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叠叠重山：创业者的筚路蓝缕

尽管有体制优势和CEMI时期的积累，但对中欧的创业者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由体制、资金、环境和市场组成的叠叠重山，对于刚刚诞生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来说，它所面临的是需要耐心、智慧和毅力才能克服的障碍。

一、创业者的艰辛与节俭

中欧的创业者们曾把引入全球访问教授授课的方式称为“借鸡生蛋”，但对甫搬迁到上海的CEMI来说，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可以“生蛋”的“窝”。为此，上海交大提供了当时闵行校区条件最好的学术活动中心部分设施和包玉刚图书馆的五楼与六楼。创业者们称之为“借窝生蛋”。

无论国内员工还是外籍员工，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深夜加班，甚至夜宿办公室都是常事。男性员工自担苦力，承担大量设备资料搬运也是常有的事情。大多数员工居住在市区，每天乘车去西南郊区数十公里外上班，往来之辛劳，非同寻常。

虽然中、欧双方第一个5年有约2 500万欧洲货币单位的投入，但聘请教授和建校所费甚巨，开支的科目千头万绪，创业者辛劳之余，仍需节俭度日。

为节省经费，院长乘坐陈旧的车辆，出差只坐经济舱。为了争取诸如进口免税等优惠政策，院长和员工跑断腿、磨破嘴，也是屡见不鲜。

1997年，上海交大为中欧在学术活动中心边上建造了一座两层小楼，增加了2间教室和10间办公室，“窝”终于大一点了。然而，由于空间仍然有限，高层经理培训课程仍然不得不在市区的宾馆租借场地开展教学。随着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教室、办公室、学生宿舍都面临短缺，特别是1999年上海交大部分院系从徐汇校区向闵行校区的迁移，使教学、办公、住宿场地的供需矛盾更为突出，以致中欧MBA学生宿舍在1年之内搬迁了3次，最后部分学生只得临时住进了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的招待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欧的全体师生员工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保证了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市场化的崎岖道路

成立初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面临的最大挑战还不是设施紧缺和经费紧张，而是缺乏社会知名度。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企业对管理教育知之甚少。在学院成立后的第一年里，EMBA和高层经理培训课程在招生中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冯勇明、李家镐、张国华等学院领导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不辞辛苦地拜访一家又一家公司，宣传管理教育的重要性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先进的培养模式。

中欧基于国际化教学的高昂成本，导致当时学费也贵得惊人，更增加了招生难度。为开拓国内企业市场，学院还决定对来自国有企业的EMBA学生减收60%的学费，而高层经理培训课程对中资企业的收费仅为每人每日300元人民币。

MBA课程也遭遇到同样的困难。学院收取的MBA学费虽不抵实际办学成本的一半，但仍比本地其他学校收取的学费高出将近一倍。在社会尚未充分认识MBA课程价值的时候，一个全日制MBA学生所要承受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

为了更好地拓展市场，中欧建立了严密的市场营销体系，每次推广活动都有周密计划。比如，刊登广告之后，会有人电话跟踪服务，有人负责招生手册的分发、数据库的建立等，营销的手法不亚于一个高效运营的公司。

另外，学院要求客户经理和营销人员主动拜访企业，提交客户访问报告，描述客户情况，并说明如何跟进、怎么行动，呈送院长并抄送其他部门。这样，既提高了效率，又分享了信息，让学院内部资源整合起来，共同支持客户经理突破销售瓶颈，赢得客户。这些市场化的做法在当时都是非常超前的。

这些市场化的做法，离不开顶尖商学院的智力支持。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来自全球10所顶尖商学院，他们带来各大商学院市场化运营的经验和智慧。其中，法国的INSEAD商学院、西班牙的IESE商学院和美国的密西根大学商学院是中欧重点学习的对象。

针对企业不了解高层经理培训课程的情况，为了开拓市场，院长们带着员工拜访客户，这也成为中欧创业时期的一大特色。

1995年，李家镐院长、张国华副院长亲自到上海各系统去招收EMBA学生。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外经贸委、外资委主任朱晓明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经过李家镐、张国华两位院长在外经贸系统总经理会议上发表招生演说，加上朱晓明主任的动员和会后的落实，外经贸委系统输送了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参加了中欧EMBA和MBA课程的学习。

张国华院长拜访的上海家化，是中欧开拓客户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在最初的接触中，时任上海家化董事长葛文耀对国内商学院能否培养出市场需要的人才存有疑虑。为了证明中欧管理教学的价值，学院聘请的哥伦比亚大学市场营销学教授史明博（Bernd Schmitt）专门为上海家化的化妆品品牌写了案例。

