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合作社的起步是偶然还是必然？

一、村集体组织是村庄主人

左文学自2000年起担任塘约村主任，2002年底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但为什么塘约合作经济建设从2014年起才风生水起，而且到塘约参访的人都感到一种“大干快上”的紧迫感？除了水灾重建这一契机，这个时间节点还有什么意义呢？在对左书记的访谈中，我们听到了他的解释：

我们不能慢。我跟我们班子成员说，我们遇上一个好时代。（党的）十八大以前这个事情做不来。很多事情办理手续不是这么畅通的。我当这么多年村干部，政府部门“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很多政府官员把为人民服务的职务作为自己的权力，（把）国家的很多政策视为（对）自己的恩惠。（党的）十八大后对干部的管理很严肃了，有的人有这个心但不敢这么做了。（党的）十八大后，我跟我们班子说要与时间赛跑。如果慢了，这个时代我们就跟不上了。看到天起云了要下雨了，下雨之前要把水缸什么的都准备好……宣讲塘约道路未来的发展，要让我们的村民看到希望，要能够催人奋进，激发我们村民的紧迫感、使命感。

如果说左书记从多年当村干部的经验里看到了恰逢其时的机遇，那么乐平镇的马松书记则从中国农村当下发展的困境看到了塘约实践的必然性。在马松看来，中国农村发展面临“资源破碎”和“资产沉睡”这两个问题：

第一，资源破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资源破碎。很多农民觉得土地好像是自己的财产，虽然我们说土地是集体所有，但是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很难。其实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是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因为地被占了，有一个公平的问题。你在推进过程中（农民）自愿是很重要的。种这点儿地不会有多少钱。产业结构调整很重要，但为什么难，就是因为资源破碎。

第二，资产沉睡。为什么今天的农民存在很多很大的社会问题？假如我外出务工10年、15年，积累了几十万、几百万元，我们西部农民有个现象，（会用挣到的钱）造一栋大房子，50万、100万建完了没有新的积累了，没有新的资金进入了，资产沉睡。

农村的发展需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在马松看来不能通过招商引资解决，因为“如果企业来了，（农民）就变成给企业打工的了，土地流转费已经给你（农民）了，（农民）没有主人地位”。他说，农村的发展道路需要“让真正的村集体组织成为主人，坚持自己的主人地位”。马松的思路源自他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是农村长大的，整个农村发展艰辛我是深有体会的。农民再这样走下去，社会地位会很低。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尤其是今天的农民，他们真的很不幸福。他们都在单打独斗，任何一个风险他们都只能自己承担。因为这种大环境，他们没有信仰，有钱就踏实，但真正有钱也不幸福。真正的幸福是和谐、稳定，大灾大难面前有团结，（有）这样的社会环境。

对于如何增强农民的主人地位，解决“资源破碎”“资产沉睡”的问题，创造团结的社会环境，马松认为就是要组织起来：

塘约就是统起来，管起来。管一帮人不好管，管一个组织好管。就像今天的塘约，精准扶贫怎么干，我去帮10个人可能不好搞，但我把10个人统起来帮组织的时候就好办。在解决农民的问题上，集中起来更好干。让有能力的人团结起来带领大家。农村人是朴实的，组织起来就没有懒汉，组织起来不养懒汉。如果是大锅饭，肯定有懒汉，但有效管理，就没有懒汉。

二、如何让土地从分散到联合

孟性学是塘约的老干部了，1993—1998年担任塘约村党支部书记，1998年后被镇里的企业办聘用。2015年退休之后被返聘回村，直接参与了塘约土地流转入社的工作。他介绍说：“塘约村党支部过去也是先进支部。先进在哪里？就是镇里安排工作，塘约村是走在前面的，在过去，没有国家资金扶持，大家是真正的艰苦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塘约村第一任书记是石仲魁，石老书记在部队参加过抗日战争，是参军回来的；第二任书记是左进榆，左文学的父亲；第三任书记就是孟性学。孟性学还记得石老书记说，选人用人很重要，“选干部好选，选思想不好选”，思想在什么立场，要多方考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看出来的。

虽然塘约有先进党支部，但是塘约的土地流转入社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呼百应的。塘约在2014年下半年开始筹划合作社，请县里农业组的专家来做土壤测试，由农推站从附近的乡镇引进浅水莲藕，决定尝试种植150亩。2015年合作社的土地只有60%是参社入股的，其余40%是通过土地流转得来的。从分散走向合作，孟性学说干部队伍的想法是：“既然大户都能流转那么多土地搞出名堂，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呢？”然而，老百姓当时还有顾虑，他说：

