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刘备入川
第一节 刘焉避祸据益州
在《三国志·蜀书》中，第一篇并不是刘备的先主传，而是刘焉、刘璋父子的刘二牧传。
陈寿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在他看来，蜀汉的核心在益州，而刘备得到益州则是源于刘璋。
坐拥巴蜀、实力不俗的刘璋，为何却轻而易举丢掉了基业呢？
其实，刘璋手下忠臣良将为数不少，也一度给刘备造成了巨大的麻烦。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刘璋尚掌握主动权时便早早背弃了他，成为刘备这个未来益州新主的座上宾。
如此巨大的割裂状态，在三国时期的其他政权中是很罕见的，这也是刘备能够取得益州的根本原因。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还得从当初刘焉割据益州说起，在那个时候，祸根便已埋下。
刘焉是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之后，另一位在汉末叱咤风云的宗室诸侯刘表也同出这一系。
虽然刘焉和刘备一样都与当今皇室血脉相隔甚远，但刘焉的仕途却顺利得多。他历任洛阳县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职，官至九卿高位。
由于刘焉多年为官的足迹遍布地方和中央，国家的现状他一清二楚。这些年外有凉州羌乱和黄巾之乱，内有宦官和外戚互相倾轧，看似强大的帝国已经千疮百孔，到了大厦将倾的地步。
未雨绸缪是刘焉一贯的行事特点，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他在中平五年（188）向朝廷建议说：“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
如今刺史、太守所用之人多因为收受贿赂、盘剥百姓而众叛亲离，因而无法平定地方暴乱。不如选用朝中的清正重臣，让他们去担任地方州郡长官，并改刺史为州牧，如此方能安定天下。
我们常说大汉十三州，其实确切地说应该称为十三刺史部，这个刺史部并非单纯的行政区域，更多的职能是监察区域。
不过刺史的职权也比较有限，并不能总揽地方军政大权。
随着东汉末年的动乱，原有的刺史部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于是，刘焉才认为需要用州牧取代刺史，而刺史部也将正式转变为地方最高级别行政单位——州。
刘焉所言并非没有道理，有限的职权无法将资源进行彻底的统筹，因此也无法支持有效的军事行动。
然而，这一方案却是一剂毒药，濒死的东汉王朝即使明知是饮鸩止渴也只能将其服下。虽然长期的战乱已经让地方有了割据化的倾向，但这次有了朝廷的正式授权，量变终于引发了质变。
虽然这一转化并不是短期内完成的，中间经历了一个过程，但毫无疑问，刘焉正是那个叩开动乱大门的人。
刘焉此举并非单纯的为国分忧，他是有私心的。刘焉的政治嗅觉异常敏锐，他预感到朝中将有一场血雨腥风，于是便顺势自请为交趾牧。作为十三州中最为偏远的一个，交州和朝廷的联系也最为脆弱，刘焉选择了这里，大概是想做下一个南越王了。
然而尚未议定成行的时候，一个叫董扶的人却私下对他说益州有天子之气，刘焉一听便动了心。恰逢益州刺史郤俭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这下正好给了刘焉一个理由，他说服朝廷允许他出任监军使者兼益州牧，前去蜀地将郤俭逮捕治罪。
刘焉是个极有想法的人，为何董扶单凭三言两语就能劝他改了主意呢？
其实，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史书中简短的文字背后隐藏着有关后来益州政局走向的重要信息。
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当刘焉如愿以偿得到朝廷任命后，董扶自请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太仓令赵韪也主动辞官追随刘焉，而这两个人成了刘焉入蜀后的左膀右臂。
董扶是益州广汉人，据《益部耆旧传》记载，董扶师从益州大儒杨厚，精研《欧阳尚书》，声名显赫，连大将军何进也举荐他为侍中，可见董扶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只不过他的出身却比较一般，可能是出自中小家族。
赵韪则是巴西安汉县人，据《华阳国志》记载，他应该出自当地一个大姓赵氏。
虽说董扶和赵韪都是益州有头有脸的人物，但跟另一个家族相比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这个家族就是大名鼎鼎的蜀郡赵氏。
蜀郡赵氏从赵戒登上三公之位后开始崛起，成了益州第一流的世家大族。除此之外，赵氏家族还和蜀郡当地的大家族联姻。据《华阳国志》记载，蜀郡江原县的大族常氏就是赵氏的姻亲，于是，蜀郡大族们就这样形成了巨大的关系网。
对于走马上任的刘焉，蜀郡赵氏怀着非常复杂的情绪。
当时赵氏的赵谦、赵温兄弟和常氏的常洽虽然都在中央任职，但他们自然不会忽视对地方的经营，毕竟那里才是他们的根基，所以益州的稳定是他们共同的诉求，从情理上来讲，他们需要有人出面稳定益州的乱局。
然而，这些大家族终究还是希望自己成为益州的掌控者，如果这个朝廷空降下来的州牧太过强势，那就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了，而这便成为益州大族和刘焉日后发生矛盾的根源之所在。刘焉早有割据一方的意愿，他怎么可能愿意唯益州大族马首是瞻呢？因此，双方发生冲突是迟早的事。