葛文耀发现自己的企业上了“教材”，而且言之有道，一下子感到眼前这所商学院和国内其他学校不一样。上海家化的大门被一份案例叩开了，在接下来的10多年里，上海家化持续不断地派高管来参加学院的培训，并对中欧的发展给予了很大支持。

时任外方院长冯勇明和副院长苏史华也频频露面，积极说服外企派员工来培训。此前，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还没有派员工去国内商学院培训的先例，但面临日益严峻的人才本土化的挑战，它们也迫切希望国内同样能提供国际一流的管理教育，因此，中欧的出现帮助它们解决了国际化本土人才严重短缺的问题。国际电气行业巨头ABB在中欧办学之初就与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把中欧作为最重要的培训伙伴。

三、体制边缘的绿灯

在中国市场经济建立初期，体制外办学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难免与原有的教育体制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但在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中欧解决了办学中遇到的许多体制难题，一次次渡过难关。

学院建立后，中欧面临一系列实际操作的难题，这些难题包括中欧作为独立机构运作所必需的批准证书和办学许可证问题、毕业生留沪的户口问题、中欧员工参加社会保障的问题、设备进口免税问题等，这些事务之复杂，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1997年6月13日，受上海市领导委托，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殷一璀召集上海市教委、计委、外资委、人事局、上海交大和中欧等各方面，召开中欧办学有关问题的协调会议。

尽管受到当时种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上海市政府仍然对中欧一路开绿灯，通过协调会议，以及随后对于协调意见的落实，上海市外资委和教委分别向中欧颁发了批准证书和办学许可证；上海市计委和经委加快了浦东校园建设的审批，使校园得以在当年年底顺利开工建设；上海市教委还帮助梳理协调解决了学籍管理、外事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在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孟建柱的亲自关心下，通过上海市人事局以人才引进的方式解决户口问题，对中欧MBA毕业生在上海就业帮助极大。

四、寻求赞助

来自欧盟和上海市政府的财务支持迟早会结束，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来说，如果不能在20年合同期内实现财务自立，则未来的运营难免有断炊之虞。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的民营企业还不发达，中欧的校友资源也很少，筹资相当艰难。

曾经参与创办多家国际商学院的雷诺教授把目光放在了中国香港，那里有很多跨国公司的亚太区总部。雷诺和杨亨成为中欧的主要募款人，他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去香港，与这些公司的亚太区总部沟通。香港浙江第一银行、英美集团、德国拜尔都成了中欧的赞助商，有些赞助持续10年以上。欧方副院长苏史华也奔走于上海、北京等地的外资企业，为学院积极筹款。

借鉴国外顶尖商学院的经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设立了一系列赞助项目，如教席赞助、校园赞助、研究赞助和物资捐赠等。有的公司则在中欧设立的赞助项目以外选择特定范围的专门项目提供赞助。

五、金桥象牙塔

从一开始，上海市政府、欧盟和办学单位（上海交大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以及其他有关人士一直对学院抱有以下设想：建设一所国际性的商学院；由具有国际水准的建筑设计机构设计；其建设达到国际优质标准。

创始人之一杨亨说：“我们觉得一个学院，特别是一个商学院，必须有自己的校园，校园除了提供比较好的教育环境、住宿环境和工作环境之外，也会变成学院的一个象征。”

因此，在学院成立之后，管理委员会很快着手为浦东校园设计做准备。1995年，双方院长还专门为此考察了多所美国的顶尖商学院。

基于学院财务依靠欧盟和上海市政府资助的现实，以及未来实现财务自立的目标，管理委员会认为，吸引赞助的最好办法是建造一座本地区独一无二、出类拔萃的校园，并为此寻找国际闻名的建筑师。

管理委员会从欧洲和北美的7家设计公司中，最终选定了著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领衔创办的P.C.F.建筑师事务所（Pei Cobb Freed &Partners Architects LLP），并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选择华东建筑设计院作为国内合作方共同设计浦东校园。

管理委员会认为，当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主要募资对象为香港和上海的企业家，贝聿铭先生祖籍苏州，在国内外备受尊敬，他在香港设计的中国银行大厦也是香港的地标建筑，在香港捐资人中颇有名气，而其在法国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建筑在欧洲也是经典之作，其设计水准与能力享誉世界。

更重要的是，该事务所的另一位创始合伙人亨利·科布（Henry Cobb）先生在洛杉矶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设计的校园广受好评，有设计一流商学院建筑最直接和最相关的经验。

1995年6月26日，学院与P.C.F.签订了概念设计协议，8月7日，管理委员会在洛杉矶对概念设计初步方案进行了评估。管理委员会认为：其设计不落俗套，学术氛围好，能为教学和研究提供幽雅的环境，风格凝重，朴素大方，具有中西文化结合的艺术构思。

随后，P.C.F.和华东建筑设计院成为浦东校园的设计方，中建二局为施工单位，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监理部担任了工程的项目监理。

