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心目中的好大学

在不同的个体眼里，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好大学都有当时、当地不同的内涵与最好的答案。岁月流转间窥得不同真谛。我对好大学的看法经历了“少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中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老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变化。当我从“知青”成为一名本科生的时候，好大学是充裕的物质条件，景色秀丽的校园环境，良好的教学条件和宁静的图书馆，反正能上大学就是“好”；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好大学就是有一个好师父好导师，是可以跟着导师四处游学，享受师父的阳光雨露；在我成为一个地方高校的大学教师时，好大学就是有硕士点博士点，有学科平台，可以当硕导博导带研究生；当我成为一名“985”高校的教师时，好大学就是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和丰厚的薪酬；而当我成为大学的管理者时，从赞赏厦大的美丽，再到见识香港中文大学的优裕、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历史，震撼于剑桥大学的风范与高贵，深感不断加深的落差。但随着走访的大学越来越多，形态各异的大学恣意生长，百花齐放，各有意蕴，不同层次大学间的落差又在不断缩小。

回想起来，我看到过世界最富有的大学，也看到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大学，以至于在最近几年，特别想去看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非洲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看到的大学，比1978年我在沈师读书的条件还要艰苦。尤其是2010年，带着厦大艺术团去利比里亚大学演出，全校只有一个卫生间，主要是供校长使用。没有黑板，没有粉笔，桌椅板凳残缺不全，学生们围在一棵大树底下讨论，像寺庙的辩经一般。他们热烈讨论、认真思考的时候神采飞扬，眼神中透露出对知识的虔敬，散发着耀眼的光芒。贫困落魄的荒原里野蛮生长的灵魂，贫穷和落后也无法阻挡他们放射出势不可挡的精神之光，此情此景，不禁喟叹：好大学何须一定要有金碧辉煌的大楼！“钱”可以堆出外在形象的富丽堂皇，可以登上各种大学的排行榜，可以实现各指标和达到统计数据的光鲜亮丽，但总是觉得这只是好大学的一个“横断面”，似乎缺少了魂的“横断面”。西南联大虽办学条件艰苦，但人才辈出，正印证了好大学不是立在物质上，是立在精神上。

虽然已经走访了国内外几百所大学，却突然发现，大学看得越多，就发现自己知道得越少。要归纳出一个好大学的模板，我也觉得并不可能，更何况，世界上还不断有新型大学或大学的新形态出现，如完全没有固定校园的密涅瓦大学，学生行走在世界各地；如斯坦福的开放大学，基本颠覆了传统大学的模式。什么是好大学，在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也许越来越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绝对的标准。

总体说来，好大学是一个价值判断，主体不同、时空不同，人们对好大学的判断也会发生变化；即使是同一个主体，因为阅历及体验的深化，对好大学的判断也会发生变化。一所好大学，应该有外在的形象，即漂亮的校园；有内在的制度，即保护对真理的探索，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有深厚的底蕴和文化，即体现大学斯文和风骨的各种仪式；有悠久的历史，即没有断裂的阶段；有创新的精神和实践，即开改革之先河，可以影响其他大学。但我们要承认，中国的大学，新的东西多，历史的积淀少；改革的东西多，坚持的东西少；跟别人学的多，自己原创的少；理想的成分多，落地的实践少；概念讲得多，行动做得少；人才的称谓多，大师的数量少；宏大的叙事多，精致的东西少。