至于董扶和赵韪，他们都出身于益州的普通家族，门第和蜀郡赵氏无法相比。为了提升自己家族的地位，他们很自然地和刘焉走到了一起。当初赵谦为了拉拢董扶曾经举荐过他，但董扶却称病不受，可见他们之间或许早有一些不和谐之处。
因此，这次便由董扶出面和刘焉交涉，以谶纬之说劝他自请出镇益州，而他们二人则作为后援，为刘焉对益州的统治铺路，这或许便是他们之间进行的一桩政治交易。
刘焉深知方今天下大乱，割据一方并非易事，掌握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是重中之重，而这就需要董扶和赵韪协助了。
此时益州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都在成都平原，而主要军事核心则另有所在，其一是四川盆地西部山区的羌人；二是东部巴地的
人，当时亦称“板楯蛮”。
从董扶和赵韪跟随刘焉入蜀后的官职来看，他们正是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其中董扶担任蜀郡西部属国都尉，这正是羌人活跃的地区；赵韪作为巴郡本地人，他后来做到州帐下司马，想必也是一直担任故乡巴地的武官，通过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和人脉为刘焉招募武装力量。
就在刘焉入蜀的当年，板楯蛮起兵叛乱，朝廷派别部司马赵瑾将其平定，刘焉和赵韪便借此机会对其加以控制，从此开始了对巴地的经营。
而刘焉对益州的接管也果然如预想的那样，并不轻松。当时益州贼寇马相、赵祗等在绵竹打出黄巾旗号，纠合苦于徭役的百姓作乱，一两天就聚众数千人。他们起兵后杀死绵竹县令李升，兵力一下就扩充到一万余人；紧接着又攻克雒县，益州刺史郤俭也成了刀下亡魂；随后转入蜀郡、犍为一带，一月之中连破三郡。马相自称天子，归附者数以万计，声势大振。
出现这样的突发事件，对刘焉算是有利有弊，虽然还要花力气平乱，但至少叛军帮他除去了竞争对手郤俭。
然而，还没等刘焉自己动手，问题就已经被解决了。
当时益州从事贾龙率领部曲数百人在犍为郡东部招兵买马，得到一千余人后对马相发起进攻。马相兵力虽多，但都是乌合之众，于是很快兵败逃亡。动乱平息下来后，贾龙立刻前去迎接刘焉赴任。
根据《英雄记》记载，这位贾龙就是蜀郡本地人，而从后续的表现来看，贾龙和蜀郡赵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贾龙出兵相助刘焉便可以理解了，这是以蜀郡赵氏为首的大族在向刘焉示好，此时，他们对刘焉的野心尚一无所知。
刘焉和益州大族的蜜月期确实没有维持多久，在关东诸侯起兵讨董时，刘焉并未参与，而是选择隔岸观火。随后，犍为太守任岐自称将军，与从事陈超发兵攻打刘焉。
史书中进行这样的描写，似乎有一种因为刘焉不讨董卓而引起二人不满的暗示，然而，这很可能只是一种表象，这次任岐之乱的背后另有原因。
刘焉入主益州后，将治所迁到绵竹，对叛乱兵民进行招抚，他虽然极力实行宽大政策，但背后却别有他图。
当时刘焉对张鲁母子异常宠信，于是便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驻守汉中。结果张鲁一到任就破坏山间栈道，又杀死汉朝使臣，而刘焉则上奏朝廷说是米贼（五斗米教教众）截断山道，因此无法通行。
张鲁的底细，刘焉自然是一清二楚的，不过他依然派张鲁去汉中，可见张鲁的所作所为都是他授意的。刘焉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截断巴蜀和朝廷的联系，将益州变成他治下的独立王国。
这下以蜀郡赵氏为首的益州大族终于明白刘焉的胃口有多大了。
不过此时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车师王派了一个王子来汉朝侍奉天子，学习中原文化，结果这个王子好的没学，却经常为非作歹，目无法纪。身为司隶校尉的赵谦忍无可忍，便将其明正典刑。
这下可惹了大麻烦，当时董卓已经入京，而车师王子备受他的宠爱，见亲近之人被杀，这位权势滔天的权臣怎肯善罢甘休？然而，赵谦及其家族毕竟名声太大，将这样的人杀害影响实在太坏，于是董卓只好暂且隐忍下来没有处理赵谦，只是将他的一名下属都官从事杀掉泄愤。
但这件事还是给赵谦敲响了警钟，董卓有所顾忌跟自己家族的势力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为他们争得了很多政治利益。可如今刘焉却截断道路，摆出一副独霸益州的姿态，这严重影响了在京中的益州大族们与家乡的联系，从而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之后，刘焉又借故斩杀益州豪强王咸、李权等十多人，借严法以树立威信，其本质就是在震慑益州大族。
这下赵谦再也无法无动于衷了，发起叛乱的任岐和贾龙一样也是蜀郡人，因此任岐之乱背后很可能便有益州大族的影子。
任岐并没能掀起什么风浪，没过多久就被刘焉平定了。之后，董卓又授意赵谦，让他说服贾龙，使其再攻刘焉。
此时董卓已经为孙坚所败，被迫放弃洛阳，或许他此举便是想把益州作为自己的一条后路吧。
然而，此时的刘焉早已今非昔比，在董扶和赵韪的协助下，他有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能征善战的羌兵一上阵，贾龙便溃不成军，赵谦策划的两次针对刘焉的军事行动均以失败告终。
就这样，刘焉凭借充分的准备顺利渡过了统治益州初期这两次比较严重的危机。
在之后的日子里，刘焉的野心越发膨胀，益州已经尽在掌握，裂土封王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过刘焉已经高兴不了多久了，很快，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就把他的美梦砸了个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