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848年革命

1848年2月，法兰西国王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被罢黜，法国第二次成为共和国。几周后，旧秩序的领头人、全权的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亲王被迫辞职。革命浪潮很快波及到德意志，并冲击了普鲁士。3月18日，柏林爆发了街头巷战。次日，国王从首都柏林撤兵，答应了民众的主要诉求：选举议会、制定宪法、言论和新闻自由等。

德意志革命有两个目标。第一，德意志各邦人民都希望结束专制政府的统治，并选举出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除了梅克伦堡的两个地位不大重要的公爵领地，专制主义基本走到了尽头。普鲁士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尽管普鲁士议会离德意志自由派人士和人民奋力争取的理想仍相去甚远。奥地利的革命则是一度失败，并陷入了专制主义的压迫，但在1859年索尔费里诺战役奥军战败后，君主立宪制最终还是得以确立。

第二，德意志各邦人民都希望实现德意志邦联地区的统一。这无疑是对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颠覆。拿破仑倒台后，各国政治家齐聚维也纳，并消除了意大利等民族的团结统一愿望。意大利的情况比德意志还要糟，一大部分领土要受制于外来统治者，米兰和威尼斯甚至成为奥地利的行省。梅特涅公开否定意大利民族的同质性，声称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1848年，德意志只有最北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还在丹麦人手上，其余部分则分裂为38个不同的邦国。这些邦国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强国为首，还有巴伐利亚、符腾堡、汉诺威和萨克森四大王国以及若干个几乎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邦国。38个邦国以德意志邦联的名义联合在一起，邦联势力松散，德意志人民对自己的事务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更谈不上在保护德意志整体民族利益的基础上，推行令德意志统一的政策了。整个德意志邦联不过是不同邦国组成的联盟（Staaten-Bund），绝非德意志自由党人希望的一个联邦制国家（Bundes-Staat）。

德意志邦联仅有一个共同的代表机构，即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邦联议院（Bundestag），由各邦政府派遣代表组成议会，奥地利皇帝的代表则负责主持会议。而联邦制国家不仅要构建自己的政府、议会、立法机构、行政机构，组建公务员团队，还要组建自己的军队；普鲁士、巴伐利亚等国家将成为联邦下属成员国，不再享有独立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美利坚合众国和瑞士已经有过这种联邦形式的先例，但德国仍需找到适合自身的联邦组成形式。

革命的压力，促使德意志邦联议院的代表自行解散了议院，此后德意志邦联表面上被废除了。全体德意志民众推选代表，组成了第一届德意志国民议会，开始探索德意志的组成形式，会议在古老的自由城市法兰克福的圣保罗大教堂举行。这届会议聚集了德意志的著名人物，德国最优秀的头脑们都将希望寄托在了这里。

但是，有一个人对形势的变化忧心忡忡。他就是身在柏林的普鲁士国王。国王感到，自己统治下的土地正摇摇欲坠。这位国王一向行事冲动，对德意志民族统一事业只是暂时表达了认可，并试图谋取统一事业领袖的地位。在从柏林撤兵几天后，国王骑着马，头顶飘扬着象征德意志的黑红金三色旗，领着一支庄严肃穆的队伍穿过柏林街道，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希望德意志获得自由、实现统一。”他还在一份公告中表示，“普鲁士今后将融入德意志”。

也就是在宣布公告这天，久居乡下的俾斯麦来到了柏林。他十分反对革命，根本不理解发动革命的必要性，认为这不过是一场街头起义，只需在农村人口中发动一次反革命就足以镇压。他想组织一场反革命运动，却遭到身边所有人的反对，人们表示他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也不会有人愿意加入他。

在这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俾斯麦见到了威廉亲王的妻子奥古斯塔王妃。威廉亲王是普鲁士国王的弟弟，是王位推定继承人，拥有“普鲁士亲王”的头衔。他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狂热支持分子和新秩序的敌人。因此，革命胜利后，他被迫偷偷逃离柏林，去往伦敦，因为那里聚集了许多流亡权贵和政治家。在伦敦，亲王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及其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热情款待。在几周的时间内，威廉亲王一直与关注着故乡现代化和自由主义发展的阿尔伯特亲王[1]保持着接触，在多次谈话后，他了解了许多自己在担任普鲁士军队将军期间不曾发现的事情。

而奥古斯塔王妃则在帮助丈夫出逃后独自留在了波茨坦，并在这里同俾斯麦会面。对于这次会面的内容，俾斯麦在回忆录《思考与回忆》中描述的内容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以至于过度渲染和歪曲了事实。实际上，俾斯麦是以普鲁士国王的弟弟查尔斯亲王使者的身份来到波茨坦的。查尔斯亲王也是一位反动派，不仅强烈支持反革命，还因热衷阴谋而在王室中臭名昭著。查尔斯亲王计划将威廉亲王夫妇的儿子腓特烈·威廉王子（也就是后来的腓特烈三世皇帝）控制在自己手里；俾斯麦则向奥古斯塔王妃提出，普鲁士亲王应该让位给儿子，然后由查尔斯亲王借王子之名，扬起反革命的大旗。

