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卜与文字的关联

——试论《竹书纪年》中一段编年史的“克隆”式制作

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占卜密切相关，早期中国的“贞人”即“史人”。35中国最早的书写文献就是契刻在龟甲上的卜辞，殷人把用过的甲骨都精心地埋藏起来。自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以来，中外收藏的甲骨达十万多片，其中刻写的卜辞共有四万两千多条，大多都已释读。

在整个晚商时代，商王室的大小事务都要通过占卜来决疑、安排，如未来十日内的吉凶、天气好坏、可能会发生的事件，以及王室要进行的重要政治与社会活动等。因此，由甲骨刻字构成的系统占卜档案，事实上就是晚商二百多年间的原始编年史资料。如此，我们就能明白，作为贞人的“史”与作为史官的“史”功能及作用其实是等同的。同时，因卜辞记载了王室将要安排、参与的事件和行动以及为此进行的占卜活动，集卜师、契刻师及史官于一身的“史”（不同的卜辞中写法略有不同）的意义也就必然与事务的“事”密切相关，卜师也就成了负责王室事务的官员。

此类负责王室事务的官员很可能通过自己的职责，即介绍甲骨上的卜兆和由此得到的回答，告知有关人员王室对相关事件的决定。这一职务行为无疑也是甲骨文“”（史）字，即负责王室事务、占卜、契刻及记载史事等多重身份的史官的取形来源。该字表现一只手举着一个捆在棍子上的盒子，盒子中装的应该就是刻有占卜结果的甲骨，也就是要向相关人员宣布的命令或决定。

要从卜辞中选取严格意义上的编年资料，我们只要按下面的方法组织材料就够了：先把所有的卜辞都抄录下来，然后根据占卜程序进行简要的归纳，再摘录其中符合编年要求的重要事件和事实，按年代顺序进行排列，最后再把仪礼日期（六十甲子法和常规祭祀）转化成常用日期（即相关商王在位的年、月、日）。而这一体例，正是流传到今日的最古老的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所用体例。我们知道，《竹书纪年》是公元281年从魏襄王（公元前318—前296年在位）墓中发现的，原文写在竹简上，共十三篇。36

《竹书纪年》是对夏、商、周三代直至公元前4世纪末的历史的简略编年史，原本宋代已亡佚。今天所见到的版本为后世辑本，其史料可信度或多或少地受到质疑。不过，由中国现代学者完成的校勘本，质量上乘，提供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史料。尽管现存《竹书纪年》是一个持续有增补的辑本，但不管如何增补，辑校者都严格遵循从原始版本流传下来的编年体例，而这一体例，正是我们这里唯一关心的重点。

《竹书纪年》的编年体例是一种我们称之为“原史”（protohistoriographie）的编史体例，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把从卜辞中摘录的事件原封不动地照抄下来的方法。这里，我想根据《竹书纪年》“原史”编年体例做一个实验，从卜辞中摘出十几条原始事件的记录并进行编排，编制出一段与《竹书纪年》类似的“克隆”版“编年史”。37

在下文中将会看到，我做出的克隆版编年史，几乎与以《竹书纪年》为范本的“原史”编年史如出一辙。换句话说，早期“原型编年史”（protoannales）编写模式也有可能建立在类似实验基础上。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的想法，我把这种用真实素材制作实验文本的程序称为“文本的克隆程序”。这一程序是为了阐明后世某一文本——如这里选择的《竹书纪年》这一编年文本——具有什么样的“再造”特征。也就是说，这一程序是通过重构某一文本历史背景，运用同一“母本”题材（如这里的卜辞素材）进行相同文字处理，来制作出一个与之相类似的“克隆本”。

在这里，我的实验是“克隆”出《竹书纪年》中有关武丁时期的编年史。武丁是盘庚迁都于殷之后的第四位国王，据称在位时间近60年，年代跨越公元前14和前13世纪。清代学者雷学淇（1743—1821）在1820年印行的著作中有专门研究。《竹书纪年》中关于武丁的内容共13条，这里按1至13编号。这十三条内容，与卜辞中关于武丁“内核”的事件相契合，也就是说，是删去卜辞中程式化的占卜程序和祭祀内容之后得到的史实。为了证明这一假设，我也从甲骨一期大量武丁时期的卜辞中选出十三条卜辞（副1至副13），内容与《竹书纪年》非常接近，有“同宗”对应关系。下面将《竹书纪年》的十三条原文、克隆版的十三条卜辞分别列出，并逐条对照。38

《竹书纪年》原文39：

[武丁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盘三年梦求傅说得之六年命卿士傅说视学养老十三年报祀上甲微二十五年王子孝已卒于野二十九年肜祭太庙有雉来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五十年征豕韦克之[五十九年陟]

下面是我根据卜辞编制的克隆版文本：40

令以子尹立帛//王梦惟祖乙令以疾立于于大学爰//侑于上甲十牛//六日戊子子㢭死//乙酉肜唐//我伐马方帝受我祐于雉次//惟王往伐方受祐兴方来//王捍卫受祐//王人五千征土方受祐