老百姓还是不相信，要求量了土地之后先把流转费交给百姓，老百姓才答应签土地流转协议。老百姓怕搞砸了，年底没钱找谁要？干部们下不下台、换不换届，老百姓都得吃饭。

村主任彭远科回忆，自家的母亲也有顾虑，担心土地被征走了：

我说，“母亲，把我们现在的塘约跟20年前我们打工那时候相比一下，你应该就知道了。”她说：“我知道好是好，但是我们的土地怎么办？”她担心土地被征掉了。我说：“这个不是你担心的，我们家靠种土地，包括你老人家种了这么多年，你能够给我们造一栋大楼房吗？没有。现在我们要集中起来，虽然我们的土地被征用了，但是我们把它集中起来抱团，把我们一产二产三产这些产业装上来（发展起来），解决我们下一代的就业问题，我们还要种什么土地呢？”我说我到沿海一带（看过），我清楚的，种土地的人不多了，（人们）每天都骑着小自行车上班的。

村委会有一个三个板块联合发展的愿景，打算建设三个基地：一个水果基地，一个苗圃基地，一个科技示范基地。当时村委会提出“水果上山，苗圃进地，科技进田”，围绕这三个板块来发展村集体经济。然而村委会提出的愿景再好，老百姓需要看到实际的土地效益、前景才愿意加入合作社。彭远科等干部发起了一个动员：

我们首先拿一个村民小组先做，就是把丫关村民小组。我们去流转土地，老百姓不同意，不同意我们就晚上在村民小组开柴火会，烧起柴火堆，把村民召集起来，白天没有时间，晚上开会，给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我们说：“想发展这个愿望是有的，但是支不支持我们村里这么做（要看你们），我现在给你们讲清楚，我们先行先试。”村民说来说去一句话：“土地可以给你们，但是我们要现钱。”我们最后通过村民代表大会，约定（水）田700元，（旱）地500元，坡耕地300元，这样把土地先流转进来。

孟性学、曹友明见证了流转工作，他们介绍，在这一动员的过程中，塘约的村民小组干部和村干部带头拿出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干部们也动员自己的家属、亲戚，把自己家的土地拿出来参与试验，同时动员其他村民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仍然有个别村民不同意流转，左书记说实在不同意的可以保留一些插花地。同意流转土地给合作社的农户要求先丈量土地面积，村里用皮尺一块地一块地丈量，然后村民按手印确认。

三、谁贡献塘约第一桶金？

塘约合作社规划的150亩莲藕地，由农业局提供了30万元的莲藕种子，从别的乡镇引进。但是土地流转费用，种植莲藕需要支付的化肥、人工工资等费用从哪里来呢？曾是大队会计的曹友明还长期在镇信用合作联社（简称“信用社”）工作，2005年退休返聘回塘约，进入村委会。他对当时的资金筹备情况很清楚：合作社打算从信用社贷款120万元，但信用社当时不给贷。左书记是信用社的理事，在召开理事会的时候，他与信用社理事长商量贷款事宜。但是信用社认为合作社刚刚成立，还没有经济实体，贷款有风险。经过协调，决定由村里11位村委会干部以个人名义从信用社贷款，一起把钱贷出来。

对于11个村委会干部进行个人贷款、承担风险的过程，彭远科的讲述更加详细：

当时没有钱怎么办，村镇“两委”的班子成员到信用社，请他们帮助我们一下，能不能贷给我们一点儿款。信用社这样说了，“贷给个人可以贷，贷给集体我们不贷”。最后我们又组织班子成员来开会，我们11个班子成员个人贷款，下死任务，最低的8万元，最多的15万元，把款打到我们的村财务。我跟书记两个人带头，我们（一人）15万元，当时我们（11个班子成员）一共贷了114万元。后来又规定，一旦我们发展起来了，由村集体帮我们把这个钱还了，如果发展不起来，我们亏了，我们几个人打起背包外出打工，去挣钱把这个还了，自己还自己的钱，不要给老百姓拖泥带水。

曹友明认为，从信用社的角度来看，因为塘约村集体有2000多亩的用材林，如果出现债务违约，可以向政府申请砍伐树木，用于还债，所以信用社也是看到了村集体有还债能力，才肯把资金贷给合作社，而不是仅仅基于村“两委”成员个人的信用。尽管如此，如果没有11个干部愿意承担个人风险，签字画押，信用社不会提供贷款，塘约就没有这用于起步的第一桶金。拿到贷款后，合作社首先支付土地流转费用，用彭远科的话来说是“给老百姓吃定心丸”。

第一次种莲藕，产量高的一亩达6000斤，一般的一亩也有4000斤，当年订单价格是每斤1.8元。到2015年，合作社盈利76.5万元，当年就给入社的社员分红。老百姓看到合作社有奔头了，那些没入股的就要求参社入股。

2015年，合作社流转了600多亩土地，再加上入股的1700多亩土地，总共2300多亩。因为体量扩大，村委会希望向信用社贷款500万元。信用社认为数目太大，塘约村村民大会讨论后，提议用集体林场做抵押，信用社还是不同意，只肯贷给村集体100万元。这时候村“两委”开会讨论怎么办，问大家敢不敢个人贷款，有些人对此有顾虑。最后4个村干部每人贷款10万元，共40万元。2015年合作社共投入200万元。2015年2300多亩地全部种植蔬菜，其中40%的土地种植辣椒，是承接的广西的订单。2016年年底合作社盈利202万元，贷款全部还清。

