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新型都市圈形成的时代背景

长期以来，城市以其相对系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功能，成为每个区域、国家乃至世界发展进程中最为闪亮的角色，由此在判断一个地区是否具有影响力时，往往需要看该地区是否存在有竞争力的城市。伴随都市圈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城市与区域发展已不再是单个城市的发展，各类经济社会活动事实上已经无法在某个或某一特定城市内部独立完成。为适应全球化和国际化浪潮，通过城市间竞合关系协调，单个城市向连片的城市区域发展，且多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整合与引领其周边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城镇，从而扩大单个城市、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与知名度。现阶段，智慧城市、智能城市、低碳城市等现代城市转型的新兴理念和国际城市、全球城市等现代城市能级提升的定位导向不断涌现（倪鹏飞等，2011；朱孔来等，2010），都市圈自身的发展方式转型和能级提升诉求也变得日渐迫切，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强化对人性关怀的追求，其二是高效实现对城市及其所在区域诸多发展要素的科学、全面整合。在现阶段的实践领域，创新作为支撑经济社会进步的源动力，其发展的区域协同（石忆邵，2008）与系统化（刘顺忠等，2002）要求使得传统依靠单个城市来实现国家创新与 转型发展的道路无法延续，而随着都市圈作为一种后发崛起的特定区域类型渐趋发展成型，在传统都市圈基础上构建形成以科技创新为源动力的创新型都市圈，并成为时下关注对象亦是必然（图1-1）。

图1-1  创新型都市圈在区域转型背景下的成型过程演绎

在国家转型发展层面，创新型都市圈作为具有高度全面统筹性的区域空间，扮演着落实国家战略导向、衔接创新中微观载体的重要角色。中国以低成本优势和外商直接投资著称的传统“世界工厂”模式，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加之粗放发展累积的高物质投入与消耗现实以及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迫切需要通过创新来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此间，国家战略下的创新发展导向必然需要一定的空间载体予以承载和落实，近年来相继出台的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和示范区平台搭建则为之指明了方向。这些区域性规划与示范性地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强调跨越城市行政边界、尝试突破传统的行政边界组合（柳卸林等，2002），进而实现发展资源的区域性整合（叶南客，1999；程必定，2007），而创新型都市圈的建设正是对国家转型创新战略与区域协调导向（樊杰等，2013）进行整合的回应，作为承载国家创新发展理念和落实区域协调导向的特定空间层级，在今后的战略角色不言而喻。

就地方发展实践而言，创新型都市圈建设是延续创新型城市发展成效（创新城市评价课题组，2009）、促进传统“制造型都市圈”升级的重要路径。中国目前部分科教资源集聚的广州、南京、西安、武汉等区域，乃至国家级中心城市正在逐步迈入后工业化发展时期（方创琳，2009），创新型、知识型城市建设已经成型（安同良等，2006），以这些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建设也已经基本成型，“科教资源集聚的知识型都市圈核心+产业园区遍布的制造型都市圈外围”是其基本结构。打通目前都市圈核心与外围在创新要素上的“断裂”与“分离”，促进创新要素由中心向外围辐射、扩散，催化、释放封闭在核心城市的“创新核”，使之发生裂变效应，提升外围地区的创新能力，便成为创新型都市圈培育的重要路径。按照传播学的“肯辛斜坡”理论，在特定阶段或者环境下，边缘地区与群体反而比中心群体更具有接受新技术与观念的意愿和可能性，因此，都市圈外围地区采纳创新、集聚创新和开展创新具有可行性；通过适时有效地引入创新资源和信息，激发外围地区创新活动或者采纳创新进行创业，都市圈全面、全域走向创新型都市圈完全可能。

在中国政策体系领域，国家层面不同管理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与创新发展直接相关的政策文件（表1-1），并相继开展了对应的行动引导。从与科技、人才等创新发展关键要素相关的政策形成与出台，到具体发展规划与评价引导文件及指标的正式确立，再到平台构建、载体培育等实践行动的陆续展开，创新发展的理念在国家战略性政策体系中已逐步得到体现。

表1-1  国家2005年以来主要的创新发展直接相关引导政策

资料来源：根据各发文单位官网资料整理。

回顾整个国家创新关联政策及其行动过程，以国家2003年对自主创新战略的强调为起点，以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提出“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将“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予以明确等反映国家发展导向的重要节点为过渡，创新国家自上而下的建设行动相继展开。经过之后七年的酝酿，2010年《关于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出台，至此，以系统化的空间载体为支撑的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道路业已明确（图1-2）。

图1-2  国家创新发展引导的决策行动演进脉络示意

在此后的创新关联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创新理念逐步成为自上而下各级政府制定地方发展战略、贯彻国家导向的着力点；创新发展亦成为自下而上由创新主体推及创新载体、由创新型城市拓展至创新型区域，呼应国家战略、整合地方资源的重要趋势。与此同时，以创新型都市圈为概念的创新型区域，作为从市县到区域再到国家这一创新空间层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继创新型城市之后，衔接、反馈以及组织不同空间层级相关决策与行动所要关注的另一空间对象。

具体而言，通过梳理国家创新型城市首批16个城市试点案例可见，这些城市全部位于国家和省级城镇体系规划的各种都市圈或者城市（镇）群内，且基本都是所在都市圈或是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不仅如此，国家于2014年3月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共计八篇，其中第四篇整篇专门阐述了新型城镇化道路上城镇群组织的转型与创新问题，由此更是肯定了对中国创新型都市圈建设与发展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就长三角而言，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及较早的沪宁高新技术产业带等区域性规划与建设的开展，亦充分说明创新活动需要跳出单一中心城市范围、在都市圈的广域范围配置（曹广忠等，2010；陈建军等，2009b），其中，《南京都市圈区域规划》则更是直接、明确地提出了建设创新型都市圈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