然而，奥古斯塔王妃是支持自由主义的。她强烈反对查尔斯亲王的立场，因此断然回绝了俾斯麦的提议，这导致俾斯麦的计划全盘崩溃。此后，奥古斯塔王妃一直记恨着俾斯麦，为他参与过这一肮脏的阴谋耿耿于怀。1862年，俾斯麦就任普鲁士首相时，已经成为王储的腓特烈·威廉王子在日记中如此写道：母亲视俾斯麦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实际上，俾斯麦也一直视王妃为自己的死敌，认为是她导致了计划的全盘失败。在每一部著作和谈话中，俾斯麦都会将自己对奥古斯塔王妃最愤慨无情的攻击充斥进去。

在与奥古斯塔王妃结束那场灾难性谈话的几周后，俾斯麦作为联合省议会的议员再次赶往柏林，这次会议旨在为普鲁士向新宪政国家过渡做准备，并永久解散联合省议会。几乎所有议员，甚至几周前还热心支持专制统治的议员，都对新发展喜闻乐见——但俾斯麦例外。他在议院演讲时说道：“王室作茧自缚，颠覆了旧时代的秩序，我比你们许多人都更加痛惜，因为仅凭人力是无法复活旧时代的。”俾斯麦认为失败原因该归咎于国王本人。几周后，国王接见他时，他更是毫不留情地责怪国王软弱无能。尽管王后试图从中调解并辩称国王在3月普鲁士危难之时都没怎么睡觉，但俾斯麦仍然回击道：“国王不睡觉还怎么理政！”

此后，俾斯麦的议会生涯暂时告一段落，新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由普选产生，没有哪个选区的选民希望由俾斯麦这样一个中世纪容克来代表他们的权益。但俾斯麦并未停止参与政治事务。他不遗余力地组建容克党，为反革命运动做准备。他与冯·格拉赫兄弟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当时在宫廷和国王身边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冯·格拉赫兄弟和一些宫廷侍卫组成了臭名昭著的奸党（Camarilla）和秘密顾问团（Ministere Occulte），秘密从事着破坏一切官方所做的工作。尽管在表面上，普鲁士国王转向立宪主义和德国统一，但内心深处十分难堪，一心期盼着能将3月那段昏暗糟糕的历史抹消掉，尽快回归昔日普鲁士神授君权的辉煌时代。因此，无论格拉赫兄弟和奸党在他耳边如何煽风点火，他都会热切聆听。普鲁士第一个符合宪法的政府部门成立的那天，格拉赫在日记中写道：“秘密顾问团建成了！”

在容克党组建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意义重大。其一是容克党创办了一份日报，名为《十字军报》（Kreuz-Zeitung），旨在坚定捍卫个人利益，极富挑衅和好斗精神。俾斯麦是该报主要撰稿人，他的文章傲慢不逊、讽刺性强。其二是弗里德里希·朱利斯·施塔尔帮助反动派制定了一套政治学说，他就职于枢密院（Geheimer Rat），也是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在德国学术界享有盛誉。他出生于犹太家庭，在学生时代就皈依了新教，天赋异禀，擅长演讲和写作。有人曾说，上议院（Herrenhaus）开会时，施塔尔一站起来讲话，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就簇拥着他，仔细倾听，就像是圣灵要来亲自传播智慧，他们须得万分尊敬才行。俾斯麦也在给妻子的信中吹捧说：施塔尔能和迪斯雷利比肩而立，用来描述迪斯雷利的话也能用在施塔尔身上，“他教育了自己的政党”。

施塔尔太过聪明，以至于忽略了一个事实：专制统治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赋予人民代表权力势在必行。在施塔尔心中，即便注定要建立君主立宪国，他还是想为皇室保留尽可能多的权力。他发明了一套后来被称为“德意志宪政”的制度，与议会制政府不同。这一学说主张：凭借国王的信任，普鲁士政府才得以运行，因此国家政策不应被议会的想法左右。这与英国及其他实行议会制的国家不同：在英国，如果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内阁就要下台。

施塔尔竭尽全力维护这一学说，也确实取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功。普鲁士君主立宪制执行期间，大臣只需要赢得国王的信任，无论议会如何反对，他也不可能被赶下台。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的是，只有俾斯麦才能够顶住民众激烈的反对压力，坚持贯彻这项原则，甚至在德意志帝国时期也能继续维持运行。