1997年6月13日，上海市政府召开专题协调会之后，上海市计委和经委抓紧审批了项目。1997年8月18日，由李家镐院长和金桥公司杨小明总经理分别代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签署了浦东校园土地使用权投入合同。1997年12月28日，浦东校园正式开工建设。

1993年，欧共体对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时估计，基建费用大约为1 700万美元，但随后几年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每年在25%上下），使得建校后基建费用大幅超出预算。而且，由于办学规模的扩大，原建议的1.3万平方米一期工程建筑面积已不能满足需求，学院通过与建筑师的沟通，最后将建筑面积确定为2万平方米。

考虑到办学规模的发展和资金来源问题，项目建设采取了整体规划、分期建设的方针。学院首先集中现有资金尽快建成第一阶段工程，然后在中欧的品牌初步形成和新的资金到位后，配合长期教授队伍的建设启动第二阶段工程的建设，与第一阶段工程共同组成红枫路校园。

1998年，中欧浦东红枫路校园建设遇到资金问题，李家镐院长以其长期担任上海工业界领导的威望和人脉积极在上海的国有企业中筹资，校友会也通过校友网络，发动各方力量，先后获得上海石化、上海天原集团、上海万泰集团、上海制皂厂和江苏证券[1]等公司捐资共905万元，雷诺教授也争取到了西班牙政府和环球资源的捐赠。

六、李家镐[2]：鞠躬尽瘁

1998年4月，李家镐院长被确诊患了晚期胰腺癌。5月29日，李家镐院长与世长辞。

李家镐教授出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方院长时年届七十高龄，在为中欧拼搏的三年半时间中，李家镐院长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把生命的最后岁月献给了中国管理教育这一崇高事业。

李家镐院长的事迹是中欧人创业艰辛的写照，也激励着中欧人不断进取。中欧创业5年实现领先亚洲的奇迹，靠的是全体员工像李家镐院长一样的拼搏精神。

1998年10月7日，《人民日报》以“创造有价值的人生”为题，刊发了金凤先生对李家镐院长的悼念文章，文章说：“了解他的人都公认，家镐的内心是一团火，他怀着火一样为国为民的热情[3]。”李家镐院长不惜燃尽生命蜡炬，化作火一样的热情，献给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1999年6月，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推荐，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吉[4]出任学院代理院长。

七、创业者的中考

1997年，欧盟委员会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项目进行中期评估，在评估报告中，对中欧两年半的办学成就予以高度赞赏：

中欧人才济济，学院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未来做出的规划与我们的设想非常吻合。对此，我们表示赞赏。中欧确立了一系列目标，其中有些目标对于这样一所成立不久的小规模学院来说是相当有魄力的[5]。

经过短短两年半的时间，中欧已经就实现这些目标取得了巨大进展，该项目曾遇到一些阻力，但并未因此而止步不前，而且其中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令人高兴的是，该项目得到了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严格的课程设置、考试制度和高负荷的学习任务无疑大大提高了中欧的声誉，学院在不影响学术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强调学生的实践能力。

同样地，中欧的EMBA课程并非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开设，课程着重于将西方商务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尤其是针对中国企业组织的变革管理。这将提高参加EMBA学习的收益。

在颇具权威性的学术委员会的协助下，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中欧在学术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开端，前景一片光明。

尽管校园仍在建设中，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国际化办学路线、教学水准和学术水平已经得到管理教育界、市场和媒体的广泛认可。1996年，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week）报道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已经位列亚洲最佳商学院五强之一。

1999年10月16日，在中欧浦东校园举行的董事会上，翁史烈董事长对过去5年的办学进行总结时指出，第一个5年合同期内，已经“完成了，甚至超额完成了中国政府与欧盟在办学规模、新校园建设、教学质量以及教授队伍发展等方面所规定的任务”。

到1999年10月，中国政府和欧盟的首期《财务协议》行将期满之际，在《亚洲企业》杂志评选的亚太地区50所最好的商学院中，中欧MBA课程名列第17位。2000年5月，在《亚洲周刊》评选的亚太地区50所最好的商学院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课程名列第14位，EMBA课程名列第10位。

短短5年时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已经迈入亚洲一流商学院的行列，但是对于追求卓越的中欧来说，这远不是最终目标，年轻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朝气蓬勃，心怀梦想与希望，迈上了建立世界一流商学院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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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9年，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江苏证券增资扩股并更名为华泰证券。

[2]关于李家镐院长，详见第六章“中欧领航人”第四节。

[3]金凤：《创造有价值的人生》，《人民日报》1998年10月7日第12版。

[4]关于刘吉教授，参见第六章“中欧领航人”第七节。

[5]见中欧档案室存欧盟委员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项目中期评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