言，可以分为简本和繁本两个系统，回数也各有不同，有100回、114回、120回等。简本叙事简略，文字比较粗糙；繁本叙事详细，文字较为整饬。
目前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水浒传》有100回、120回、70回本三种。据今人研究，100回本出现较早，120回本是明代出版商为了提高吸引力，在100回本的基础上“插增”了征田虎、平王庆两个故事（即第91回至第110回）。明末清初，又有著名的文人金圣叹将《水浒传》删为70回本。金圣叹宣称前71回的内容系施耐庵原本，71回以后的内容乃罗贯中所续的“恶札”（《水浒传》作者单署“施耐庵”主要受此影响），于是他将71回大聚义、排座次以后的内容全部删去，另编了一个卢俊义惊噩梦、梁山好汉被一网打尽的情节作为结局，同时把第一回改为“楔子”，还对文字（尤其是涉及宋江的描写）进行了删改润饰，这就是《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贯华堂刻本较为著名）。该书影响很大，大概是清代流行最广的《水浒传》版本。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以金圣叹删节本为基础的71回《水浒》整理本。该整理本把“楔子”改为第一回，删去金圣叹所加的“卢俊义惊噩梦”尾巴，仍以梁山英雄排座次作为结束，并对文字做了校订注释。自此《水浒》这个本子成为风行二十多年，读者广泛阅读的版本。至1975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以繁本系统的代表性版本明万历年间杭州容与堂刻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为底本的《水浒传》整理本。自此之后，该整理本取代《水浒》，成为广大读者阅读《水浒传》的主要版本。
《水浒传》的版本虽多，但是该书“乱自上作”“逼上梁山”的主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小说以非常生动的笔墨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江湖好汉被逼落草，与朝廷针锋相对做斗争，后来妥协，接受招安，并为朝廷征战，最后凋零、被害的整个过程。它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热情歌颂了英雄好汉们的反抗精神和忠义之忱，塑造了一大批英雄好汉的光辉形象，形象生动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过程以及他们抗争事业最后归于失败的内在原因。
什么是“乱自上作”？简而言之，就是统治阶层胡作非为，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对下恣肆刻剥，视百姓如草芥，社会因此失去了公正，底层百姓备受欺凌，生计维艰。小说对此做了充分的揭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高俅、蔡京。虽然朝中也有赵鼎、宿元景等贤明之臣，但真正左右中枢朝政的是蔡京、高俅等奸臣。
高俅本为东京一个破落户的浮浪子弟，早年游手好闲，在东京几乎难以生存，后来以踢毬受到宋徽宗喜爱，做到了殿帅府太尉。一般而言，德才配位是比较理想的政治生态，但是高俅的高升，不是因为他有良好的德行素养和优秀的政治、军事才干，而是因为毬踢得好。这就说明宋徽宗时期，朝廷选官用人制度已然堕落腐败！高俅的为人怎样呢？小说描写了他对王进的报复，对林冲的陷害，其人可以说是睚眦必报，用心险恶，且手段毒辣。尤其在其养子高衙内侵害林冲这件事情上，他不管束己子，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迫害林冲，必要取林冲性命。
蔡京是另一个“典型”的贪官。“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最有权势。”（第十二回）于是他提携自己的女婿梁世杰（梁中书）为大名府留守。“江州是个钱粮浩大的去处，抑且人广物盛”（第三十七回），于是，他就把知府的位置给了自己的儿子。如果这两个人有才能，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举贤不避亲，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他们并非如此，他们不仅不称职，而且非常腐败。小说里写到，梁中书为了给老丈人庆寿，每年都要“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京师”（第十三回），而这些钱只能是搜刮民脂民膏而来，实属贪腐之财，不义之财。这都是蔡京滥用职权、损公肥私的表现。
“乱自上作”不仅表现在中央高层官员中，地方官员以及地位更低的胥吏阶层也是如此。典型的例子就是孟州道的张团练、张都监，他们收受蒋门神钱财，串通一气，设计陷害武松。张团练、张都监皆是中下级武官，他们竟能做如此瞒天过海的案子，可见地方吏治之黑暗。还有高唐州殷天赐侵占柴皇城的花园一案，也同样表明当时的地方吏治十分黑暗。
如果说，地方官是“乱”的主体，那么胥吏则应算作他们的帮凶群体，董超、薛霸堪为代表，这两个防送公人毫无道义可言，在押送林冲时，折磨林冲并要结果其性命；后来押送卢俊义时，依然如此。由此可见，“乱自上作”绝不是一句空言，而且统治阶层的腐败具有传递性，呈现为由上至下的系统性腐败。官府作为社会权力的主体，本来负有主持正义的职责，如今官员们不仅不主持正义，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老百姓备受压迫、刻剥，在这种情况下，梁山好汉站出来伸张正义，就显得极为可贵。这是梁山好汉起义抗争具备“正义性”的根源所在。
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卷入被压迫的状态，认命的，背井离乡，如王进；不认命的，家破人亡，逼上梁山。所以“乱自上作”与“逼上梁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有“乱自上作”，必有“逼上梁山”。