此后，1848年革命的势头逐渐疲软下来。1848年6月，在激烈的巴黎巷战中，卡芬雅克将军击溃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的叛乱。1848年12月，拿破仑·路易·波拿巴以绝对优势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0月，新任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军队在克罗地亚将军耶拉契希的带领下，击垮了匈牙利革命，冯·温迪施格雷茨将军也成功地镇压了维也纳的革命。到1848年12月，国王大获全胜，柏林奸党也尝到了甜头：冯·弗兰格尔将军占领了柏林；霍亨索伦皇室的私生子勃兰登堡伯爵成为普鲁士首相，并解散了普鲁士的国民议会。12月5日，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在没有与议会协商的情况下，颁布了一部宪法并下令执行。这是专制统治者强行推行的，被称为“钦定宪法”（octroyierte Verfassung）。然而，它与国民议会委员会此前通过的宪法大同小异，那部宪法被容克贵族称为“瓦尔德克宪章”（Charte Waldeck），这个名字来源于普鲁士高等法院法官的激进派议员瓦尔德克，他是国民议会委员会的主席和重要推动人。这部钦定宪法甚至保留了普选权，为了组成议会，普鲁士需要选举新的议员，而俾斯麦也借着这次机会在勃兰登堡的一个选区以微弱优势成功获得了一个议员席位。此后，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下议院极右派的领军人物之一。

普鲁士国王和大臣之所以没有让新宪法变得更加反动，一大原因是德意志统一的问题尚未解决。圣保罗教堂的法兰克福议会仍在商议普鲁士的宪法，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领导德意志的应该是奥地利还是普鲁士？“大德意志”派（Gross-deutsche）和“小德意志”（Klein-deutsche）派都在争夺最高权力。“大德意志”派主张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德属奥地利领土应当由新德意志帝国统治；“小德意志”派则主张必须将奥地利从德意志完全驱逐出去，一山不容二虎，只能有一个大国来领导统一后的德意志，而这个大国应当是普鲁士。经过漫长而激烈的斗争，“小德意志”派取得了胜利。议会决定，今后由“一位皇帝”（ein Kaiser）来统治新的德意志，皇帝由议会选举产生，采取世袭制来继承王位。

1849年3月28日，普鲁士国王被选为德意志皇帝，为新德意志制定宪法的伟大任务似乎已经完成。议会的一个代表团被派往柏林，为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加冕，该代表团的领导人和发言人是议会的优秀主席爱德华·希姆森，一位柯尼斯堡大学的教授，也是备受尊敬的犹太裔人士。

现在人们都指望着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能承担托起王冠的使命，为人们热切盼望的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事业鞠躬尽瘁。可惜腓特烈·威廉四世并非这一历史时刻所需要的人。他不喜议会选举，厌恶接受人民代表赋予他的王位。建立新德意志是一场革命，这再次提醒他先前在革命中受到的屈辱，使得他进一步憎恶革命。因此，他拒绝接受皇帝的封号，声称只有得到德意志各邦君王的一致授命，他才同意就任。

1849年4月，普鲁士下议院召开会议，讨论了德意志革命的僵局。俾斯麦作为议员参加了这次辩论，并在发言中体现出他与民族感情之间的鸿沟。他尖锐批评甚至污名化法兰克福宪法，称其是“有组织的政府无序状态”，原因是这部宪法赋予了德意志人民普选权。当然，谁也没能想到，17年后的他会主动要求在人民拥有普选权的基础上组建德意志议会。在发言中，俾斯麦承认，每个人都希望德意志统一，但是这样一部宪法并不符合他的期待，他希望普鲁士维持原样。他的这番话，明确展现了普鲁士的特殊神宠论和顽固保守主义。

由于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拒绝了托起德意志皇帝的王冠，1848年的德意志革命实际上失败了，但它并非徒劳无功。无论结果如何，它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任何人都无法否定其结果。法兰克福议会首次明确了争议焦点：决定德意志未来的，应当是普鲁士还是奥地利，应当是“大德意志”派还是“小德意志”派。解决这一问题对德意志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虽然德意志民族的首届议会失败了，但此后，组建德意志时，一定会有德意志议会的身影。在首届议会上，政治思想百花齐放，那些崇高的理想主义和卓越的演说都将被载入史册，永远铭记。这届议会有中产阶级代表，原因在于革命是由中产阶级推动的，此时德意志的中产阶级（Burgertum）还很年轻。从17世纪中叶的“三十年战争”，到18世纪中叶剧作家莱辛出现之间，除音乐界之外，德意志几乎没有出现一个名字响亮的中产阶级人物。数学家莱布尼茨可能是个例外，但他的影响力超越国籍，更应被看作国际人物。无论如何，在法兰克福和柏林的议会上，中产阶级出众的政治才能已经得到了尽数体现。

