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客观价值理论
希腊哲学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认为价值的来源是需求，没有需求就不会进行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区分了物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人（这个思想在19世纪的古典主义者中受到热情追捧）：6
该思想认为，我们所拥有的每样东西都有两种用途，两种用途都从属于该事物本身，其中一种是首要的用途，另一种是次要的用途。例如，鞋子既用来穿，也可以用于交换。这两者都是鞋子的用途。7
亚里士多德主要关注的是价值与“正义”的关系。价值以效用（使用价值）的形式存在，并通过劳动来衡量。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公正价格”是指在劳动价值都相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换，同时考虑劳动质量的差异。8然而，他并没有解释这种商业是如何运作的，也没有提出一个“正面的价值理论”来解释价格是如何确定的。
在中世纪，“经院派学者”大多是哲学家、神学家，他们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前辈一样，认为经济学是伦理和道德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经济学方法不能与社会哲学体系分离，这些体系是教会法学的一部分，其最终目标是获得恩典。
他们认为，价值有两个方面的重点。首先，一种规范的方法，即探究价值应该是什么，不应该通过交换在市场中确定价值。其次，确立价格应该符合教会要求的公正原则，换句话说，就是如何为人世间的商业活动辩护。
经院派提出了“公正价格”的概念，其定义可以有多种解释，并且这些解释是由教会决定的。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致，劳动成本在价格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阿尔伯图斯·马格纳斯（约1200—1280）认为应当交换“包含相同劳动和成本”的商品。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在其《神学大全》中，将商品的“公正价格”和“错误价格”区分了开来。
高利贷被认为是非常恶劣的行为。在但丁的《地狱》中，贷款人会被判处到地狱的第七层，因为他们不是从生产（自然或艺术）中赚钱，而是通过利率的投机性赚钱。新古典主义之前的大多数价值理论都强调了寻租金融行为的恶劣性。
阿奎那允许“公正价格”有所变化，但仅仅是指商人劳动的报酬，而且仅在能够让商人维持他们日常生活水平的范围内变化。这是一种让步，实际上价格和利润也可以是不同的。
在阿奎那之后的一个世纪，圣安东尼诺（1389—1459）利用负效用的概念来证明价格的合理性：
当一个人需要某个事物，意味着这个事物的丢失会给拥有者带来很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赋予这个事物一个更高的价格，而不去考虑这个事物本身的价值。他并不是根据事物本身的价值，而是看该事物对他的价值，即并不是看重事物本身，而是看重丢失该事物会带来的不便。9
圣安东尼诺用类似的逻辑将利息合理化，他指出资金可以用来赚取利润，因此，因转让赚取利润的机会而收取利息是正当的。然而，他始终认为，获利并不是目的，只是实现所有活动最终目标的手段。
在研究经院派（或者古希腊哲学家）的价值定理时，我们要明白价值理论和经济学是与更高层面的世界观的统一。10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经院学家重视超越世俗财富的福祉，他们将利润置于道德目标之下，并坚持按照管理学说履行经济职务。11他们为现代企业目标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持（尽管缺乏充满活力的金融部门或追求盈利的世俗义务感）。
随着宗教改革和宗教信仰与经济活动逐渐分离，经院学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他们的继承者是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的价值体系都更倾向于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而非更高层次的价值观和福祉。
15世纪和16世纪新技术和新组织模式的出现催生了商业社会。同时，新的航海仪器的发明推动了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农业开始摆脱封建性质；经济发展的重点也开始向大而有组织的市场转移，而这些市场则是在行会和大型贸易公司（如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控制和官方保护下运行的。
一个新的经济学说——重商主义诞生了。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净出口最大化是实现国家繁荣的最佳途径，而一个国家的财富是以黄金来衡量的。
重商主义出现的意义在于它用国家间的竞争取代了经院学家的道德秩序。如第3章将要讨论的，君主的合法性从神权基础转变为以霍布斯主义[2]为基础，先推翻那个时代的压迫与束缚，然后逐渐增加新的贸易路线和商业机会。公共利益在国家政治术语中被重新定义，人们开始寻求能够指导国家增进财富的价值理论。然而，尽管人们立下了崇高的国家目标，但重商主义的存在也只是为了增加一小部分个人和公司的财富，他们表面上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实际上只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
在重商主义时代，人们对寻租行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欧洲征服新世界并掠夺黄金和白银的时代，人们将开发和保护贸易路线以及积累贵金属的行为视作最有价值。正如东印度公司董事托马斯·蒙所宣称的那样，通过“每年向外国人出售的商品价值超过我们消费他们的商品的价值”来增加国家财富。12商品的转移被视为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提取。
随着重商主义的发展，人们对价值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佛罗伦萨的商人和历史学家伯纳多·达万扎蒂（1529—1606）在其《关于货币的讲座》中，构建了一种基于效用的价值理论，由于这个时代更加看重控制贸易的商业行为，故其理论更关注影响商品需求的因素。13达万扎蒂还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区分开来，并提出了“价值悖论”。14他认为黄金虽没有使用价值却有很大的交换价值，人们可以用黄金来换取其他商品。
同时期，威廉·配第爵士（1623—1687）建立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价值方法。他是一位解剖学家、医生和国会议员，曾在奥利弗·克伦威尔任期时的爱尔兰担任税务管理员。医学训练和他所处时代的科学进步对他有着深刻影响，使他致力于寻找现实世界的自然法则和内在法则，包括“自然价值”。配第认为，“自然价值”是由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决定的，任何商品的市场价格（“实际价格”）都会围绕其自然价值（“自然价格”）波动。配第通过用劳动力来解释土地的“票面”价值，将他的价值理论简化为基于劳动力的理论，而劳动力价值是由最低工资水平决定的。15反过来，这种劳动价值是由一种维持生计的工资形式决定的，这种工资可以用“世界各国最容易得到的食物”来计量。16在这方面，配第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做了铺垫。