在被逼上梁山的众多好汉中，林冲的经历最为典型。他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不错的工作、美满的家庭，所以他比较安分守己，即使被陷害，也没有想过要激烈反抗。在小说中，高衙内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他的妻子，他忍了；中了高俅的圈套，被发配沧州，他忍了；野猪林被害，差一点儿丧命，他又忍了；到了沧州，他还准备继续忍下去。但是，高俅父子为了谋害他，竟然直接派人到沧州火烧了大军草料场，要把他活活烧死。这个时候他才醒悟，自己不死，高俅是绝不罢休的，于是他才愤而反抗，手刃仇人（高俅的亲随陆谦、富安），上了梁山。这一路陷害的手段简直令人窒息。此外还有宋江、杨志、柴进，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地位都不算低，但在那种社会生态下，他们的个性和生活理想，注定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有些好汉尽管不愿意“落草”，但最后还是同意留在梁山，原因何在？宋江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第五十八回）反对贪官污吏，等待政治清明，届时再出来为朝廷做贡献，这是最具说服力的理由。
与他们相比，老百姓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这自然是个问题。阶层尖锐对立，人心思动自然就会产生。石碣村的三阮的思想堪为代表。吴用到梁山泊边石碣村游说三阮，阮小二说：“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突，千万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没事。我弟兄们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带挈我们的，也去了罢！”阮小七说：“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第十五回）阮氏兄弟是石碣村普通的渔民，代表了社会底层百姓的心态。我们再看李逵，作者把他塑造为个性极为粗暴又极为单纯的人物，他的造反精神简单、直露，绝不愿意妥协。他上梁山，没有丝毫的勉强。上了梁山之后，他的要求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第六十七回）。所以一听说要招安，便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第七十一回）一脚把桌子踢得粉碎。在这个人物的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下层人民对社会黑暗近乎歇斯底里的反抗。李逵这个角色，既体现了小说家对人物性格多样性的呈现，同时也寄寓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深刻批判！总体来说，梁山好汉是当时社会最有血性之人汇聚而成的抗争集团。
从叙事上来看，小说不仅描写了一个个英雄好汉“逼上梁山”或落草在其他山头的命运轨迹，同时还写了他们多种多样的集体行动。上梁山之前，有晁盖、吴用等人的智取生辰纲；还有宋江、花荣连同清风山燕顺、王英等大闹青州道；还有梁山好汉、江州豪杰联合劫法场，等等，各路群雄如百川归海，逐渐汇聚到梁山泊，形成规模宏大的大聚义。
小说第七十一回书写梁山好汉大聚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八方共域，异姓一家”（见120回本，第七十一回）的理想此刻终于实现，他们还竖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他们的抗争事业到达了最高潮。这个时候，梁山的未来之路也成为一个紧迫的需要思考的问题。众所周知，小说的情节是在首领宋江的主导之下，梁山好汉走向了接受“招安”的道路。
为什么要接受“招安”？这既跟时代思想相关，又跟宋江这位灵魂人物的人生经验有关。首先，就时代思想而言，那个时代的起义结局无非三种，一是被强大的统治集团消灭；二是取旧王朝而代之，建立新王朝；三是接受“招安”。第一种情况，小说中描写的方腊势力，结局就是如此。关于后两者的选择，从梁山好汉们的言行来看，大家的思想其实是有分歧的，李逵、武松、鲁智深反对招安，尤其李逵，表现得特别激烈，他选择第二种方案，即反抗到底，取而代之。其他梁山英雄的立场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但小说中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如第十九回中阮小五所唱的歌谣为：“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此外，结合史进、李应、朱仝、呼延灼、关胜、卢俊义等人上山的经历，他们内心深处都有抵触“落草”的情绪。所以从根本上讲，他们或许比较认同阮小五歌谣所表达的思想，皇帝是好的，官员是坏的，反对酷吏赃官，并不反对宋徽宗（实际上，宋徽宗之昏聩也是有目共睹的）。
宋江是主导“招安”的灵魂人物。他本是胸怀壮志的郓城县押司，因失手杀了阎婆惜，流亡在外，最后被抓，刺配江州，有志难伸，情思抑郁，醉后流露真情，在浔阳酒楼题写了不甘落魄以终的诗词，结果被心术不正的黄文炳拿去作为政治投机的资本，差点在江州被就地正法。梁山好汉与江州豪杰共劫法场，宋江幸免于难，这才走上梁山。察其初心，宋江有为国建功立勋之心，只是他出身胥吏，这在当时的官僚体制中，注定要沉沦下僚。他没有向上晋升的通道，于是他转向江湖，“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第十八回）。他的人格魅力确确实实征服了很多人。从思想根源来看，宋江是根本不会彻底与朝廷对立的，忠义思想在他的心中铭刻了很深的烙印。
宋江的招安思想也不是上梁山之后才有的，在此之前既已如此。如第三十二回中，武松打算到二龙山落草，宋江劝勉他，“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徐宁被赚上山时，宋江安慰道：“见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第五十六回）后来在与呼延灼交战时，也提到招安的话题，等等，这种情况屡见。直到大聚义，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竖立“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诸位英雄盟誓，“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第七十一回）。“招安”从此正式成为梁山好汉集体行动的指导思想。总体来看，这部小说前七十回内容主要展现了四海皆兄弟的“义”，后三十回内容主要展现了保境安民的“忠”，合起来便是“忠义”。
这样看来，“招安”似乎是梁山好汉的必由之路，但也必然是悲剧之路。因为当时的政治已经从根本上腐坏，小说也揭露了梁山好汉重新进入体制的困境，在和平的环境中，他们不仅一无是处，反而是奸臣们重点防范的对象。因此，他们宁愿选择在外征战。征战中，他们取得了重大的功勋，却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他们还是没能摆脱蔡京、高俅等人的摆布与陷害，最终以凋零结束。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性，因为这种局限性，无论是普通人还是英雄豪杰，他们个体生命的结局都是非常残酷的，这就是悲剧性。
