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的后果以及普鲁士军队重组
《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震动了整个德意志地区。这项协定清楚表明，对于影响欧洲未来的决策，德意志没有任何发言权，就算这项决策事关欧洲的重要成员国也是如此。人们普遍认为，德意志邦联的组成方式阻碍他们参与制定欧洲决策，令他们不能迅速地做出反应。
该怎么做才能改变当前的邦联构成形式呢？又应该如何改变呢？此时公众舆论形成巨大分歧，与1848年和1849年的情况非常相似。先前的口号再次发挥作用，划分出两大派别：“大德意志”派和“小德意志”派。德意志霸主应当是奥地利还是普鲁士？随着普鲁士“新时代”的到来，这种反动情绪催生的停摆期终于结束了，各种朝气蓬勃的组织纷纷涌现，德意志公民得以自由表达观点、宣传思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织便是德意志民族联盟，这个组织由普鲁士国内外的自由派人士组成，他们希望在普鲁士的领导下，通过国民代表权重组德意志。换言之，他们希望延续德意志革命期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制定的政策。德意志民族联盟的主席是鲁道夫·冯·本尼格森，汉诺威王国议院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袖，1866年，他成为德意志民族自由党的领袖。本尼格森代表温和派自由主义，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非常信任他。本尼格森拥有两个人的重要支持，他们分别是赫曼·舒尔茨和约翰内斯·米克尔，前者来自德利奇县，是普鲁士民主党领袖以及德意志手工业者合作社的创始人；后者在俾斯麦下台后，于1890年成为普鲁士半个世纪以来最能干的财政大臣。
如果进入“新时代”的普鲁士政府积极推进计划，彻底改革德意志，他们就能获得德意志民族联盟的重要支持。部分自由派大臣可能也倾向于改革，但他们受限于政府的软弱，而摄政王坚持的正统主义原则又设下了重重阻碍，以至于改革政策无法推进。1858年11月，摄政王正式宣布：“普鲁士必须用符合道德的原则征服德意志。”可是，如果普鲁士要进行道德征服，就需要克服德意志各邦国君主的反对，并取得德意志人民的帮助。显然，各邦国的君主不愿意牺牲宝贵的主权地位，哪怕只是一小部分；而依靠人民来迫使各邦国君主屈服，又违背了摄政王立下的正统主义原则。
其他问题的分歧也使得摄政王和自由派大臣再也无法和谐共处，摄政王的保守主义，甚至是专制主义的倾向被暴露出来，这和《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不无关系，影响也极为深远。
意大利和奥地利对战期间，普鲁士军队调动时暴露了其军队组织的部分缺陷。摄政王原先是军人，他年轻时接受的教育是服务于军事管理，而非政府治理，军队事务是他唯一对个人判断有信心的领域。他想要彻底重组普鲁士军队，为了顺利推进这一工作，他委派冯·罗恩将军为陆军部长，这个人称不上天才，还是个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但也毫无疑问是个杰出的管理者和一流的军事专家。对政府部门的官员来说，他们的首要职责似乎是和同僚和谐共处；罗恩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是个顽固强硬的保守主义者，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击垮他的自由主义同僚。尽管罗恩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但作为军人，他清楚地知道战友对彼此的义务，他竭尽全力地削弱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对其他大臣的信任，当大臣建议国王支持自由主义政策时，他写信给威廉：“作为一名普鲁士军人，看到普鲁士国王和我的领袖竟要屈于他人之下，我无法容忍。”他告诫国王警惕不断增强的议会势力，“强有力的神圣王权”正遭受威胁。
他计划将自由派同僚逐出议会，让自己的朋友俾斯麦加入进来。他的计划之一就是利用新国王的加冕典礼。1861年1月，已经疯癫多年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去世，摄政王终于执掌王权，被尊为威廉一世。为了庄天重神圣地就任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希望举行宪法诞生前，也就是他父亲所处时代的君主专制国家的加冕仪式，风风光光地就任普鲁士国王。他还希望国家会议制度可以效忠于他——尽管普鲁士已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这项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大臣们认为他们有义务制止国王异想天开，而此时的罗恩却写信给俾斯麦：“宣誓效忠的争论已经愈演愈烈，引爆这一问题的时机即将降临。