虽然配第研究了价值理论，但他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计算国家的总产出，而不是关注产出的形成过程，他在这类统计方面的突破性研究使他为这个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7他形成了一系列的判断体系，来鉴别哪些活动是生产性的，哪些活动不是。他认为只有那些必需品（如食物、住房和服装）以及符合重商思想且能促进商业贸易的支出才应该被算入总产出，而律师、牧师以及金融从业者只能算作这些服务的副产品。
通过明确界定经济中的生产领域，配第定义了什么是有价值的，此外，他通过提出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这将成为GDP的基础）创建了一个框架，各国政府（和社会）至今仍将其作为衡量国家财富的标准，并以此指导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18
重商主义并没有明确体现价值理论，19它将劳动看作价值的源泉，但并没有明确认定劳动就是价值的衡量标准。货币被视为一种价值储存手段但并不一定是效用的衡量标准，这个观点在19世纪末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例如杰文斯和马歇尔）提出，并在今天被人们普遍接受（参见第2章）。重商主义声称自己是一个关于国家如何致富的理论，但实际上它更像是拥护今天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3]的一个理由。
在18世纪和19世纪，对价值来源的深入探讨集中在生产要素上：首先，重农主义者以土地作为关键生产要素（这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是可以理解的），然后，随着经济的工业化发展，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样的古典学派则专注在劳动力上。
重农主义者是法国启蒙哲学家，他们创立了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并创立了第一个正式的土地价值理论。重农主义的名字源自希腊语，意思是“自然政府”，暗指“自然秩序”，这个术语涉及自然社会契约的概念以及统治经济过程的不变法则。重农主义者对政府的干预持谨慎态度，这与他们最著名的成员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的名言——“自由放任，自由通行”相一致。对于生活在君主专制下的重商主义时代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激进的想法。
与重商主义者注重贸易平衡和黄金积累相反，重农主义者认为国家的财富完全来自农业，制造业产品的生产相当于农业剩余的消耗，租金是土地所有者向需要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人收取的报酬。
重农主义者最具革命性的贡献来自他们对经济和价值创造的方法论。在这些方面，他们被一些人认为是最早的经济学家；他们是最早将经济视为一个系统的人。
18世纪中叶，路易十五国王的医生兼顾问弗朗索瓦·魁奈提出了第一个系统的价值理论，该理论对生产性的经济活动和非生产性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分类。在他于1758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经济表》中，以新陈代谢作为类比，说明了价值是如何在经济中被创造和流通的（水泵引入了新的价值，而排水管将价值从系统中排出）。魁奈的模型展示了整个经济是如何利用少量人创造的价值使价值总量不断增长的。
价值这一主题在重农主义思想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他们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工业活动的分类仍然受到政治的影响。20魁奈将农民视为少数的价值创造者，由于贵族和政府都对农业课以重税，农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重商主义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农产品价格的压力，它们压低价格来支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部门，从而可以获取更多的黄金来增加国家财富。
魁奈的《经济表》支持农民反抗重商主义者的压迫，它认为所有价值都来自土地。21他对活动的分类颠覆了重商主义者的做法，即将交换和获得的黄金放在价值创造的中心，虽然只限于农业生产方面，但现在价值与生产变得密不可分了。22魁奈在书中提到，只要生产的东西多于消费，产生的剩余价值可以进行再投资，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相反，如果非生产性部门的价值提取超过农业的价值创造，经济就会衰退。这个剩余价值和再投资推动经济前进的观念被古典经济学家所采纳。
魁奈对经济的描述是全面的，但他对生产活动的定义却非常狭隘。与他同时代的图尔戈也认为财富完全来自土地，但他看到了为农民提供生产材料的工匠的作用。他认为地主只是一个负责收取租金的“可被替代的阶级”，但他也承认，这种可被替代的阶级可以提供一些服务来满足社会的一般需求。
重农主义者的方法补充了理查德·坎蒂隆（1680—1734）的土地价值理论。坎蒂隆在法国曾是一名成功的投机者，后来出版了一部早期经济理论的重要著作《关于一般商业性质的论文》，这是少数几本涵盖了客观和主观价值学派的文本之一。关于客观价值理论，坎蒂隆像配第一样从劳动力与土地价值论开始，但随后他通过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将劳动者的价值与他们消耗土地产出的两倍相等，同时允许劳动者的技能和地位存在差异，从而将内在价值的决定因素只局限于土地生产要素。他还发现了当市场价格偏离内在“土地”价值时，资源在不同市场之间分配的方式。对于主观价值理论，在确定短期市场价格的供求机制方面，坎蒂隆开创了一个两阶段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对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尽管不涉及长期自然价格），这使他成为19世纪边际主义革命的奠基人。
重农主义者对价值和价值创造的理解做出的主要贡献是他们强调经济作为一个系统的重要性，探索收入的不同来源并明确考虑其分配。尽管在今天看起来晦涩难懂，但魁奈的《经济表》将经济视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和人体一样，经济需要被分析、理解和培育。经济不能简单地由商人阶级或君主随意支配。米拉波伯爵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重要人物，他认为魁奈的《经济表》的重要性仅次于印刷术和货币的出现。23
然而，重农主义者的观点并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也许是因为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以及生产过程的根本性变化，重农主义者关于土地是所有价值来源的结论很快就受到了质疑。魁奈去世一年后，理查德·阿克赖特申请了织布机的专利，博尔顿和瓦特创办了生产蒸汽机的公司。英国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