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好大学就是有钱

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外面的大学已经是博士毕业后的事。1994年10月，我在“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奖学金基金”的资助下，到香港做访问学者。此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整体的大学制度是英国模式。在香港三个月，走遍了当时由港府拨款的七所大学，初步知道了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讲座教授制、通识教育，以及毕业典礼穿学位服拨流苏等一系列很有仪式感的活动，许多做法令我耳目一新。

第一次接触到“一流大学”和“排行榜”的概念是在香港。大约是在1994年11月的一天，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卢乃桂院长交流时，他告诉我：北京某“顶尖大学”校长在香港大学演讲，大意是说在亚洲大学的排行榜上，虽然目前香港的一些大学排名比较靠前，但再过二三十年，内地的大学排名一定会超过香港的大学。卢院长说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他不认可该校长的说法，觉得内地的大学要成为亚洲一流、世界一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时我内心并不认可他的说法，但又找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因为当时香港的大学，教学科研条件十分优越，计算机和图书馆十分现代化，教师工资之高，硬件之好，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在香港访学期间，我做的研究课题是“香港地区大学教师的薪酬研究”。这时才发现，香港高校的教师工资居世界第一，助教年薪也超过40万港币，高级讲师以上则可以拿到100万年薪。1990年代初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一年经费就是2亿港币，而当时厦门大学全校一年的经费预算是2亿元左右。1991年创办的香港科技大学，正处于建设和招兵买马时期，薪酬待遇比其他大学还高，吸引了世界各地学者和青年才俊前往应聘，当时大约400多位欧美国家毕业的博士应聘一个讲师职位。香港中文大学在此期间开始设立文科博士后项目，博士后月薪大约是3万港币。当时的感觉是，每看一页书就有一笔不菲的收入，真可谓“书中自有黄金屋”。

在香港的大学校园，第一次看到有残疾人无障碍通道，后来在世界许多大学，包括印度和非洲的大学校园，也看到了这一幕。即使在一些年代久远的旧建筑，也完成了无障碍改造。第一次看到大学的卫生间都配备手纸，至于后来出国，再看到大学的卫生间有手纸，也就不觉得稀奇了。而时至今日，卫生间有手纸的高校，在国内仍是屈指可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尚俊杰副院长在一次会议上曾提出：判断“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学校的卫生间是否配备手纸。此时似乎有了一点感觉，一流大学在基础设施上，需要有更多人性化的考量。第一次看到了《校长报告书》（也叫年度报告），从中可以了解学校的各种基本信息。此时才知道，作为公立大学，向社会和全校师生公开学校基本数据，是一所大学应尽的责任。而这些《校长报告书》也成了我们这些研究高等教育的人，了解一所大学基本情况的窗口。在如此不差钱的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看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校内传送公函的信封，竟然在信封的一面，印有多个小方格，每用一次，收信人就会在一个方格里签上名字，一个信封至少可以用上20次左右。之后在英国的利物浦大学，也看到了类似的信封。后来在厦门大学工作，只有朱崇实校长给我转来的各种文件和师生来信经常使用旧信封。有钱而不奢侈，有钱更会用钱，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5年9月，在“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支持下，我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1881年创办，属于英国红砖大学）教育学院做访问学者。在香港经历的许多“第一次”，在利物浦大学得到了验证。与香港的大学相比，利物浦大学显得更古老沧桑，我因此又经历了许多“第一次”。

第一次参观一流实验室。在利物浦大学第一次参访了地质系的地震实验室之后，对什么是“好”大学有了一些新的感知。在地震实验室，我发现设备并不都是新的，有些看起来还很陈旧，有点儿像东北冬天取暖的锅炉房一样，对此十分惊讶。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毕亚新副教授告诉我，利物浦大学的地质学科是英国第一、世界领先，地震实验室是世界最好的实验室之一，我国地震研究所多年来不断派科研人员来这里交流。他还说：看一个实验室的水平高低，仅仅看设备的新旧还难以下结论。这些看似陈旧的设备，都是研究人员自己动手制作的，因为从事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没有那么多现成的实验设备等着你。

若干年之后，我才逐步理解毕亚新当年说的话。因为后来在日本的东京大学、东北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参观实验室的时候，我同样发现，日本大学的一流实验室的设备也不都是新的。直到2015年8月，与从日本归来的厦大材料学院刘新军院长聊天，才终于对这个话题有了深刻理解。他说：在日本大学的实验室，几乎看不到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实验设备，都是“Made in Japan”。问其原因，他说日本的高科技产品大都是出自大学与企业的合作，企业的最新产品也都是在本国的大学最先使用，希望得到科学家的验证和“挑刺”，以便改进。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一流大学、一流实验室，在做一流研究的时候，伴随着研究进程，几乎都有自主研发的实验设备。

20多年前在利物浦大学看到的实验室一幕，在后来的出访中，多次得到了验证，我终于意识到：在做最前沿、具有原创性研究的时候，往往没有最新的设备支持，只能自己研制。靠有钱购买新的实验设备，研究的起点可能就降低了一个等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我今天参观国内大学各种实验室的时候，当听到介绍这是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时，总是提不起兴趣和精神，乃至于内心会问：你们用这些一流设备做出了一流成果吗？一流的研究是“创造”出来的，是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第一次知道和体验英国大学的Tea Time，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每天上午9—10点和下午3—4点，教师们在Tea Room喝茶吃点心，畅聊学术，享受一段美好的Tea Time。那时对国外大学的管理还没有深入到内部，也没有兴趣关心大学是如何管理的，此时对Tea Time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休息聊天的层面，没有深刻体验它是大学的一种学术文化，是呈现大学文化的一种载体。

英国好大学给我留下震撼，是在参访牛津和剑桥之后。依旧记得很清楚，1996年6月底，几位同期回国的访问学者在回国前结伴去牛津和剑桥。一到剑桥镇，我就被深深地震撼了。水溯剑河波浮桥影，古朴典雅的建筑馥郁中世纪的气质，阳光倾泻在绿意盎然的草坪上，莘莘学子挥斥方遒，仿佛世外桃源。当时就与同行的伙伴们说：如果再有机会上大学或读博士，一定要来剑桥大学。与剑桥大学相比，以前就读、工作和访问过的香港中文大学、利物浦大学、厦门大学和沈阳师大等，就不免相形见绌，剑桥才是真正的大学！见过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了。这种与原来就读学校相比产生的落差让我恸然，对“好”大学的求索与向往悄然蛰伏于心。坦率地说，前两个十年对大学的理解，还属于走马观花，就像当下的游客参观厦大一样，无法理解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和精髓。

如果在第二个十年问我什么是“好”大学，我会说，首先一定是有钱，好大学就是用钱堆出来的；其次，好大学要有历史，无根的大学难以称之为好大学。虽然在利物浦大学地震实验室看到的一幕至今不忘，但那还是朦胧的感受，还没有触及大学的内在基因。当然，有钱而不奢侈，有钱后也要自己动手，也是这些大学给我留下的难忘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