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国际工商学院:199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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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潮生海上:中国第一所国际商学院创建

历经10年铺路筑基,1994年,从北京到上海,从中欧管理中心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中国的管理教育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建院之初,创业者们筚路蓝缕、鞠躬尽瘁,以国际化的视野、勇于创新的魄力与立德树人的情怀,肩负着打造中国的全球顶尖商学院的历史使命,让现代管理教育在改革开放的热土上蓬勃发展。追寻历史的足迹,可以看到:中欧的确是一次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大胆尝试,是一个国际合作的成功典范,更是一个中国与世界交融发展的典型缩影。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激发上海活力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保守主义思潮回潮之际,邓小平再次展现出他历史性的高瞻远瞩。1992年初,邓小平先后视察了广东、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在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同时,邓小平还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随后,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

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90年代初三次集中论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时,都强调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企业管理[2]。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必然性。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大量熟悉市场规律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1992年以后,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经济高速发展,对企业管理人才的渴求更是迅速增长。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管理教育资源不失为一条捷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首任执行院长冯勇明教授回忆说:“我们当时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非常需要优秀的管理者来帮助中国融入整个世界经济,尤其是解决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以及引入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决定要在中国创办一家独立的商学院。”

按照当时的中国法律,外国政府和机构并不能在中国独立开设教育机构,欧方必须和中国的教育机构合作办学。于是,欧方向国家教委[3]、外经贸部[4]提出寻找合适的单位进行合作办学的要求,希望通过合作办学的方式把中欧合作的管理教育长期办下去。

国家教委建议欧方在北京或者大连寻找中方合作单位,但欧方对大连的教育资源和城市综合实力均不太满意。杨亨和北京一些大学进行了一年多的接触,但是由于一些体制上的问题,这些讨论都无果而终。这使得欧方开始把眼光转向东海之滨的上海。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尽管有雄厚的近现代工商业基础,但由于大量旧体制下国有企业包袱的存在,上海一直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经济发展缓慢。面对广东经济的突飞猛进,整个上海充满了对于体制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渴望。

1990年,中国政府战略性地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宏伟蓝图,上海成为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热土。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说,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5]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经济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跨国公司通过大规模的并购诞生了能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配置全部生产要素的全球企业。全球企业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式开启。中国最高领导集体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开始了艰难的加入WTO的谈判。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龙永图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谈判代表,他后来也成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项目的积极推动者。

21世纪的中国必须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员,这成为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界到学界中锐意改革者的共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应运而生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当时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第二波前沿的上海,深切感到上述人才的匮乏:经济大发展最核心的人才从哪里来?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已经习惯了按照政府的指令组织生产,他们如何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有志从事企业管理的青年才俊应该接受怎样的工商管理教育才能成长为全球化大舞台上的中国企业未来领军人物?

二、为理想一拍即合

在上海,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上海交通大学(简称“上海交大”)也在努力探寻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路径。早在1978年,上海交大就派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高校代表团访问美国,成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破冰者。同时,上海交大的一系列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也引领国内高校风气之先。

20世纪80年代初,在老校友、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牵线和指导下,上海交大和香港中文大学合办了管理干部培训班,这在当时是国内管理教育的一项创举。后来在上海、浙江等地担任要职的多位领导干部便出自这个班,如曾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孟建柱,曾先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和上海市政协主席的蒋以任等。上海交大管理学院还曾经与国外大学进行过一系列合作,其中包括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合作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领导者,以及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合作开设MBA课程等。

李家镐院长在笔记本中草拟的《关于上海交通大学与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合资创办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的协议(讨论稿)》

1991年,从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院留学归来的张国华[6]担任上海交大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海外留学的经历使张国华对中国管理教育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充满焦虑,于是他开始积极寻求各种途径,探索与国际知名商学院合作办学的机会,以期跨越式地提高中国管理教育的水平,培养出市场化、国际化的中国商业精英。

而在1992年之前,CEMI已经与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在针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课程上有过合作。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是上海市经委下属的一个机构,前身为国家经委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十大培训中心之一的上海企业管理培训中心。杨亨尝试通过这个渠道非正式地和上海方面进行沟通,但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回应[7]

1992年10月,欧共体首任驻华大使杜侠都亲自出马,在上海拜访了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汪道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积极推进者,曾经担任上海市市长,在上海拥有极高的威望。汪道涵称赞与欧共体合作在上海办一所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商学院是一件“大好事”。

