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是驱动产业经济发展创新的密钥。激活经济创新的潜力，关键在于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支持、鼓励科技型企业发展。所幸当时政府也意识到，需要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从宏观上制定了科学技术为振兴经济服务、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等方针和政策。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推动科研机构转轨改制的热潮，各地纷纷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结合，减少对科研人员的束缚。

张福森的《中关村改革风云纪事》一书记录了当年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名年轻工程师纪世瀛的感言：

希望此生能做成大事业，报效自己的国家……面对当时中国经济的落后局面，我们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间紧迫感。作为中华学子，眼看着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围墙内现代化设备齐全，新技术成果累累，而围墙外却还是那种刀耕火种、人扛马拉的小农经济，农田贫瘠，农舍荒凉。这种鲜明的对比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急于把科技成果转化为财富，为祖国贡献力量。我们立志要冲破旧的科研体制的束缚，建立新的机构。

这段心路，颇有宋江“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的意味。不过纪世瀛是幸运的，他后来与陈春先一道，创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从事科技咨询和技术产业化探索，最终成为北京中关村第一家科技开发实业机构。而后，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在中关村下海经商，使这个“中国硅谷”初见雏形。

中关村之外，全国各地有志于科技创业的人士通通跃跃欲试。诸如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海外学成归国的人员，以及完全凭借自身的市场敏感性从传统行业转向科技产业的私营企业主，他们以自筹资金、资源组合、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营形式，创办了一大批民营科技企业。

到1987年，全国民营科技企业已达15000家，其中为大众所熟知的有北京的联想、北大方正、四通、时代、用友，深圳的华为，西安的海星，河南的思达，成都的希望，等等。

随着科技型企业走向历史舞台，企业研发支出快速增长，技术交易活动愈发活跃，经济效益显著提升。为了让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类要素更高效地得到利用，“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模式成了一个理想的选项。

1988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划定以中关村为中心的100平方公里范围为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并给予其18项优惠政策。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花落中关村。

1991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更大规模的高新区建设由此展开，当年批准建设26个，1992年再度新增批准建设25个。

那个时代的中国企业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技术基础薄弱，参与国际分工时往往只能屈居产业价值链的底端。中关村也不例外，园区内的企业多是以贸易起家，逐渐形成工业制造能力，进而寻求技术上的突破。这在当时还引发了一场“贸工技”与“技工贸”的争论。

事件的主角是联想的时任总裁柳传志和总工程师倪光南。倪光南主张技术研发优先，主攻电子芯片，将掌握核心技术视为企业的使命。而柳传志坚持生存至上，主张发挥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扩大生产规模，打造自主品牌。最后，柳传志的“贸工技”策略得到施行，联想也确定了先从事贸易加工后稳步做大做强的路径。

“贸易”“制造”与“技术”何者为先，其实还得由市场决定。毕竟创业就是一场幸存者的游戏，那些能够活下来的企业，通常不是最强大的，而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

高新技术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至少，“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这一论断在40多年前的中国被各方力量一次次地验证了。而且，中国人的创富热情已然彻底被点燃，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将见证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强大自驱力，而这也是它们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根本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