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厚积薄发》：俾斯麦的青年时代

俾斯麦的父亲是普鲁士容克（Junker）。“容克”没有确切的英文对应词汇，因为英国没有与之相对等的社会和政治等级。容克们既是贵族，又是大地主。如果某个德国人名字中间有“冯”这个字眼，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德国贵族。但容克和英国贵族统治阶级差别很大：容克的物质财富和政治影响力远远无法与英国贵族相比。18或19世纪，英国贵族的生活对普鲁士容克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许多德国容克只能说是小贵族，他们靠担任军官或公务员维持生计；但容克和平民之间的界限比英国更加严格，这是因为德国容克后代和平民的区分方式被严格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冯”的传承。在英国，只有男爵的长子能继承爵位，其他儿子则成为平民，比如温斯顿·丘吉尔的爷爷是公爵，但因为丘吉尔的父亲排行老三，没能继承爵位，他只能被称为丘吉尔先生。而俾斯麦虽非家中长子，仍然是奥托·冯·俾斯麦，一位德国容克。“冯”鲜明地将贵族与平民，一般市民、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Bürgerlichen）区分开来。

通过名字来区分阶层，具有社会和法律的双重意义。这一点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尤为明显，他曾出台政策，保护容克手中的地产（德语称为Rittergüter，“骑士封地”）并让容克们世代担任军官。政策强调：“贵族的子孙后代保卫国家，血统优良，我们要尽一切可能维护他们世世代代的容克身份。”虽然在俾斯麦出生时，这些特权已从法律上废除，但事实上它们仍然存在；在当时的普鲁士军队中，尤其是步兵的精锐部队和骑兵部队中，仍然只有容克能担任军官。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击败了普鲁士后，施泰因男爵和哈登贝格伯爵先后进行了普鲁士农奴制改革，自此贵族地主的法律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此前，农民世世代代依附于贵族地主（Erbuntertan），而施泰因男爵的改革则让他们获得解放，成为自由农民。这项改革发生于1807年，此时离俾斯麦出生仅有8年时间。诚然，法律层面的改革无法在短短几年内改变社会习俗和思想认知，当时的贵族仍然是城市和农村社区事务的行政首长，管辖当地居民。甚至在俾斯麦的青年时期，当他在父亲的庄园长大时，他身边的人还是会对贵族的统治和独裁命令习以为常，并将俾斯麦家族视为他们天生的主人。

容克与英国贵族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德国从未出现过辉格党。当然，普鲁士容克中也有一些思想自由的人（伟大改革家冯·施泰因男爵不在其列，因为他出生于德国西部，并非土生土长的普鲁士人）。举例来说，19世纪60年代，激进派进步党的议会领袖是东普鲁士贵族冯·霍韦贝克男爵。容克们的政治思想往往是一致的，他们是极端的保守派，狂热地反对改革，对于自身在法律、物质或社会层面的特权不愿做出丝毫让步。他们直截了当地反对施泰因男爵和哈登贝格伯爵的农奴制改革，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可怜的农民仍然难以翻身。在拿破仑垮台后，普鲁士的危机得以解除，而改革也随之被容克们彻底阻止了。那时，保守派的一位领袖指责改革者，称他们“非得把好好的传统的普鲁士变成一个新奇怪异的犹太国家”；有的人则愤怒呼喊，“倘若我们与自由的农民为邻，美丽的乡村将沦为我们的地狱”。容克们是狂热的保皇党，但这也要以普鲁士国王能够维持他们的传统特权，尤其是在军队和政府部门优先晋升的特权为前提。

俾斯麦也十分重视自己的容克身份。1848年，他告诉一位与他交好的自由派议员：“我是容克，我希望这个身份能给我带来优势。”其实，从父亲的家族来看，他的确是容克，但他母亲威廉明妮·门肯没有贵族血统，只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她的父亲是一位受到腓特烈三世重用的高官。毫无疑问的是，俾斯麦的母亲比他的父亲更聪明，对他的思维影响也更大；父亲则只能说是一位平庸之辈。在母亲的影响下，继承了敏感活跃的头脑、丰沛的活力与超群智慧的俾斯麦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想法，也能产生明确的见解，比如人类存在的意义、所需承担的道德责任，以及为了实现人生目标需要接受什么教育等。不过，威廉明妮鲜少对俾斯麦表达过什么关怀，还经常过度干预他的个人意志，这让俾斯麦对自己的这位母亲一直没什么好感。

作为贵族家庭的小儿子，俾斯麦有两条职业道路可选，一种是做军官，另一种是做高级行政部门或外交部门的官员。然而俾斯麦反感严格的军队纪律，因此选择了第二条路。要想在普鲁士行政部门谋得一官半职，他首先得学习法律，然后在司法和行政部门做几年不拿工资的候补官员（Referendar）或见习生（Auskultator）。于是俾斯麦离开了普鲁士，去到汉诺威的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学习不太认真，也很少去听讲座，过着随心所欲的“学生团”生活。他很爱喝酒，至少与他人决斗过25次，还欠下了大量债务。转学到柏林大学后，他还是不去听课，甚至见到大学里的知名教授也会躲着走，但他还是顺利地通过了司法考试，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莱茵省的亚琛担任见习生的职位。那时，亚琛是国际闻名的疗养胜地，借着这层关系，俾斯麦也融入国际社交圈，还在那里遇到了一位美丽的英国姑娘，随后便同她坠入了爱河。据推测，这位姑娘是克利夫兰公爵的侄女拉塞尔小姐，两人很快便订了婚，随后俾斯麦便随她一同离开了亚琛，把所有公务抛诸脑后。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俾斯麦甚至提到他们计划在1838年3月在莱斯特郡的斯卡斯代尔举行婚礼。