汪道涵一方面向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等推荐了这个项目,另一方面也把这个“大好事”介绍给了自己的母校上海交大。汪道涵找到了老朋友李家镐[8],曾经担任上海市经委主任的李家镐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交大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随后,欧方向上海提交了《成立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与中国某大学合资合办中国国际管理发展中心公司的项目建议书》[9],并在1992年10月17日向上海交大电传了《关于在中国政府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支持下,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与中国某大学合作办学构想》的文件。

接到文件后,上海交大管理学院向时任校党委书记王宗光、校长翁史烈[10]和分管国际合作交流与研究生教育的副校长谢绳武[11]做了汇报,取得了校领导的支持。随后,由李家镐向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徐匡迪做了汇报请示,得到了市政府的支持[12]。最后,李家镐和张国华一起起草了给CEMI的关于合作办学构想的回函。

在此期间,杨亨专程到上海与李家镐和张国华做了沟通,这是双方第一次见面,杨亨关于“创办一所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商学院”的愿景得到了李家镐和张国华的积极响应。

三、紧锣密鼓的谈判

整个1993年,欧共体、外经贸部、国家教委、上海市政府,以及CEMI和上海交大都在为筹建学院而紧张忙碌。其间,作为CEMI的教授和学术委员会成员,吴敬琏教授也在1993年拜访了汪道涵,就创建一所“国际化商学院”的构想进行沟通。

1993年1月、2月和4月,欧共体驻华大使杜侠都多次访沪,先后拜会了汪道涵和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徐匡迪、沙麟、谢丽娟等领导,以及上海交大领导。经过多次协商讨论,创建一所具有国际水平的独立商学院的愿景和方案获得了王宗光书记、翁史烈校长和谢绳武副校长的支持。

受杜侠都大使邀请,李家镐和张国华于1993年6月参加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管理教育革新讨论会”,并参观了IESE商学院。随后,李家镐和张国华拜访了布鲁塞尔欧共体总部,和主管部门就创办一所国际商学院进行了商谈。

1993年7月,黄菊市长访问布鲁塞尔时,时任欧共体欧洲委员会副主席列昂·布里坦(Leon Brittan)爵士主动约见了他,并专门推荐了建设商学院的项目[13]。在前期讨论的基础上,上海市政府承诺一比一提供配套资金,双方在课程设置、领导体制、教学内容等方面大体达成了共识。同年9月,欧共体派出项目评估组访问了上海。

同年10月,欧共体议长埃贡·克莱布什(Egon Klepsch)访问上海时,也对此项目表示支持,黄菊、徐匡迪、沙麟、谢丽娟以及汪道涵等领导在会见欧共体官员时,都明确表示对此项目予以支持。上海市领导对创办一所国际化商学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1993年12月6日,上海市计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教卫办和外经贸委向上海市委教育领导小组呈送请示,建议成立由主管教育的谢丽娟副市长牵头,由上海市计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教卫办、外经贸委、上海交大和金桥开发区派员组成项目领导小组,拨出配套建设资金,同时决定由上海市外经贸委发函,取得外经贸部对CEMI迁址上海的支持[14]

四、制度攻坚

从1992年10月开始,合作建立商学院的谈判和CEMI搬迁用了整整2年时间,真可谓“好事多磨”。其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李岚清,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陈清泰、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和多位上海市领导给予了充分的关心和指导。

由于筹备中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国内教育法律、政策体系冲突过大,中欧的宏伟构想曾几度面临功亏一篑的局面。今天看来,若非当年这些主事者的高瞻远瞩,从发展社会主义的高度,以改革精神拨开重重意识形态迷雾,冲破种种体制和制度的羁绊,断然不会有中欧这个管理教育特区的诞生。中欧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产物。

当时,有关各方对学院的法律地位、学位、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不同的想法。1994年1月1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教卫办和上海交大领导专程赴京向国家教委汇报,有关各方同意暂时搁置不同意见,同时商定将原计划的学院名称“中国国际工商学院”改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和欧盟于1994年2月28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关于建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备忘录》。与此同时,CEMI也顺利搬迁到上海交大闵行校区进行过渡。