《竹书纪年》版与克隆版武丁编年的逐条对照：

1.命卿士甘盘

副1.令以子尹立帛

2.梦求傅说得之

副2.王梦惟祖乙

3.命卿士傅说

副3.令以疾立于

4.视学养老

副4.于大学爰

5.报祀上甲微

副5.侑于上甲十牛

6.王子孝已卒于野

副6.六日戊子子㢭死

7.肜祭太庙有雉来

副7.乙酉肜唐

8.伐鬼方

副8.我伐马方帝受我祐

9.次于荆

副9.于雉次

10.王师克鬼方

副10.惟王往伐方受祐

11.氐羌来宾

副11.兴方来

12.王师灭大彭

副12.王捍卫受祐

13.征豕韦克之

副13.王人五千征土方受祐

二者在制作模式上的类同不言而喻，但在制作程式上，还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我制作的“克隆”本是以卜辞原貌形式呈现的，没有增加任何说明性文字，也没有给出相应参照日期。文中除了保留核心事件的日期外，删去了卜辞中原有的占卜日期（六十甲子法）。一般而言，古代史家在制作编年史时，都会把甲子日转换成习用的年、月、日的日期。对于习惯于此类计算的史家而言，这种转换易如反掌。《左传》襄公三十年中就曾提到，几位礼历大师根据一位老人出生的甲子日，轻而易举地算出了他的年龄。41

第二，我所制作的“克隆”本完全是刻意而为，因此也根本不是任何一种可能重构的武丁时期的编年史。我所做的，只是要构拟一种“原史”编撰格式。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真正重构出一部武丁时期的编年史，即使能够编出，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要研究这段历史，我们直接去研究原始卜辞资料就够了，完全没必要吃力不讨好地把这些资料编撰成一部循规蹈矩的编年史。

第三，《竹书纪年》关于武丁时期历史事件的记载，只是商代大量“卜史”文献中极小的一部分。诚如我们所知，甲骨一期卜辞总数达两万三千余条（多为残辞），《竹书纪年》中的十三条记载只选取武丁时期三四件史料，即占梦事、祭两位先王事、王储“子尹”丧葬事及征伐诸“方”事。这里我们要问，如果说《竹书纪年》的“原史”编撰者相当重视武丁时期的原始资料（即流传下来的卜辞抄本），而20世纪的考古发现又证实晚商时代确实存在大量甲骨资料，那么，为什么只有公元前4世纪魏襄王墓中简牍才保存了寥寥数条史实？因为从卜辞中摘编下来的“原型编年史”著作都写在容易腐朽的简牍上，后来大多化作泥土，而甲骨则因其耐腐性强保存至今。

我在这里进行的“克隆”实验，目的是揭示中国历史文本的最早格式是如何产生的。在相当长的早期历史中，文字都是“史官”群体独有的特权，因此这种编年格式很少发生变化。作为证据，我们可以看到，从武丁时期卜辞的“内核”事件到一千年后《春秋》纪年，这一格式一脉相承，二者之间具有相当类似的特征。在早期历史上，史官体文字发生的唯一革新是青铜铭文。从商代晚期开始，出现了在青铜礼器上记录王室重大事件的传统。而在组织、安排这些事件之前，也一定伴有占卜活动和相应文字记录。但是，记录这些事件的铭文格式与记录占卜的卜辞格式必然有所不同。可以说，正是这两种格式造成了《春秋》与《尚书》文字上的区别。不过，这两种文字是规范的、技术性很强的“典章体”（codicographique），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体。

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之前，中国只存在由“史官”编撰的典章类文字。此类典章有多种类别，但都不具有文学特征。其中第一类是由编年史和青铜器铭文抄本构成的“史典”类著作。第二类是占卜档案，即“卜典”类著作，包括《易经》和据称比《易经》更早的《连山》《归藏》。后两部是卜师阐释甲骨兆象的释辞汇编，具有较强的思辨特色，但均已失传。第三类是系统收集的民间歌谣，或者说“谣典”。上古时代的官方对此类文字极为重视，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的“民意”。此类歌谣由史官收集、记录，并以宫中曲调和仪礼节奏传唱，从而构成了我们称之为传递民声、上达王室的“媒介”档案，《诗经》是其中的代表作。42不过，即使是第三类文献，也同样是由史官——卜师加工完成的典章式著作。因此，《诗经》中的歌谣结构与格式化的占卜语言间也存在“同宗”特质，其诗句简洁明快（与卜辞句式颇为类似），字词构造叠加（类似于卜辞中对同一命辞的重复贞问），以及同一诗节中不同诗句之间严格的平行关系（类似于卜辞中对同一内容的正、反对贞，以及根据不同人名、地名、祭法或祭品进行反复贞问等）。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在《诗经》中出现的大量象声词和卜辞中常见的声音假借词间也存在一定关联。

从上文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占卜文献、编年文献与占卜活动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那么，占卜活动与作为媒介类的歌谣文献间又存在何种关系呢？在我们看来，民间歌谣给人的感觉是某种“天意”的表达。这就是周武王在《尚书·泰誓》中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3。从字形上看，民谣的“谣”通“繇”，与《易经》“繇辞”的“繇”为同一字。因此，即使我们不去质疑《诗经》的诗歌价值，其所揭示的也更多是史官文献特质，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特性。

中国文学产生于历经千年积淀的庞大典章基石之上，从而区别于其他文明借由口语传统而产生的文学。正是在这一基石上，中国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文学门类，并由此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思想体系。显然，这一体系与我们自诩为唯一秉持理性精神的古希腊、罗马思想家所构造的体系大相径庭。44

附录：用于“克隆”的十三条卜辞全文

副1：令以子尹立帛（屯南 341.2）

副2：癸丑卜㱿贞王梦惟祖乙（合集17373乙-2）

副3：令以疾立于（屯南 341.1）

副4：于大学爰（屯南60.4）

副5：甲寅侑于上甲十牛（合集1148）

副6：六日戊子子㢭死（合集10405正-2）

副7：乙酉肜唐正（合集1303正-2）

副8：甲辰我伐马方帝受我祐一月（合集6664正-5）

副9：于雉次（合集7352正-1）

副10：贞惟往伐方受祐（合集6213.1）

副11：兴方来（合集6530正）

副12：辛未卜㱿贞王捍卫受祐（合集6883）

副13：丁酉卜㱿贞今著王人五千征土方受祐（合集6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