《水浒传》杰出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它为我们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金圣叹曾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4]金圣叹所说虽然略有夸张，但小说中具有鲜明的性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确实很多，如林冲、鲁智深、武松、宋江、李逵等。当代著名小说家毕飞宇也曾说：“李逵和林冲这两个人物的写作难度是极高的，在《水浒》当中，最难写的其实就是这两个人。——写李逵考验的是一个作家的单纯、天真、旷放和力比多，它考验的是放；写林冲考验的则是一个作家的积累、社会认知、内心的深度和复杂性，它考验的是收。施耐庵能在一部小说当中同时完成这两个人物，我敢说，哪怕施耐庵算不上伟大，最起码也是一流。”[5]这是小说家的将心比心之论，他高度赞扬了施耐庵（包括罗贯中）的塑造人物的能力与成就。不仅主要人物写得好，就算是次要人物，作者着墨不多，却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如牛二在全书中只出现了一次，但就是这寥寥几笔，一个“滚刀肉”的形象便鲜明地立在我们面前了。有些人物，虽然属于同一类型，但却各有特点。比如鲁智深、武松、李逵都是粗豪狂放之人，但同中有异，各具面目。
《水浒传》塑造人物的高超艺术与其特殊的内容结构存在一定关系。总体来看，其内容结构是先分后合，前七十回又以“链式”结构为主，即众多主要英雄人物以串联的方式先后出场，如由史进引出鲁智深，由鲁智深引出林冲，由林冲引出杨志，等等。各个人物具有相对独立的故事单元。这为人物描写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施展空间，例如写武松就用了十回，内容充分，人物刻画集中有力，笔法细腻。第七十一回以后，改为以事件为主，人物形象刻画退居次要位置。
《水浒传》的艺术是综合的，涉及各个方面，除了人物形象，还有人物语言、叙事手法，等等。此不一一展开论述。
《水浒传》问世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少小说、戏曲、说唱文学都曾从中取材或获得借鉴，并且还有一些续作。在明、清两代，甚至有一些农民起义军从中汲取经验，把它作为军事斗争的教科书。如明代崇祯年间左懋第曾经奏报：“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此地）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这也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警惕，并将其查禁。清代官方也有屡次查禁该书行文。乾隆年间，福建官员胡定上奏：“阅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他建议：“将《水浒传》毁其书版，禁其扮演，庶乱言不接，而悍俗还淳。”清高宗随后颁旨：“《水浒传》一书，敕下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将《水浒》一书，一体严禁。”（江西按察司衙门编《定例汇编》卷三）[6]以上是官方层面的，此外还有一些卫道士对这部小说也充满了仇视，其中明代晚期的田汝成说：“《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7]“子孙三代皆哑”纯属子虚乌有的恶意中伤。清代的俞万春也不满《水浒传》鼓吹“犯上作乱”的描写，于是创作了《荡寇志》一书，“由七十一回起，直接《水浒》，又名之曰《结水游传》，以著《水浒》中之一百单八英雄到结束处，无一能逃斧钺。俾世之敢于跳梁，借《水浒》为词者，知忠义之不可伪托，而盗贼之终不可为。其有功于世道人心，为不小也。”（《荡寇志·续序》）[8]这些反面的例子也充分彰显了这部小说所拥有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不过，这部小说毕竟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产物，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如前文提到的忠义思想，有些就显得勉强，甚至是“愚忠”；书中还有不少地方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有些场面描写过于血腥；作者的女性观也是不可取的，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阅读时做“批评性”的理解。金无足赤，瑕不掩瑜，尽管有一些不足，《水浒传》仍不失为一部文学巨著。
[1]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7页。
[2] 〔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续集上《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5页。
[3] 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卷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1页。
[4] 金圣叹撰《读第五才子书法》，见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5] 毕飞宇《“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见其《小说课（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第2版，第28页。
[6] 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卷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41页。
[7] 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卷六，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4页。
[8] 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