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当时最著名的德国人之一、诗人路德维希·乌兰特曾说过一句富有预见性和诗意的话：“德意志君主须得经过民主圣油的浸润，才能担得起这份领导国家的重任。”俾斯麦的成就是统一了德意志民族，可他却把德意志的未来交给了一位不曾经过哪怕是一丁点民主圣油滋养的首脑。

由于普鲁士国王拒绝担任德意志皇帝，整个普鲁士，甚至全德意志的反动情绪彻底爆发了。俾斯麦公开发表演讲反对德意志宪法。几天之后，国王下令解散了普鲁士议院。这次演讲使俾斯麦更加不得人心，要不是国王下令废除普选权，他根本没有机会当选议员。普选权废除后，取而代之的是三级选举权（Drei-Klassen-Wahlrecht），选民根据税款的缴纳数额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属于最富有者（支付三分之一的税款），第二等级拥有中等财产（缴纳另外三分之一的税款），而其余绝大多数选民则属于第三等级。各等级通过间接投票，先选出复选人（Wahlmanner），再由复选人选举议员。在这一选举方式下，一、二等级的票数总是比第三等级多，导致第三等级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代表权。毫无疑问，这正是以头号反动派奥托·冯·曼陀菲尔为首的普鲁士政府所希望的。民主人士认为这种选举方式违背宪法（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威胁说，除非废除这一选举方式，否则他们就要放弃投票权。只可惜最终的事实没能如他们的愿。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俾斯麦毫不费力地在新的下议院得到了一个议员席位，他仍然延续原来的反动风格，发表演说、鼓动投票。这里我们将介绍他的一次具有极强传奇性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演讲。

法兰克福议会垮台后，受朋友冯·拉多维茨将军的影响，普鲁士国王进行了一次不太尽心地试图统一德意志部分地区的尝试。奥地利领导人、强硬傲慢的政治家施瓦岑贝格亲王则对德意志统一不感兴趣，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妹夫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也与奥地利持相同立场。两大国的态度令生性胆怯懦弱的普鲁士国王立刻做出妥协，在《奥尔米兹条约》（签署于1850年11月28日）中宣布不再抱有任何野心。《奥尔米兹条约》被看作继耶拿战役和《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以来，普鲁士历史上最惨痛、最耻辱的事件。条约签署后，巨大的愤怒浪潮爆发开来。普鲁士的威廉亲王更是愤慨不已，他越来越不满反动派政府和他那懦弱的哥哥。在通常由政府主导的议院中，反对政府的势力也在不断滋生。

然而，有一位议员不仅赞成该和约，甚至还高度赞扬它：他就是俾斯麦，这个15年后打败奥地利，并将其赶出德意志的人物，现在对奥地利大唱赞歌，称其“非常走运，竟能统治外国势力的德意志政权”。尽管与几十年后显赫时期言行相矛盾，但他此时的一句话展示了他直到1866年和1870年始终如一的形象：“一个伟大国家存在的唯一合理基础是利己主义，而非浪漫主义。不为自身利益而战的国家，不配成为强国。”

为政府政策的积极辩护让俾斯麦劳有所获，几个月后，俾斯麦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德意志邦联议院的普鲁士王国代表和全权大使。这要归功于冯·格拉赫将军——俾斯麦的宫廷密友——的举荐，在他的推动下，俾斯麦获得了当时普鲁士外交部门中最重要的职位。俾斯麦对这一任命振奋不已，但他的妻子并不这么觉得，这令他不得不花了一点时间去说服她。在正式宣布任命的第二天，他写信给约翰娜时提到：“我今天去见格拉赫将军，他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论条约、君主相关的话题，我的目光却不自觉流连于窗外的花园，栗树和丁香花随着微风轻柔起舞，夜莺的歌声萦绕在我耳边，我满脑子都想着，要是我能和你一起站在这镶板房间的窗台旁，共同欣赏这一幕美景，该有多好啊！我完全没听清格拉赫将军对我说了些什么。”

这段话是否真实表达了俾斯麦的情感呢？他的政治生涯道路漫漫，在为无穷无尽的斗争而憔神悴力后，才获得了胜利的喜悦，而此时，他的雄心壮志才引领他到达仕途的第一个重要阶段，他是否出自真心，渴望过一种安宁、祥和、沉静自省的田园生活？诚然，这种对田园牧歌、宁静、悠闲自在的乡村生活的向往，始终伴随着这个富有雄心、强硬冷酷的人，贯穿他伟大的政治生涯。几乎40年后，他才终于退休，从繁忙的公务中解脱，迁居萨克森瓦尔德庄园，但退休后他感到悲伤沮丧，因为他被另一个人取代，而他不过是流放于此。

注释

[1]阿尔伯特是德国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恩斯特一世的小儿子，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