关于推动塘约村合作社实践的动力是内生的还是外源的，村主任彭远科是这么看的：

有些人问当时我们这个村是怎么做到的，我说就是我们的干部敢担风险、敢冒险。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政策，没有部门支持。到（20）15年的下半年以后，领导部门才来关注我们的，他们发现我们了，发现我们这个村的基层组织这一块是这么做的，然后才来帮助我们。

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认为政府帮扶这些外力可以让塘约发展得快一些，但首先是自组织：

我们（第一步）先把土地资源集中，第二步人的思想的集中，第三步才可能用第一步、第二步的条件，去推动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决心也是下了，就是政府、社会、国家如果在后面有推手，我们就快一些，不然就慢一些。

四、谁的合作社？

农村社会常常有少数人的合作社（即少数大户组织的合作社），在我们参访塘约之前，也有人说塘约的合作社是村委会11个人的合作社，因此我们自然会问，塘约合作社是个什么概念，是谁的合作社？

对此，村主任彭远科毫不犹豫地回答：

合作社是我们全体村民的合作社。它不是11个人的。我们和老百姓一样的，也是土地入股。这个合作社是这个村的经济组织，是我们的这个班子成员分管的，村委会11个人是有工资的，这部分是在村集体的10%以内。

塘约村成立合作社以前，跟全国很多村庄有相似之处，是一个空壳村。全村3000多人中，外出务工的有1000多人，劳动力基本上全部外出打工。对大部分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说，这也不是长远之计。

对其中有抱负的人，塘约的集体经济实践给他们提供了新的起点。

“70后”旦兴元是外出打工的村民之一。他1991年初中毕业，1993年去北京打工，在翻砂厂、建筑工地、生铁铸造厂都干过。1999年又去浙江慈溪炼铜厂打工，2012年去台州开叉车、管仓库，一直干到2014年。前前后后打工10多年，加上开了两年餐馆，但“没有挣到钱”。2014年底，他听说家乡发展比较好，就回来了，先在平坝区开了一年的餐馆，也没有赚到钱，因此回村做些砍树的零工。旦兴元家里五口人，2017年才参加合作社，目前是硐门前村民小组组委会委员，也是合作社蔬菜基地负责人之一。

同为“70后”的彭远科，也曾在外打工。在塘约，他和左文学紧密搭档，还戏称这种合作关系是“夫妻关系”。我们到塘约调研的第一天，就碰到了彭主任，听他讲他的人生经历：初中毕业，1993年结婚，妻子是本地人，“家里也很穷”，1996年他外出到浙江打工。2003年他中途回村盖房子，虽然在外面省吃俭用，也只存下10万元，另外借了15万元才把房子建好。2008年因为父亲生病，小孩上初中需要父母管教，彭远科就此回乡，当了6年村民小组组长，2013年换届时担任村主任。

彭远科的小侄子和小儿子顾及家里负担重，曾经想放弃读书外出打工，彭远科颇有体会地说：“打工不能去了，打工打到我这辈去了，你们不能去打工了，我知道打工不是什么好事，那是逼不得已的情况才到外面去。旧社会叫讨饭，现在我们叫打工。”说起自己曾经的愿望，彭远科说：“那时候的梦想很简单，就是造一栋楼房，买一辆摩托车，然后把小孩的上学问题解决了。那时候还要收学费，没有实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小孩全部毕业，最后大的一个送去读寄宿学校。”今天彭远科的梦想不再围绕家庭经济，而是围绕村庄经济，他说：

大集体时期，毛主席老人家给我们创造了这么一点，就是抱团起到的作用，把支部建在连队。我们今天是村集体，我们叫作基层党组织，也是连队。我们村集体发展地方经济，我们的本钱只有一样，就是我们的土地，你怎么盘活土地，怎么实现这个土地利用最大化，形成市场经营经销，你要靠土地，在土地上做文章。

对大多数村民来说，尤其是妇女和年纪大无法外出找活儿的男性村民，塘约的合作化最直接的是提供了土地入社分红和就业机会。在塘约村的杨家院组，组内有一半人靠合作社实现就业，这些大多是妇女和年龄大些的男性村民。男性在合作社干活的，多是操作农机和除草。组内一般人每年有5万～6万元收入。劳动力强的人，一个月最少能挣3000元。这些人是可以做大工的，比如水泥工，每天挣250元；如果做小工，收入是每天110元起。组里有两户得到了合作社股份赠送：一户是独生子女户，得到奖励；一户是丈夫去世了，妻子供养着两个大学生。比如，一般一股分红是六七十元，这两户一股可以得到150元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