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普陀山概况

普陀山位于我国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是舟山群岛东部海域中的一座岛屿，北濒杭州湾，西南距沈家门约7.7千米。其地理位置为北纬29°58′3″—30°02′3″，东经122°21′6″—122°24′9″。普陀全岛呈长条形，南北长约8.6千米，东西宽约3.5千米，环山一周30千米，面积12.52平方千米。其最高处为佛顶山，海拔291.2米。全山由佛顶山往四面延伸，西至茶山，北抵伏龙山，东达青鼓垒山，东南至锦屏山、莲台山、白华山，西南至梅岑山，其主峰海拔均位于100—200米之间。

普陀山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良渚人已在普陀山所属的舟山群岛开始活动，其白泉遗址的相对年代“和余姚河姆渡第二文化层年代大致相当”，距今约6000—5500年；孙家山遗址的相对年代与“余姚河姆渡第一文化层”相同，距今约5500—5000年，“有的已经晚至良渚文化阶段”[1]，距今约5300—4300年。故河姆渡文化也被认为是“舟山海洋文化的渊源”。[2]考古研究表明，从石器时代至南北朝，舟山群岛与浙东大陆保持密切联系，并形成具有海洋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3]春秋时期，普陀山属越国之东境，名为“甬东”或“甬句东”。战国时楚灭越，普陀山遂属楚。秦统一后，属鄮县东境，隶会稽郡。西汉至两晋南朝，皆因之（梁、陈时会稽郡属东扬州）。隋开皇九年（589）废会稽郡，置吴州，并鄞、鄮入句章县，普陀山隶吴州。大业初，改吴州为越州，后复会稽郡。普陀属句章县东境。唐武德四年（621），会稽郡改越州，废句章县置鄞州，遂属鄞州东境。八年废鄞州，复置鄮县，隶越州，普陀仍属鄮县地。开元二十六年（738），析鄮县为鄮、慈溪、奉化、翁山四县，隶属明州，普陀属翁山县东南境。大历六年（771），废翁山县，并入鄮县，普陀属鄮县地，隶明州。五代时，钱镠建吴越国，定都杭州。后梁开平三年（909）升明州为望海军，改鄮县为鄞县，普陀属鄞县东境。[4]北宋时期，在翁山故地置“昌国县”。元初，始置州，名“昌国州”。清康熙年间，又在昌国旧地置“定海县”。道光时又升“定海直隶厅”。民国初复为定海县。1953年，于定海设立“舟山专区”，辖定海及分定海新置的“岱山”“普陀”和自江苏松江专区划入的“嵊泗”等四县。[5]

传说普陀山最初为道教修仙之地。据传，秦代的安期生、汉代的梅子真、晋代的葛洪皆曾涉山炼丹、修道，如今山上仍留有“炼丹洞”“仙人井”等道教遗存。因梅福隐居于此，故山名初为“梅岑山”。今“普陀山”名，源于《华严经》中的梵语Potalaka或Potala，Potaraka，其音译为补陀洛、布呾洛迦、宝陀洛迦、宝陀罗、逋多罗、补陀洛迦、补陀洛伽、补怛洛伽、补陀罗伽、补陀山等，意译为小花树、小白花、小树蔓庄严、海岛、光明等。受此影响，宋代以后，其名称有“宝陀山”“补陀山”“补陀洛迦山”“白华山”等。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皇帝钦赐宝陀观音寺为“护国永寿普陀禅寺”，此后，“普陀山”之山名愈加流行。又普陀岛东南海中有洛迦山，山中有寺，二者合称“普陀洛迦”。因历代帝王多建都北方，其南之东海称作南海，故亦称“南海普陀”，或简称“南海”。

翻检史料，尽管有西晋太康年间（280—289）“扶老携幼”朝拜普陀山的记载，也有东晋时期“礼宝陀”的资料，还有南朝萧梁时期佛教活动于普陀山的记载。但学界认为，佛教全面传入普陀山，大约是在中晚唐时期。随着东亚航线的转变，先是有域外僧人活动于普陀山，然后普陀开始建寺。后梁贞明二年（916），普陀山建造了第一座寺院——不肯去观音院。宋代，民俗佛教蓬勃发展，观音信仰进一步民间化。宝陀寺被列入“五山十刹”，其发展以禅宗为主，有真歇清了、大川普济等弘扬禅法。在初步建构普陀山神圣空间的同时，朝山信仰开始兴起，但此时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地位并不十分稳定。元朝时期，普陀山出现了历史上第一部志书《补陀洛迦山传》，也涌现了一山一宁、孚中等高僧，出现了融合汉藏佛教文化与艺术的多宝塔。随着神圣空间的进一步建构，文人士大夫争相朝山，推动了朝山信仰的进一步发展。明代普陀山佛教虽受海盗影响有所衰落，但也获得更大发展，尤其是在万历年间，出现了重大转折，不仅有两部志书，而且高僧涌现，神圣空间的建构更加完善，朝山信仰更为兴盛，观音道场地位也更加稳固。清初的海盗、寇乱虽对普陀山佛教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但不久，清代普陀山佛教发展又进入鼎盛时期，不仅先后编撰了四部志书，而且自然景观进一步神圣化，寺庵等神圣人文景观布局趋于完整，构建了天人合一的神圣空间，并稳固地形成了观音信仰的中心，朝山信仰也获得重大发展，形成“一山特起万山朝”的局面。民国时期，普陀山佛教接续清朝的发展，不仅出现大量佛教文献，而且编撰有两部志书，全山寺院形成了“三大寺、八十八庵院、一百二十八茅棚”的神圣空间格局，朝山信仰更是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