当时的事情我们已无法得知，但在后来的信中，俾斯麦提到拉塞尔小姐遇到了一位50岁的独臂上校，这位上校有5000塔勒的年收入，并且“俘获了船”。面对情感上的挫败，俾斯麦只好返回亚琛，但几个月后，他又辞职了。对于辞职的原因，他在若干年后的一封重要信件中给出了解释：“普鲁士官员就像管弦乐队的队员，而我只想演奏自己喜欢的音乐，否则我宁愿不去演奏。”这句话精确地概括了他的性格特质：从年轻时他就立志做领袖，无论去到哪，别人都必须以他为首，对他人俯首称臣不是俾斯麦的作风。

此后他返回父亲的庄园，开始务农，管理父亲的部分产业。但很快他又失去了耐心，这种生活完全不能让他提起兴趣，只能让他感到失望。为了打发时间，他做了许多其他事情，而这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又为他博得了“狂放不羁的俾斯麦”（Der tolle Bismarck）的绰号。他曾去英国旅游，虽然他很喜欢这个国家，却很讨厌这里的星期天；后来，他解释说，有一个星期天，当他在利斯边吹着口哨边散步时，有人当面对着他说：“先生，请不要吹口哨。”在这段时间里，俾斯麦读了很多书，有哲学，有梅涅和莱瑙的诗，还有大量历史书籍。不过，直到30岁前，他的人生似乎还只能用“一败涂地”来形容。

随后，与玛丽·冯·塔登的友谊为俾斯麦带来了人生转折点。玛丽的父亲是一位来自特里格拉夫的波拉美尼亚贵族，名叫阿道夫·冯·塔登，他是一个由一群虔诚绅士组成的怪圈子的中心人物。这个奇怪的圈子极其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坚信《圣经》的每个字都蕴含着上帝的启示，有些行为在外人看来难以理解。而那时的俾斯麦则与他们完全相反，他是位自由思想家，信仰不可知论和斯宾诺莎的思想，还是位黑格尔的激进信徒。虽然玛丽曾与俾斯麦深入讨论过宗教信仰相关的问题，两人也都被彼此深深吸引，但已经与俾斯麦的朋友订婚的她最终还是与这位朋友结了婚。最终，这个故事也只有一个令人唏嘘的结局：玛丽在婚后一年就离世了，她病重时，俾斯麦16年来第一次向上帝祈祷。此后，他感到生命的第一个阶段落下了帷幕。

在玛丽过世前，她曾将自己的朋友约翰娜·冯·普特卡默介绍给俾斯麦。俾斯麦明白，玛丽是在为二人牵线搭桥，于是他便试着去追求约翰娜，并向她求婚。约翰娜虽然愿意接受求婚，但作为一位虔信的基督徒，她提出：她只能嫁给一位基督徒，而且只有得到父亲的同意，才能举行婚礼。在1846年12月，俾斯麦给约翰娜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深刻地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的变化。信写得十分精彩，开放坦诚，富有阳刚之气，而且极为聪明灵活：他将为玛丽而第一次向上帝祷告作为故事的中心和转折点，把自己宗教信仰的发展历程写得引人入胜，最终让约翰娜的父亲也深受感动。几周后，两人订婚了。

当然，关于这封著名的信件到底是真实地描述了俾斯麦的宗教信仰发展历程，还是只为了达到娶走约翰娜的目的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一点还需要进行一番探讨。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俾斯麦此时确实开始了从不可知论者向基督徒的转变；但他的交际手腕也在这封信中展露无遗。他深谙人性和交往话术，清楚该如何呈现论点，传达情感，来达到目的——这种能力在他的信件中反复体现。他身上展现出一种令人无法拒绝的特质，和迪斯雷利比起来也毫不逊色，而他的信也像迪斯雷利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那样展现了强大的说服力。

从这天起，他开始对外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许多年来，他写给妻子的信中，虔诚的宗教信仰跃然纸上。至少在此后若干年里，他一直坚持做礼拜。对于那些将宗教戒律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作为是否虔诚的检验标准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感到好奇：俾斯麦的一生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基督教义和宗教规范的影响？他的个人行为和政治决策又受了多大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无法拿出相关的确凿证据，但只要我们回顾一下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俾斯麦如何根据宗教信仰来指导战争，就能找到想要的答案。第一个例子是他对德法两国士兵的军人操守的对比：“法国人没有德国人那么有责任感，德国士兵能不惧生命危险，在黑夜里独自坚守岗位。这是因为我们的普鲁士人民有信仰；他们知道，即便没有中尉监督，仍然有人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对此，一位外交官讽刺说：“如果俾斯麦相信上帝，那他一定认为上帝也是个普鲁士人。”第二个例子则发生在色当战役后，那时俾斯麦告诉英国外交官爱德华·马雷，他决定吊死所有不穿制服的武装人员（也就是所有的法国义勇兵），还说“我不认为生命有多重要，因为我相信来世”。对于他的发言，维多利亚女王感到难以置信：“仅从这番话就足以看出，俾斯麦是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人。”事实上，如果罗马天主教的大审判官要烧死异端，也会给出同样的借口。

在皈依基督教后，俾斯麦在仕途上开始平步青云。由于立场与容克趋于一致，在此后政治生涯的斗争中，容克成为俾斯麦的政治盟友。尤其重要的是，在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圈里，有些对国王腓特烈四世影响重大的人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对兄弟：国王的私人副官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将军和高级上诉法院院长路德维希·冯·格拉赫。他们是柏林和宫廷社会中高级托利党的领袖，1847年，俾斯麦到柏林参加第一届普鲁士“联合省议会”（Vereinigter Landtag）时，就曾向这两人讨教建议、了解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