1897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发表《我的教育信条》一文，他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在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仍被奉为圭臬。于我而言，我对高等教育、对好大学也秉持了若干基本信念。我认为好大学应该具备如下特征：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以培养人为第一位的大学。有了学生，才有了大学，这是大学最基本的命题，也是办大学的基本常识。无论大学在社会需求的压力下产生了多少新的功能，人才培养永远是本质功能，任何新功能都是基于人才培养的衍生。只有人才培养的功能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固定下来，新产生的功能与人才培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做到反哺人才培养，大学的发展才是在一条正确的轨道上。培养人才，一定要有“温度”，即能给予学生终生难忘的人文关怀。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能够改变学生命运的大学。大学之所以从最初的“学生大学”发展到“教师大学”，再发展到今天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既是大学发展的一个自然轨迹，更是人们对大学使命认识的深化。今天的“以学生为中心”与昔日的“学生大学”是异曲同工，是对大学使命认识的再次提升。在具有深厚的师道尊严的教育传统中，实现这一升华，涉及大学的方方面面，既包括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也包括改变大学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大学只有改变了自己，才能改变学生的命运。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超越了排行榜的大学。原本基于分类、统计需要的大学排行榜，正在开始左右和改变人们对好大学的原初认知，并且正在侵蚀大学的精神和文化基因。在当今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都可以看到我国大学的名字，且数量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许多人对此似乎并不认可，即使在一流大学工作的人，也不敢底气十足地肯定自己的大学真的是一流大学。原因何在？就在于基于绩效和工具评价导向的大学，虽然可以位列排行榜的前面，却与一流大学的学术文化相背离。好大学大多会悬挂于排行榜前列，但没有悬挂在排行榜前列的也可能是好大学。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能够领跑的大学。大学是社会的思想者和引领者，但大学的组织属性，又使得大学成为所有社会组织当中相对保守的机构，“象牙塔”就是大学保守的代名词。由于发展的历史较短，我国的大学一直被认为是“舶来品”。时至今日，我国大学的基本制度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都是在学习西方，在社会和大学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现象。因此，我国的好大学，就要在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经验的同时，尽快走出自己的路，且能够影响世界。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制度与文化有机结合的大学。从表象来看，支撑一所好大学的是制度，其本质则是文化，是融在制度里的文化，即制度文化。大学制度围绕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保护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制度，一是激发学生创造力的制度。然而无论任何制度，都有天然的缺陷，几乎都与学术的创造产生矛盾。制度只有成为文化，成为学术共同体的自觉行为，才有生命力。大学就像人们熟悉的中国水墨画，着墨的地方是画，留白的地方也是画：外在形象是我们看得到的画，内在底蕴是我们看不到的画，而我们要关心的正是水墨画留白的地方。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时代，支撑好大学的支柱是精神和文化；在物质条件相对充裕的时代，支撑好大学的支柱依然是精神和文化。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有定力的大学。在任何国家、在任何发展阶段，大学都无法避免来自社会的干扰，西方推崇的大学自治与我国讲的大学办学自主权，其实都是一种理想状态，是大学与社会博弈后的期待。因此，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一所大学既有选择，也有坚守，既要回应外部社会的需要，也要坚持自我理想的追求。大学需要担当，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在前进的道路上免不了有悲剧，有牺牲，有挫折，但这些都是走向成功前所要经历过的种种磨难，也是弥足珍贵的经验财富。一所好大学必定是能够在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之间做出智慧取舍的大学。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懂得经营的大学。不可能每个大学都有钱，在有限的条件下把大学的资源用到极致就是好大学。政府对大学财政支持力度的降低是普遍现象，大学懂得经营已经成为好大学的成功之路。2002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弗朗索瓦·维克多·涂尚教授说：“一百年前，州政府给学校的拨款占年度经费95%，而2017年，政府的拨款只占15%，但今天的大学质量并没有下降。”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懂得经营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育人的天职，更不是要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相反，真正的好大学，通常都是深谙经营之道而又不忘育人初心的大学。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十分精致的大学。精致是一所好大学的气质，精致意味着大学对细节的关注与执着，意味着理解、沟通与包容。大学作为一种兼具育人和服务功能的组织，必须关心每一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注重对每一个教学环节过程的不断改进，关注每一门课程内容与结构的合理设置。一所精致的好大学，必定是能够让校园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大学，不论是楼宇亭廊，还是运动场所，都应该被精心设计成能够为师生提供交流与探讨学识的空间。只有当精致成为大学的优秀习惯，才有可能将追求卓越的基因融入学校发展与学生成长之中。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能够把教育理念转化为扎实行动的大学。大学自诞生之初，就有其理念，践行理念就是要将愿景变为现实。从理念到行动，大学需要回归教育，再识教育，遵从规律办好教育。我国正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中国的大学也在逐渐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践行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没有什么比将先进的、科学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更能提升本土大学的影响力和声望。一所有所贡献的好大学恰恰就是善于把教育理念转化为扎实行动的大学。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有危机意识的大学。我注意到，几乎所有国外大学的校庆，都有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就是反思和预警。这种反思和预警精神，是一所大学不断取得进步和突破必不可少的力量，但在国内大学的校庆中，却很难见到这种反思和预警。中国的大学所处的国情、社情远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方的大学都要复杂得多，发展中的旧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新问题已经接踵而至，新旧问题交织，使得大学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当下我国的大学如果再不认识到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再不反思历史上留下的教训，就难以从已经发生深刻改变的世界中发现新的机遇，赢得主动权。