除非危及地位和宝贵王权，国王不愿做出丝毫让步，而大多数大臣也不愿意屈服，他们认为，屈服等同于剖开他们的肚子，将无耻邪恶塞入其中，是一场政治自杀。他们只能违背王命，甚至持续反抗下去……如果你和我观点一致，认为这些大臣是教条主义的伪善姿态……你就可以进入议会，不会有任何人反对。”但俾斯麦对于站出来捍卫国王的中世纪式幻想不感兴趣，他回信表示，效忠问题对双方根本没有这么重要，何苦如此僵持不下。国王在加冕仪式上的表现仍然引发了普遍而激烈的反对，但最后，双方都做出了让步，问题得到了解决。人民意识到，国王仍然狂热追求那一套过时的君权神授理念，但当时的普鲁士人民非常忠诚，他们热切希望能和国王达成一致，哪怕只有极为有限的自由和进步，他们都心满意足。可是，威廉一世决意阻碍任何进步与自由的措施，奉行旧时代的专制主义教条，毫不顾惜人民的善意。另一方面，国王对自由派大臣十分恼火，因为他们总是不断地强迫国王做出让步。
但真正导致自由派垮台和“新时代”终结的是军队重组的问题。罗恩借此成功离间国王和大臣，也让大臣和下议院议员之间产生了嫌隙。
毫无疑问，部分军队重组决策有其道理。自德意志解放战争以来，普鲁士法律设定了全员征兵的原则，所有健康年轻男性都必须服兵役，但后来这项原则没能得到完全落实。各年龄段的人群中，只有部分人被征召入伍。为提高军事实力和维护政治稳定，增加征兵比例是最合理可行的措施之一。尽管反对改革的势力不大，国王本可以轻易推行这项计划，但这项工程规模浩大，并存在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士兵应当服多久兵役？原先法律规定是三年，但实际上，士兵服完两年兵役就被遣散了。国王现在希望士兵能服满三年的兵役。他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考量，他认为仅仅服三年兵役不足以训练出合格的士兵，更不足以摧毁他们的公民心态。
其次，在政治、军事背景相互交织的复杂局势下，后备军（Landwehr-Mann）制度也对于兵役的时间长短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普鲁士后备军是德意志解放战争的产物，他们当时光荣地为国而战，是人民的骄傲。人民认为和常备军相比，后备军更像是他们自己的军队。后备军是武装的公民，虽然和常备军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军官，但大多数后备军的军官并非容克。极端保守派冯·格拉赫将军甚至称“后备军是普鲁士唯一自由的组织”。然而，国王对后备军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与公民生活联系过于密切。1849年，德意志南部爆发起义，捍卫法兰克福议会的德意志宪法，普鲁士军队被派往镇压起义，而部分后备军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国王希望避免历史重演，将类似的政治独立的迹象扼杀在摇篮中；此次计划重组军队，也有削弱后备军实力的考量。
重组军队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还拉长了后备军的服役时间，削弱了后备军的实力，这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即使是支持政府的下议院，也表现出了不满情绪。由于反抗太过激烈，政府撤销了军队重组的议案，只是申请了900万塔勒，用作下一年的军费开支。在申请时，大臣们强调这笔开支只是暂时用于军队，而下议院大多数的议员都急切地想对自由派大臣表示支持，于是同意其以临时用途为由，批准这笔军费。然而，军费支出被批准后，国王立刻用这笔钱着手组建了新的兵团——毫无疑问，是常备军，而这无疑是在过河拆桥。
国王的这一做法来源于军事顾问的提议。他的顾问团成员包括埃德温·冯·曼陀菲尔，国王军事内阁的首席大臣，普鲁士前首相奥托·冯·曼陀菲尔的堂弟，他是除冯·罗恩之外在军事内阁最有权势的人。“军事内阁”是普鲁士特有的一种比较怪异的机构，它的存在并不符合宪法。宪法规定国王下令的一切政府行为（Regierungsakte）需要得到可靠、尽职大臣的联合署名，才会生效；而军事内阁之所以成立，恰恰是为了确保国王在裁决军事事务时，无须得到大臣的联合署名也能生效，也不用对下议院负责。一份题为《我们的唯一救赎》（Was uns noch retten kann）的匿名宣传册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其作者是柏林的年轻法官卡尔·特文斯滕，他是热心的爱国人士，有着不俗政治见解，也是自由主义者。他敢作敢为，指名道姓地批评埃德温·曼陀菲尔，称他是“灾难情境中的灾难角色”。他还毫不避讳地承认，这本册子出自他手，而曼陀菲尔则宣称要与他决斗。为了不被称为懦夫，特文斯滕只好迎战，最后被曼陀菲尔将军打伤。他深知曼陀菲尔的“决斗”实际是堵住所有试图批评军队事务之人的嘴。凡是能读懂这些时代标志性事件的人都清楚，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壮大，已经在普鲁士占据上风；为了赢得特权，军国主义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最终，议会批准了1861年的军费开支，而国王却没有兑现此前的承诺，去制定法案永久性解决此前的争议问题。