1994年5月1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教卫办主动与国家教委联系。1994年5月25日,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孝文、韦钰在北京约见上海代表,与会上海代表包括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教卫办主任王生洪、上海交大党委书记王宗光、上海交大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李家镐和常务副院长张国华,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也委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关于学院的法律地位,欧方要求给予独立法人资格,而中方最初的想法是办一个上海交大的二级学院,但可以给予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认为这足以使学院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1994年1月31日,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在国家教委外事司提交的报告上所作的关于欧共体与上海交大合作建立国际工商学院一事的批示

对于国家教委提出的举办学历教育所应达到的要求,上海方面解释说:“学院是上海交大与欧方合作办学,特别是在国家教委、上海市政府直接关心领导下,它的方向和教学质量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因此请求国家教委允许该学院进行MBA学历教育,MBA学位的授予权通过上海交大学位委员会控制进行。为了使学院能独立地解决其行政、外事、财务等事务,可以让其在上海注册一个非体制内学历教育的机构。希望国家教委让上海将浦东作为一个试点,发展MBA教育,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15]。”

经过协商,有关各方在1994年5月25日达成了共识。5月26日,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与欧盟驻华代表团代表、国家教委代表和上海方面代表确认了前一天会谈达成的共识,并由外经贸部将讨论结果知会了欧盟驻华代表团。这次会谈最终确定了中欧项目最重要的几个问题:

(1)学院在上海注册,注册之日起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1994年6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致函欧盟驻华代表团,通报在5月26日讨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建院问题会议上得出的有关结论

(2)学院继续原中欧管理中心的一贯做法,给那些成功修完MBA课程的学生颁发MBA证书。对想要获得中国MBA证书的学生,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规定,向上海交通大学申请。

学院实行双院长制,第一个5年由欧方选择富有经验的人员担任执行院长和教务长。

五、中欧奇迹的制度基石

根据会谈结果,1994年5月26日,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召集了由欧盟驻华代表团、国家教委、上海方面等参加的四方会议,对建设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基础性文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财务协议》(简称《财务协议》)做了最后修改。

修改后的《财务协议》提出:“学院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有关适用条款,并遵守协议规定原则,作为一个具有有限责任的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享有充分的法人资格,以使它能够执行所有财务、行政和契约活动,实现其总目标。”

1994年9月、10月,中国政府与欧盟分别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项目签署了《财务协议》,图为该协议首页和签名页

《财务协议》规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项目分为四期,欧盟将在第一期提供1 485万欧洲货币单位的援助款项,上海市政府将提供1 052万欧洲货币单位的配套资金。

1994年6月15日,欧盟十二国批准了该项目,并在欧盟十二国通过招标选择了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为欧方办学单位。从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项目进入了实质性启动阶段。

1994年12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教卫办关于同意成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批复

1994年9月16日和10月25日,时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布里坦爵士和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女士先后代表欧盟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财务协议》。

作为政府间的法律文件,《财务协议》在法律上赋予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度的办学自主权,为把中欧办成一个中国管理教育的特区奠定了法律基础。

六、选址金桥

最初,上海交大非常愿意为中欧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提供4万平方米土地,但欧方基于创办一所独立商学院的目标,希望在上海交大校园之外建一个独立校园,上海市政府以及李家镐教授、张国华教授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王宗光书记与翁史烈校长考虑到那样做有利于把中欧办成一个教育特区,最终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上海市政府提供了3个选址方案:一个是漕河泾开发区,一个是张江开发区,另一个是金桥开发区。

漕河泾开发区愿意提供1万平方米土地,但杨亨和温伟德教授现场勘查后发现,该地块位于高压线下,并不适合办学。基于其他原因,张江开发区也被否决了。

由于时任金桥开发公司总经理朱晓明[16]的远见卓识和慷慨大度,中欧项目的选址难题迎刃而解,奠定了中欧顺利发展的基础。1993年,吴敬琏教授专程考察了上海金桥开发区,朱晓明总经理抱病接待吴敬琏教授,并在了解了中欧项目的基本情况后主动提出提供土地的意向。几天后,金桥开发公司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教卫办正式表示,愿意无偿提供土地。