好大学的特征远不止上述十项，好大学是立体的，是从里到外的，是从文化到制度的，是从教师到学生的，是从管理到服务的，是从盖房子到种树种花的，是从专业到课程的，是从开学典礼到毕业典礼的，是从黑板到PPT的，是从咖啡厅到书店的，是从体育设施到植物园的，是从运动队到交响乐团的，是从校长到敲钟人的，是从厕所手纸到信封的，是从停车场到无障碍道路的，是从通识课程到创新创业课程的，是从校训到队呼的，是从选址到盖房子的，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在。

过去40年，阅读了许多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今天才明白，为什么世界第一本高等教育名著会出自英国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之手，那是在告诉后人：办大学要有虔诚的宗教精神；大学的起源基于理念，大学的未来同样基于理念。中译本将纽曼的代表作The Idea of University译为《大学的理念》。如果今天叫我翻译这本书，我一定会把该书的中文书名改为《大学的理想》，因为大学的理想永远在路上。

在我的大学时代，从本科到硕士阶段，再到博士阶段，我的任课教师和硕士博士导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的学历都不高，都是本科生，可他们对教育教学的热爱深深地感染着我们。然而，当跨越年龄和身份的时空，面对今日的大学教师群体，都是清一色的硕士博士时，对好大学的认知又“回归”到了“初识”。内心一直有一个“疯狂而浪漫”的愿望：退休之后要再上一遍大学，重新做回学生。我不想只是游走在好大学的门外看大学，我想走进好大学的课堂，坐在讲台下面，褪去“大学管理者”和“教授”的标签，回归到一名学生的身份，虔诚认真地听课做笔记，怀抱着图书走在石板路上，与年轻的灵魂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让“好”大学不再是我苦苦探求、冥思而得的理论幻影，而是教室里不经意洒落在书本上、触手可及的阳光。

虽然我国的大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年龄的意义上说，年龄最大的大学有123岁，最年轻的大学只有2岁，但今天的中国大学还有许多属于“第一代大学”的特征。例如在建设“双一流”的背景下，今日大学盛行“工分制”似的绩效考核与评价，显然与现代大学制度相悖，它是基于经济人的假设和制度建设。因此，建设好大学，我国的大学都需要补课，需要补大学常识的课。

今天，我国大学在硬件上与国外大学相比差距在缩小，钱已然不是建设“好”大学的首要问题。2018年4月27日，教育部75所直属高校均在其信息公开官网中，公布了2018年预算，其中最富有的一所大学年度预算高达269亿元，有两所大学超过了140亿元，有四所大学预算超过100亿元。从经费的角度看，我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该有信心成为一流大学，也有条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目前的关键是：如何从精神和文化层面来建立一流大学。对此，我们必须有清晰的判断。

（本文原题《什么是“好”大学》，原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