此时的人们日益感受到，普鲁士大臣太过于顺从和附和内阁了。下议院部分年轻议员选择脱离议院，成立了一个新党派，立刻赢得了广泛支持。这个党派名为德意志进步党（Deutsche Fortschrittspartei），“德意志”和“进步”两个词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该党派的纲领是呼吁“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形成一个有中央政权的团结统一的德意志，成立共有的德意志议会”。同时，保守派也宣示：“普鲁士不能被共和国的思想玷污乃至淹没，我们憎恶一切抢夺王权、谎称民族性的恶劣行径。”如果普鲁士政府足够勇敢，能够坚定贯彻德意志政策的话，显而易见哪一方会提供支持。然而，威廉一世并不在意这个新生的进步党，只关心国内政策，也就是发展宪法、整治后备军、将后备军实际服役时间延长到三年。1861年11月的议会大选上，进步党取得巨大成功，被首次提名为内阁候选人，这令威廉一世勃然大怒。进步党在下议院获得了许多席位，成为影响议院走向的重要党派，另一边的自由派大臣却损失惨重，保守党也溃不成军，就连罗恩也失去了下议院的席位。
此时俾斯麦远居圣彼得堡，他公开表示自己渴望在内阁谋得一官半职，于是密切关注着国内变化和党派政治。他的好友罗恩竭尽全力说服国王将他召回国。为争取候选人身份，俾斯麦也亲赴柏林，但国王并不愿意让这个任性妄为的人来内阁工作。若干年以前，威廉一世曾称俾斯麦的政策是“一群中学生过家家搞出来的政策”，而现在，他对俾斯麦政策的猜疑也不曾减少半分。
此时俾斯麦已经形成了个人政策观，保守党的政策纲领再不能影响他半分。读到保守派宣言中“谎称民族性”的那段话时，俾斯麦用最严厉的口吻大肆批评并嘲笑那些“不合历史规矩、对上帝不敬、不遵守法律、谎称自己有主权的德意志邦国君主”。此外，他还提出赋予德意志联合议会的议员们以代表权，这更是令保守派惊慌不已。当然，有一点可以确定，俾斯麦并不希望国家代表通过普选产生，而认为应该由各邦国来任命。
俾斯麦深知自己与威廉一世有很深的分歧，在此前写给罗恩的信中，他坦率地提到“国王出于自身意志，将正统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外交政策”，还尖刻地补充了这么一句话：“我相信，唯有改变外交态度，我们才能影响国王对国内事务的立场……我们和法国人一样都爱慕虚荣；如果我们能说服自己‘普鲁士受到了外国尊重’，我们就准备好，接受国内事务的挑战了。”俾斯麦的信中还有一段十分具有个性的话：“我对普鲁士君主的忠诚程度不输旺代人（Bis in die Vendèe，法国最忠诚的保皇党），但对其他任何人，我不负有哪怕一丁点义务，我甚至不愿为他们动一动手指。我担心，我那最仁慈的君主恐怕无法接纳我的这种思维方式，他绝不会认为我是皇家顾问的合适人选。”
国王怀疑俾斯麦的主要原因是他的外交政策目标，而不是他对原则问题的态度。他认为俾斯麦企图支持普鲁士与法国结盟。而且，不信任这位驻圣彼得堡大使的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有的报刊指出，俾斯麦支持将莱茵河畔左岸割让给拿破仑三世，从而换取法国帮助普鲁士吞并汉诺威、萨克森和黑森—卡塞尔选侯国。这样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炮制这些谣言的，正是与普鲁士外交部有交集的人。当然，俾斯麦并非不愿意将德意志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但他的目的是用这个承诺诱导拿破仑三世，获得他的帮助，然后设法不去兑现承诺。
俾斯麦认为在原则上回避与拿破仑三世交往是个滔天大错。在写给冯·格拉赫将军的信中，俾斯麦使用了一个了不起的类比：“国际象棋中有六十四格，如果你从一开始就锁住十六格不让我走，我当然不会和你下这盘棋。”俾斯麦想下一盘可以自如行走、不受束缚的棋，他不愿因任何原则或传统而被缚住手脚。
几年之前，在俾斯麦还在法兰克福，法国与撒丁的联盟即将与奥地利开战的时候，俾斯麦曾与一位奥地利外交官共进晚餐。当时，俾斯麦说了这样一番话：“有些安排是上帝做出的，有些安排是魔鬼做出的。如果有人想避开这些安排，魔鬼就会出手干涉。”（Il y en a des arrangements avec Dieu,et il y en a avec le diable,et si on n'en fait pas,le diable s'en mêle.）可以看出，俾斯麦并不在乎拿破仑三世是不是魔鬼；但无论如何，他都不打算回避拿破仑三世这一关，以免威胁自身地位。