在浦东开发初期,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率108所高校校长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高等学校如何支持浦东开发,但金桥开发区不在考察范围内。朱晓明毅然决定到会议现场“争发言、抢话筒”,朱开轩主任被感动了,让他发言10分钟。这一举动让在场的上海交大校长翁史烈对金桥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终,由翁校长牵头的高等院校投向浦东的3个项目都选择了金桥,这些项目包括“金桥高科”项目(现金桥“北大方正”大厦)、杉达大学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为此,翁校长常去金桥。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些项目,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朱晓明在上海交大获得的工学博士学位证书是他亲自颁发的。翁校长说:“上海交大不仅要给学生以知识,更要培养和支持他们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经过各方反复讨论,最后,王宗光书记和翁史烈校长一起到金桥开发公司,并由王宗光书记代表上海交大党委宣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选址在金桥开发区。从此,朱晓明与中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于2000年起担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并在2006年出任中方院长。

王宗光书记曾在2009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当时教育领域改革开放还刚起步,许多人思想不解放,如果在同一个校园里搞不同的做法,就会议论纷纷,阻力很大。所以选址在交大校园之外有利于学院与国际接轨办学,而15年来办学成功的历史已证明当年的决策是正确的。”

七、中国管理教育新篇章

1994年3月,CEMI正式搬迁到上海,并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进行过渡,在谈判筹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同时,继续开展教学活动。1994年,CEMI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开设了面向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经理人员的13个培训课程,专门为3家公司开设了公司特设课程,采用英文授课的方式,配以中文现场翻译。

1994年9月,CEMI和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在上海共同召开了上海管理经营会议,吸引了150位西方企业高级经理人参加。其间,CEMI还以“中国人力资源”为题,专门开了一天的会议,发布了有关当时中国合资企业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约80位高级管理人员参加。

1997年8月26日,上海市教委颁发的合作办学许可证

1994年11月8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在成立典礼上,上海交大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签署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办学合同》。同日,还举行了学院浦东校园奠基仪式,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上海市原市长汪道涵、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布里坦、欧盟驻华大使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共同为中欧培下第一锹土。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为学院题写了校名;副总理李岚清为学院成立题词:“中欧合作培养工商管理人才,为发展上海对外经贸合作做贡献。”这一刻,被《中国企业家》杂志称为“改变中国商业史的20个关键时刻”之一[17]。随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显著,这一刻在中国商业和经济史中更显重要。

1994年11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推出成立后首个高层经理培训课程;1995年3月13日,首届MBA班预科模块开课;1995年5月8日,首届MBA和EMBA班开学。中国第一个全面拥有MBA、EMBA和高层经理培训三大课程的商学院就此扬帆起航。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3]国家教委1998年改称教育部。

[4]外经贸部为对外经济贸易部,1993年更名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3年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内负责贸易的部门合并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页。

[6]关于张国华教授,详见第六章“中欧领航人”第五节。

[7]关于欧方向上海方面非正式提出意向的经过,未见正式文件,为此编者咨询了杨亨先生、吴敬琏教授,并翻阅了李家镐教授当时的工作笔记。

[8]关于李家镐教授,详见第六章“中欧领航人”第四节。

[9]在谈判中,关于未来学校校名的提议一直有所变化,最初为“中国国际管理发展中心公司”,后又改为“中国国际工商学院”,最后在1994年1月定名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10]关于翁史烈教授,详见第六章“中欧领航人”第一节。

[11]关于谢绳武教授,详见第六章“中欧领航人”第一节。

[12]李家镐院长生前工作笔记原文是:“收到你们关于《成立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与中国某大学合资合办中国国际管理发展中心公司的项目建议书》和1992年10月17日关于在中国政府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支持下,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与中国某大学合作办学构想的电传。”因此,可以推测《项目建议书》为欧方和北京的大学谈判时的通用文本,也应该在杜侠都大使拜会汪道涵先生时就已经提交给上海方面,这也是双方正式文件往来的开始。

[13]根据《华建敏副委员长视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时的讲话》,当时李家镐院长专门请上海市代表团在赴布鲁塞尔访问欧共体总部时讨论创办一所国际化商学院的问题。

[14]见中欧档案室存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关于利用欧共体赠款在上海创建中国国际工商学院的请示》,沪府教卫〔93〕270号文。

[15]见中欧档案室存上海市人民政府教卫办《关于利用欧共体赠款在上海创建中国国际工商学院的请示》,沪府教卫〔93〕270号文。

[16]关于朱晓明教授,详见第六章“中欧领航人”第九节。

[17]何伊凡:《改变中国商业史的20个关键时刻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成立》,《中国企业家》2005年第24期,第134~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